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连根


张正隆

    被访者：张正隆

    采访者：郑连根

    “不容青史尽成灰”

    郑连根：早在20年前，《雪白血红》出版后您就享誉文坛了，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推出《枪杆子：1949》？

    张正隆:其实，1987年我采访《雪白血红》时，就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鼓励我写出来。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四野南下的历史，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可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动了写这部书(《枪杆子：1949》)的念头。结果采访、写作、送审，一连串的事就用去了近20年的时间。

    郑连根：现在肯用近20年的时间写一部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是因为采访困难，还是遇到了其他阻力？

    张正隆：最难的是采访。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了，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到现在，我采访过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不在了，有的即使活着，脑子也糊涂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有些人你不抓紧采访就没机会了，而这些亲历过历史事件的人一旦去世，就会带走部分历史细节。历史没了细节，就成了干巴巴的概念，就没法给人以血肉丰满的感觉。所以，我在采访这些人时很用心。我采访了一百多个人，对每个人，我的采访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一般的情况是，我先听他自己聊，班长、副班长、战友……一个个聊，聊完后，他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再提问。他们对我的提问也回答完了，我也没啥可问的了，再跟他们随便聊天，聊聊天气，聊聊身体，聊聊家庭……就在这种不经意的聊天中，往往会聊出非常有用的东西来。

    郑连根：您这还真是一套非常好的“采访经”！可是，这样的采访费时费力，是什么力量使您坚持下来的呢？

    张正隆：挖掘历史真相，丰富历史细节。于右任曾说：“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我对“四野”的历史感兴趣，就想把一些真相弄明白。以前的历史书上，说到“四野”南下，就“摧枯拉朽”之类的几句话。可是我在采访中发现，真实的历史是很残酷的。“四野”大军从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东北一直打到零上四十多摄氏度的海南岛，官兵深受水土不服之苦。中暑、打摆子、生疥疮、烂裆、夜盲……这些情况非常多，有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竟有一半之多。这种残酷有时比战争本身还可怕，有的战士不怕战死，但受不了水土不服之苦，这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一次强行军中，有一个战士用尽最后的力气冲出队列，拉响手榴弹结果了自己。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了。

    郑连根：这个很震撼！他已经决定自杀了，可自杀之时还要跳出去，以免伤及战友。

    张正隆：是呀！我觉得这个战士很了不起，可是这样的事情长期以来都被“屏蔽”了，不许说战争中的自杀事件，甚至不许表现战争的残酷。不过，这种情况近年来在逐步改变，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集结号》就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我儿子让我看一看，我看过之后觉得不错。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我小时候看小说、看电影，八路军、解放军一个冲锋上去就结束战斗了，很少有人牺牲，给人的感觉是打个胜仗非常容易。等我一采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咱得实话实说呀，报告文学不能玩假的。敢说真话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作家也不说真话，报告文学也瞎忽悠，那就更没法向后人交代了。

    1949年是个节点

    郑连根：那您对战争到底怎么看？

    张正隆：战争就是血淋淋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装备都不如对手。许多人参军后还没有学会射击就投入战斗了，所以我军出现大量伤亡是自然的。有的战役，平民的伤亡比军人还大。这都是历史事实。听山东老八路讲，1944年以后，我军主力部队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一对一没问题。可抗日战争刚开始时不行，那时侵华日军枪打得准，拼刺刀，有时咱们一个班、一个排对付他一个人都不容易。山东纵队那八路军，开头就是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那枪五花八门，没刺刀，有的都打不响，还有的人连这样的武器也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作战，伤亡哪能不大？

    郑连根：《雪白血红》出来后，就有人批评您的战争观有问题，您当时有压力吗？

    张正隆：当时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他们说我的战争观有问题，无原则反战，不分正义非正义。可我觉得，我写出的东西都是事实，不是我编的，只要事实靠得住，其他的就不会出大格——— 实事求是嘛！我觉得，鸦片战争之后，除了军阀混战，我们打仗都是反侵略的、都是正义的。内战是蒋介石发动的，毛泽东说“不喜欢枪杆子也必须拿起枪杆子”。前辈军人用枪杆子反战，我用笔杆子反战。我笔下写的是残酷的战争，但我心中想的是和平。和平太美好太珍贵了，只是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以为空气原本就该这样没有硝烟和血腥。想想我们的前辈颠簸在战乱中，我们就更应该珍视和平。而我们能够拥有近60年的和平，都源自1949年。

