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子墨、杨玉圣
知识剽客，学术腐败，审视我们被污染的净土。杨玉圣：大学越来越衙门化，越来越公司化，越来越养鸡场化。
曾子墨：做学术批评这些年，让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最触目惊心的是什么？
杨玉圣：触动很深的就是正不压邪。
曾子墨：在上个世纪，我们都知道打假的关键词是王海。假货的泛滥促使了很多打假公司的出现，以至于今天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打假公司时，得到的相关信息会有一百多万条。然而在本世纪的中国打假的关键却不再是商品，在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学术殿堂里，学术造假、抄袭和剽窃的丑闻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这些学术精英道德腐败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急功近利 又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2006年初，互联网上一个叫做《中国知识界十大剽客排行榜》的帖子在很多知识分子论坛上广泛转载。
《中国知识界十大剽客排行榜》
倒数第一名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雒三桂，上榜理由：评注《诗经》、《永乐大典》、《中华绝学》等诸多古典名著，其中大量评注文字均涉嫌剽窃。
倒数第二名 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上榜理由：著作等身的王铭铭教授所著《想象的异邦》系抄袭哈维兰所著《当代人类学》。
倒数第三名 北京大学副教授黄宗英 上榜理由：黄宗英直接剽窃、改译《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英文名篇鉴赏金库诗歌卷》及《抒情史诗论》英文原著。
事实上在2005年末，学术界还发生了一件备受瞩目的抄袭事件。这位文抄公的主角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43岁的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周叶中。在认真核对周叶中的剽窃事实后，2005年11月24日，学术批评网网主杨玉圣在网站登载了揭发者王天成的文章《究竟是博导，还是“博盗”？——评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指出周叶中与其学生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只有268页，却至少从我的文章中抄袭、剽窃了36处”。随后一些学者也自发参与周叶中抄袭事件调查。
曾子墨：您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本书是在进行抄袭和剽窃呢？
杨玉圣：这本书的抄袭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王天成本人的证据之外，贺卫方教授发表的文章，证实周叶中教授还抄袭了高全喜、李强、崔卫平——后来我有一次见刘军宁，刘军宁说也抄了他的，网友还揭露他也抄了毛冒的，是北大的一个本科生的一篇获奖论文，另外现在我还有别的朋友，像满运龙博士认为也抄了他的论文，所以现在他抄的人不下于10个人。
曾子墨：确实属实吗？
杨玉圣：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王天成错了，他也跟着错。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五年前自创学术批评网，致力于学术规范、学术批评，被称为“学术清洁工”
在杨玉圣的网站发表王天成的揭发文章之后，网上迅速出现其他学者揭发周叶中的“博盗”事实。11月30日，天涯社区一个ID为“周叶中”的人留下“不予置评，清者自清”的帖子。
曾子墨：是不是有可能周叶中教授在这个事件本身当中，他也是个受害者？
杨玉圣：他不是受害者；如果是受害者，那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因为这本书的原型是戴激涛的硕士论文，他本身是戴激涛的硕士导师。一个导师在自己的学生作品上署名发表，这本身就是违背了学术规范，也不符合学术伦理，也是对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管理条例的一个挑战。
曾子墨：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导师在学生的论文前面署一个名字出版发表，这不是很普遍吗？
杨玉圣：这里面要看不同的情况。如果这篇论文是学生平时的读书报告、研究报告，而不是他的学位论文，可以理解；如果是学生的学位论文就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学位管理条例，学生是通过这篇毕业论文——主要通过这篇论文获取他享有的学位：学士、硕士或者博士。也就是说，这是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作品。因此，在学位论文署名上具有排他性，只能署他一个人。如果导师署上作者名字了，那就意味着是合作作品；如果是合作作品，对不起，这个学生就不能靠这篇作品获取学位，所以这是排他性的。
曾子墨：现在导师在学生的文章面前署名，更多的是因为导师给的压力呢还是学生们自愿的？
杨玉圣：情况不一样。有的是愿打愿挨，是两相情愿的事；有的是学生不让导师署名可能不容易发表，但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导师，自身因为做各种官员，从事各种活动，没有时间做研究，但他需要成果，他要报表，因此就把学生的文章拿过来发表。而且，周叶中教授还创了一个先例，他跟学生，同样一篇论文，同时在不同的刊物，分别署名发表。你说究竟是老师抄了学生还是学生抄了老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肯定有一方是造假的，有一方侵了另一方的权。
