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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培明——在卢浮宫“为蒙娜丽莎举办葬礼”的人

2009-09-24 14:43:21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

   

作者:刘莉芳

  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

  记者:4 年前,你在国内首次个展的序言上这么写:“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受全世界公认,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坐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现在你怎么看自己?成为主力了吗?

  严培明:还早着呢。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我才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过去,我坐在冷板凳上,现在偶尔从冷板凳上站起来,开始上场了。

  记者:2008 年,你的作品总成交额比2007 年增长103%。你的作品卖得这么贵,你想到过吗?

  严培明: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赚钱,没有追求过多少钱。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我就很满足了。拍卖行跟我无关,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

  记者: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火得烫手,你的作品却卖不动。

  严培明:那时我在中国没卖出过一幅作品。理由很简单,我签约的画廊面向美国、欧洲,没有在中国开发,中国人对我的作品还不了解。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火热和现在的低迷?

  严培明:这是必然的,就像炒股票。艺术圈子的人把艺术市场搞得像股票市场一样,出现很多的冒险、虚荣和膨胀。艺术品不可能一直涨下去,要靠一定的时间和艺术地位积累。三四流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乱涨,不可能的嘛。

  记者:你常年在国外,算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外的人吗?

  严培明:1990 年夏天,在法国南部办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展,才把我联系进来。当时有6 个艺术家参展:陈箴、蔡国强、谷文达、黄永、杨诘苍和我。现在这6 个人各走各的路,都很有名。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特喜欢黄永。他就是个艺术家,敢展示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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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你怎么形容自己?

  严培明:在心底里,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幸福。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想想问题。躺在床上就幸福了,还烦什么?

  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

  记者:1960 年,你出生在上海闸北区。童年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严培明:我出生在工人家庭,排行老二。我从小喜欢画画,慢慢就养成了比较孤独的性格,喜欢一个人想问题。放暑假,我会去农村祖母那儿,在河里游泳、抓小鱼。我的童年比较单纯,很幸福。我不会说我的童年痛苦。现在的我比过去痛苦多了。

  童年最幸福。在童年,我归父母管。现在,我不但要管自己,还要管父母和小孩,上有老下有小。

  记者:为什么你说现在比以前痛苦?

  严培明:当你爬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为难—遇到新台阶,跌下来惨,爬上去累,但还是要爬啊。

  记者:你多次提到命运。你怎么看待命运?

  严培明:我这个人永远在逃避。我想,我碰到的困难,都是我的命运。这样想,我就舒服一点。我妈妈信佛,天天帮我祈祷。中国人讲“命不好”,这也是逃避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一辈子很幸运,碰到了很多好人。每当我不幸运的时候,我会把它化成幸运。

  记者:你其实挺顺的,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中也没有磕碰。

  严培明:当时,我在横沙岛学农,班主任带着我们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学工是在上海手风琴厂,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师傅。那段经历很好玩。

  “文革”时期,上海的学校上半天课,学生多,教室少。我们就有课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画画就去画画,帮着出黑板报。这样,我就慢慢开始画画了。

  记者:你年少时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严培明:我的想法很简单,最想去电影院工作。电影院里要画广告、海报。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其次想去街道附近画死人照片的店。他们给死人画画,把一张小小的一寸照片放大。这也是画画,很自由。我想这份工作也不错,只要有死人,我就有工作。现在,我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变成我活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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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我听说过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在家里画画,画了两个礼拜。你的家人就站着吃饭,吃了两个礼拜。确有其事?

  严培明:真的。我的家人很尊重我。只有我有这个特权。我从小就很懂事,父母从来没有为我担心过。我知道我父母的痛苦,也知道他们的能量。我不会对他们有很多要求。

  记者:你家当年的面积多大?

  严培明:18 平方,已经算大了,我很多同学的家更小。小时候永远没有自己的房间,永远处于集体生活。

  记者:你的家境不富裕。你不上学,不做生意,只是画画。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严培明:他们是很普通的工人,不像现在的父母那么有功利心。他们从来不追求金钱,家里像养动物一样,给小孩饭吃,生活要求很低的。他们不懂艺术,可是知道我从事的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也不想我成为一个什么家,就是觉得你喜欢画画,就支持你。

  记者:现在你家的面积多大?

  严培明:差不多一两百个平米。

  记者:出国几十年后回到上海,你对上海的变化有什么感触?

  严培明:上海人最痛苦的就是房子。上海的变化就是从人均居住面积一两个平米到20 多平米的变化。现在,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人自私了,人情味比过去少多了。这就是社会变化,很难避免。

  记者:你在2004 年画过外滩。那幅外滩似乎有疑惑,没有荣耀。

  严培明:很多人会奉承,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永远有自我批评的意识,我不画美好的上海,表达美好的世界。我寻找的不是悲观,而是人的力量,自己的观点,对世界的责任。我是在搞艺术,不是在搞促销,也不是搞商品。

   我永远是中国人

  记者:1980 年你离开上海,去法国。为什么?