    郑连根：1949年是个历史节点，很多人的命运都从这一年开始改变了。

    张正隆：太对了！如果没有1949年的战火及随后的新中国成立，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干另外的工作，跟另外的女人结婚，可能也不会写这本书了，你可能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来采访我了……

    郑连根：这一切的机缘都要归结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造就了太多太多的机缘……

    张正隆：太多了，以致很多人反而感觉不到了。

     “放在今天，林彪也就是个普通白领”

    郑连根：您对“四野”的历史关注最多，“四野”的班底里有很多山东官兵，您对山东兵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张正隆：山东兵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都非常好！“四野”刚组建时就有3万多山东官兵，山东兵作战勇敢、豪爽，山东人厚道，好打交道。我这些年采访的好多“四野”老兵，几乎都是山东人。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徐芳春和张实杰，他们当年都是主力军主力师的主力团长。解放广州，张实杰第一个冲进来，徐芳春第二个，都是山东人，豪爽，快人快语。徐芳春80多岁，肌肉松弛了，讲话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最后一次采访结束，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非送我到大门外不可，他说，小张呀，听说你写起东西来不要命，别累坏了，但还得抓紧时间，不然我看不到了。这次来广州，徐芳春去世了。五六年前，我采访张实杰，他也是个大嗓门，让人觉得虎老雄风在。我采访完之后，每次他都送出老远，喊着：小张再来呀！等我书出版时再见面，这个老人一句话没说，目光直呆呆的，老年痴呆了，认不出我了。我抱着老人，紧紧握着他的手，心在淌血……

    郑连根：这可能就是一种缺憾吧。人生总不免缺憾，历史本身也有悲凉的一面，比如林彪，他当年带领着“四野”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岛，战功赫赫，可晚年却出了“ 9·13”事件……

    张正隆：林彪的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完，等什么时候咱们两个人见面我会细细地跟你讲。他是个怪人，他不讲究吃喝，不贪财也不好色，整天琢磨的就是指挥打仗的事，他确实是个军事天才，又赶上了一个战争的年代。可如果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我看最多也就是个普通白领，不大可能当上那么大的官儿……

    郑连根：最后一个问题，《枪杆子：1949》这部书有的地方文气不畅，给人的感觉是没说透……

    张正隆：删得太狠了，这部书被出版方删掉了10多万字，我很心疼，可是没办法。

    郑连根：删去的都是些什么内容？

    张正隆：既然他们给删去了，你也就不要写了吧？特别具体的问题，有机会咱们再私下交流，正式的采访可不可以也留下个小小的缺憾？

    郑连根：可以，当然可以。谢谢您！

    张正隆简介

    张正隆，辽宁本溪草河口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家，中共党员。生于1947年，1968年赴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务农，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奖。长篇报告文学《枪杆子：1949》于2008年 11月出版并热销。现居大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前，中华大地在战火中获得新生。这一过程恰如一位伟人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部书的名字就叫《枪杆子：1949》。

    写这部书的人是张正隆，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20年前，他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享誉文坛，那是一本全景式描写辽沈战役的纪实作品。《枪杆子：1949》在内容上与《雪白血红》紧密相连，写的是辽沈战役之后，“四野”挥师入关，从华北平原狂飙突进，一直打到海南岛的过程。

    与其他描述解放战争的作品不同，张正隆笔下的战争总是异常残酷——残酷到了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程度。当年，《雪白血红》走红之时，一边是好评如潮、洛阳纸贵，一边也引来了尖锐的批判。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非正义战争确实是残酷的，不人道的，而正义战争却不同。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而张正隆却要刻意地描写残酷，这是一种“反动的战争观”，是“别有用心之举”。

    20年前，这样的批评着实让张正隆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好在时代在进步，当同样描述战争残酷性的纪实作品《枪杆子：1949》问世时，此前的批评之声消失了。

    随着时间缆绳的逐渐拉长，人们看待历史的眼光也越来越平和、理性，从前那种对历史的单一的、狭隘的认知正在被修补和矫正。

    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张正隆先生。采访之后，感慨系之，遂写下了上面的话，权作引言。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