曾子墨：按理来说，当高校教师涉嫌了抄袭的时候，首先站出来进行调查的应该是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然而杨玉圣却表示，在中国的很多高校，学术委员会都是通过行政来任命的，所以根本难以承担他们应有的职责。像周叶中本人他就是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对于此事，武汉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周叶中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今年3月，王天成把周叶中告上了法庭。但是原定5月10日的开庭日期却一改再改。当民众们纷纷感叹学术界的自我纠错机制失灵的时候，大家也开始怀念学术剽窃的一个处理范本，那就是北京大学的黄宗英事件。
2004年1月，学术批评网首发关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黄宗英涉嫌抄袭的文章，北大英语系很快就此事展开调查，5个月之后作出解聘黄宗英的决定。
曾子墨：黄宗英副教授的文章当中涉及了哪些抄袭呢？
杨玉圣：他是讲艾略特的，他那本书抄袭了一本翻译成中文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艾略特的一本同样主题的一本书。这个抄袭也非常简单了，就是大段的照搬，所以那个作者也是用对照的方式论证他怎么抄的，哪些地方抄错了。后来北大英语系领导非常负责任，非常认真，就让黄宗英副教授自查最近三年来的成果，结果黄教授提供了一个报告说他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英语系就组织了一个专家组进行核查，发现他不仅仅艾略特这本书抄了，在其他的大量论著中也存在着抄袭问题。后来就经过核查小组，经过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讨论，最后无记名投票，按照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条例，来做出解聘的决定。
曾子墨：如果出现了抄袭和剽窃，能得到这样处理结果的占多少？
杨玉圣：大概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
曾子墨：只有这么少吗？
杨玉圣：对，特例。正因为这样，黄宗英教授这个事情才成为一个新闻。
曾子墨：为什么会这样呢？
杨玉圣：非常复杂。首先，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第二，很多高校采取的是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家丑不可外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督促不利。还有，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老好人主义”，觉得他除了这个问题有问题，但别的方面很优秀，因此类似将功补过性质的，能过去的就过去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曾子墨：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NextPage]
杨玉圣：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教育部跟各大学去处理。为什么？因为大学教师是拿着国家薪俸生活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学者，真是无言以对。
在2005年的学术抄袭事件中，还有一桩“贼喊捉贼”的公案。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把别人的13篇论文照搬进他自己独立署名、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求是集》，天津市语言学会因此发表公开信对沈履伟的抄袭问题进行批评。《公开信》发表不久，天津市语言协会却被沈履伟以名誉侵权罪告上法庭。而学术批评网网主杨玉圣也因为登载了天津市语言协会的公开信而一并成为被告。
曾子墨：沈履伟的抄袭和剽窃是因为什么？
杨玉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来讲，沈履伟先生就是想评教授，然后把别人的文章编了一本集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的，书名叫《求是集》。应该说，这个目的还是比较清楚，就是要评教授。
曾子墨：这个文章和被抄袭者的完全一样吗？
杨玉圣：一模一样，而且最有意思、最好玩儿的是，他抄袭了不同类型的情况。比方说，有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董志广的，是他的大学同学，是天津师大的一个教授；然后抄了南京江苏警官学院的一个叫封野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还抄了河南大学一个老教授周宝珠先生的若干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完全是把这篇文章复印下来，把原作者的名字抹掉，变成自己的文集。
曾子墨：这样去抄袭，不担心将来被发现吗？
杨玉圣：这就搞不清楚沈先生是怎么想的了。据他自己说，他只是印了一百本，用来评职称，莫名其妙。在他评职称公示期间，被同事举报了。同事举报之后，天津市语言学会就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他们在理事会上做了一个决议进行签字。