  严培明:因为没有考上上海工艺美院。去法国是为了读书。

  记者:巴黎是艺术家的天堂。你初到巴黎,仅待了一两个月,就离开巴黎,去了小镇第戎,并在第戎待到现在。为什么?

  严培明:巴黎有很多华人,小地方的圈子会更简单化,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是一个很独立的艺术家,从来不赶时髦,不想成天在外面混。我严培明在“蒙娜丽莎的葬礼”上只想成为一个成熟、纯粹的艺术家。所以我离开巴黎,找个小地方,独立起来,认认真真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做艺术,不需要住在卢浮宫的旁边,只要有能力、有想法,时间会证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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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1981-1986 年,你在第戎国立美术学院求学。你说自己最幸福的日子就是这5 年?

  严培明:我的大学生活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半工半读,各科成绩都不错。在那5 年里,我从少年步入成年,没有什么压力,很顺利。当时全校有200 多个学生,大家都知道我。

  记者:你在学生时代、毕业之后总共洗了10 年盘子。你焦虑过吗?

  严培明:从来没有。我洗过碗,扫过地,刷过厕所,擦过玻璃,卖过冰棍,在工厂里打过工。我知道,把盘子擦干净,让客人吃得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从来不觉得苦。为什么你们都说洗碗苦?打工不痛苦。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那就是现实。世界上没有低人一等的职业,只有不同的职业。不能看不起看门人、洗车人,那也是一份工作。

  记者:那时打工挣多少钱?

  严培明:刚够养活自己,当时的需求也比较少,房租、吃饭,一点零用钱就足够了。颜料,我买的都是很简单的。

  记者:你从1995 年起在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任教,你的学生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你会给他们什么?

  严培明:我教了十多年的书。很多老师会给学生看到不好的一面,我给学生看到的全是我的希望,艺术家最美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永远是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我鼓励学生去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不管成功与否,没关系。但是,艺术家多自由,做老师好像“蹲监狱”,还得担责任,和学生谈天。学生的素质不行就会说老师教得不好。最近几年,我退了,不做老师了。最近,巴黎美院又要我回去“坐牢”,我干嘛去啊?现在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自由。我再也不想做老师了。

  记者:你已加入法国国籍?

  严培明:我拿了外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我也没办法。我在国外,没人说我是法国人,我长得不像法国人,不染头发,也没有英文名字,大家都叫我“Ming”。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穿西装,不是穿上西装就会变成外国人的。护照在我口袋里,不给别人看,只给海关看的。

  父亲死去,儿子活着

  记者:你为你父亲画了很多肖像画。画父亲时的感觉很特殊吧?

  严培明:我在中学时就画过我父亲,当时没有别的模特。后来,我父亲来法国,和我生活在一起。他的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我就突然很害怕他死去。当然我知道终有那一天,所以我就开始画他的肖像。我画的是全世界小孩看待父亲的过程—小时候看到的父亲是那么伟大;后来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感到父亲是最卑鄙、最小气的;最后,父亲生病的时候,会看到父亲的可怜、病态。从伟大到可怜,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所以我画了一幅父亲的肖像,题目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卑鄙的、最骄傲的、最好的、最贫穷、最苦的人”。

  记者: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葬礼”展览上,父亲的肖像对着死去的儿子的肖像。为什么这么处理?

  严培明:我是很自我的人。在卢浮宫办展,我不想用别人的父亲、别人的儿子来表达父子关系。我就用我爸爸和我,这样有白头发送黑头发的感觉。不装死,怎么进卢浮宫?这也是蒙娜丽莎这个西方人的故事变成我自己的故事的经过。

  记者:你怎么看待生死?

  严培明:当一个人开始懂事的时候,身边就陆续有人死去了,你会接触到殡仪馆、火葬场。我爸爸已经去世了。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是最痛苦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永远是小孩。当前面有人走掉了,你马上就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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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你对死亡题材的表达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还是绝望?

  严培明:我很热爱生命。

  记者:怎样好好地活?

  严培明:我永远都采取一个方法—逃避。我最幸福的时候是在工作室里。工作室是我的天地,当我想做事情的时候,随时可以拿起画笔。不管画得好不好,在工作室里,坐一整天也好,傻站着也好。很多时候,我不画画也在工作室。那里让我舒服、安静、充满自由。手机一关,没人管你。

  有手机是很倒霉的。过去我们出差两三天,很自由。现在出差,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在干吗啊?”你永远要向别人汇报。手机的悲哀也在这里,把人像只狗一样地牵住了。

  记者:在你的一幅画中,新娘躺在殡仪馆里,陪伴着你。这幅作品你想表达什么?

  严培明: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当新娘是女人最美好的一天,而睡在棺材里是最悲惨的一天。画里的新郎是我的自画像。我希望美女永远陪伴,死的那天也要陪伴。

  记者:你希望通过作品表达什么?

  严培明:我从小就害怕死亡。我的大部分关于死亡的作品都是面对死亡的。面对死亡,你不能逃避。没有人能逃避死亡。

  我将一直是一个画家

  记者:你画过你的母亲吗?

  严培明:还没开始,今年可能会画。我很小的时候画过一张。在明年春天的纽约展览上,我会展出一系列女性画像,包括我母亲的肖像画。

  记者:你画的第一个名人是毛泽东,这些画帮助你在西方成名。

  严培明:我不是很笨的人。我喜欢毛泽东,我是在他的旗帜下长大的,受他的教育和洗礼。我刚去法国的时候,一些年长的西方人很熟悉毛泽东。他们觉得我画的毛泽东很新。是毛泽东让大家知道了我。

  记者:你画的毛泽东新在哪里?

  严培明:我画的不是商品。很多人画的老毛是商品。我很早就画老毛了,那时还没有艺术家画他。他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的开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画的老毛表达了我对老毛的感情,但不是崇敬。我画的老毛都很有力量,大气磅礴,呐喊,而不是小气的,也不是像奶油一样很漂亮的东西。我不是画老毛跳跳舞。我要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震撼力。他的诗很大气。我的画要和他的诗一样。

  记者:你的作品,从毛泽东到李小龙,尺寸都很大。

  严培明:前两天我碰到一个阿拉伯王子,他很喜欢李小龙,想让我帮他画张小的。我说李小龙是电影演员,不是电视剧演员。我从来不画像电视那么小的东西。我拒绝了。电视剧和电影两回事情啊。我不喜欢画小画,喜欢画大画,能让人走进去的东西。

  记者:你画的奥巴马肖像在他今年1 月的就职典礼上亮相。你是为奥巴马当选而创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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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培明:在奥巴马竞选以前,我就把他的肖像全画好了。奥巴马的摄影师把照片传给我,我根据照片画的。我知道他会赢。这件作品是美国一家基金会收藏的。展出这件作品的同时,也展出了死亡的美国士兵。当时美国的军机失事,16位士兵死去。16 幅国旗覆盖着棺材。当时,奥巴马在士兵面前落泪,他不是为了死去的士兵落泪,而是为了活人,他需要更多的人为国家服务,他永远需要士兵,也需要美金,也需要棺材,也需要更多新生的婴儿。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记者:在卢浮宫个展上,你为什么选蒙娜丽莎这个西方人耳熟能详、被无数次解读的题材?

  严培明:当卢浮宫馆长请我在卢浮宫办个展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要画蒙娜丽莎。在悬挂《蒙娜丽莎》那面墙的背后,他们给我一个厅。我画的是蒙娜丽莎的影子。影子永远是灰灰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另外,“蒙娜丽莎的葬礼”在卢浮宫里举行,而不是在外面,意思完全是对的。

  记者:除了名人,你也画过一些草根,比如杀人犯。

  严培明:对,我画了一些被判无期徒刑的女性。后来,她们中的几个人得到几小时的假释,她们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女孩子,结伴来看我的展览。我们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她们有很多年没有出来喝过咖啡了。她们说,外面的世界那么美好,她们感到幸福。我想,她们回去后,改造可能会更加努力吧。

  记者:你怎么画了那么多的自画像?

  严培明:画家永远是最自我的。没有自我,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我很谦虚,也很自大。

  记者:你的肖像是根据照片还是别的什么创作的?你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严培明:有时我自己会拍。一般是别人拍好之后,传给我。我的摄影能力不够。我用两三天就可以搞定一张画。我很随意的,做事比较快,画画也不唆。就像一个女人对他的老公里唆,很烦嘛。一句话可以说清楚,干嘛没完没了?我这个人说话很简单,说清楚就可以了。绘画是这样,拍电影也是这样。有的电影怕得很唆,有的电影一看就是经典。不要想得很复杂。有的人画画想的头头是道,什么色彩啊、光线啊、透视啊、表情神态啊、故事啊、头发怎么处理啊、嘴是什么样啊,等他想好了,这张画我早就画好了。

  记者:你一直只用黑白两种颜色,为什么?

  严培明:老实告诉你,我想画彩色,但画不好。因为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当你面对它时,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伟大。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画单色。我在读书时,有一个法国朋友,他画油画,但他是色盲,分不清所有的颜色。有时,我们恶作剧,撕掉颜料的牌子,他画出来的天空就是红色的,不是蓝色的。但是他的画很不错,他看到的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他画的色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不是看颜色,而是去理解。

  记者:你在法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是你的作品基本是关于美国的,关于法国的作品几乎没有,为什么?

  严培明:奇怪,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关心眼前的事情。我看得比较远一点。法国最近也没什么让我觉得可以去搞创作。

  记者:这次你在尤伦斯做了一件类似装置的作品,你会在绘画以外的领域开拓吗?

  严培明:不会。我是一个画家,永远保持对绘画的感觉。

    (编辑:范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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