曾子墨：在沈履伟的事件当中，您怎么会成为一个被告呢？
杨玉圣：这个事情说来就很特别了。因为当时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发他们的公开信的时候，学术批评网是首发的，所以，等到沈履伟要起诉天津市语言学会的时候，就把我列为第二被告。
曾子墨：成为被告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吗？
杨玉圣：不意外，我觉得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曾子墨：做了什么样的思想准备？
杨玉圣：就是该打官司打官司，反正我又不是第一被告。你们第一被告先跟他们打，而且最好玩儿的是沈履伟那个案子审完了之后，在判决书上，我作为第二被告没有，没有第二被告。
曾子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杨玉圣：荒唐呀！所以，你就看到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的判案水平来了。在那个判决书上，居然没有第二被告。
曾子墨：如果是这么明显的抄袭和剽窃，为什么这本书还能够堂而皇之地印刷成书呢？
杨玉圣：据我们所了解，他是买的书号，从天津古籍出版社买的书号，并没有发行，但他因为要评职称，他必须拿出来公示，在公试的过程中被发现了问题。 [NextPage]
曾子墨：如果说他是没有任何可以原谅的地方，所有的事实都清楚的话，又怎么敢于去起诉打这个官司呢？
杨玉圣：这就叫“老鼠喊打”。我们总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现在老鼠厉害了，它反过来打人，这是完全不符合常规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把它概括成“老鼠喊打”，非常有意思。
很快，这样一个普通的学术抄袭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案件的一审结果竟然是沈履伟胜诉，天津市语言协会向沈履伟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元。此后，海内外近900名学者为了学术尊严签名声援天津市语言协会。
曾子墨：如果证据是确凿的话，为什么第一次审判，沈履伟会胜诉呢？
杨玉圣：河西区人民法院是按名誉权官司受理的，法官认为说沈履伟抄袭剽窃是构成对沈履伟先生的名誉上的侵权，是按这个判的；但他没有想到，如果这个人抄袭，他本身是抄袭剽窃，那么说他是“文抄公”，这是事实，构不成名誉权。因为学术问题你可以进行反驳，可以进行反批评，但河西区人民法院莫名其妙就受理了，糊里糊涂又判了一个案子，判他赢了。
曾子墨：如果黑白事实这么清楚的话，怎么会出现错判的情况呢？
杨玉圣：我就觉得糊涂法官判了一个糊涂官司，特别董志广——董志广做伪证，这非常重要，他给法院提供的证明说：我的作品——董志广先生独立署名的作品——在构思写作的过程中，沈履伟先生也提供过很多帮助；说把我的文章收到他的文集我是知道的。那么，你想想子墨，这不就乱套了吗？假如我把你曾子墨的作品——旅美游记统统抄到我这儿来，事后，你再给我起个证明，说玉圣兄这个集子收我的作品我是知道的，那你说你是同意了还是没同意呢，没说。因为像这么一种情形，是不符合常规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自己当了小偷被人家抓住了，再去起诉举报他是小偷的人，他竟然敢去起诉，而且起诉的是天津市语言学会。所以，到7月16日，我们在北师大就开了一个“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当时包括何卫方、邓正来、王逸舟这些中国最好的学者都来了，我们一个个签名，签名就是呼吁重视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然后呼吁法院秉公办案。后来这个签名到年底的时候，达到了900多人，包括美国的、香港的学者都参加。所以，等到中院再判的时候，就反过来了。
曾子墨：听到反过来的那一刻，心里想的什么？
杨玉圣：法院给自己挽回了点面子。如果再判败的话，那天津市人民法院整个系统在全国人民面前那就是蓬头垢面了，所以它挽回的不是学术的尊严，挽回的是司法的面子。
《中国知识界十大剽客排行榜》
倒数第四名 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 上榜理由：直接抄袭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恶劣。
倒数第五名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 上榜理由：近10部法学著作主要是利用职务巧取豪夺而成，骇人听闻。
倒数第六名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敬安 上榜理由：抄袭外国论著 学术地位是抄出来的
倒数第七名 北大才子余杰 上榜理由：其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因抄袭重庆作家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一文，引起文坛轰动。
曾子墨：有人说现在学术空气非常浮躁，学术泡沫非常厉害，学术造假也很严重。您同意吗？
杨玉圣：应该说这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估计，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
曾子墨：这是中国的特色吗？ [NextPage]
杨玉圣：不能说是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一个成果数量化的问题，都存在一个过度发表的问题，也都存在这种弄虚作假的问题。包括美国也有，韩国也有，日本也有。
曾子墨：什么叫做成果数量化？
杨玉圣：过度发表，就是数量化，就是按照你发表的数来评价你。
曾子墨：成果数量化会有什么不好的问题吗？
杨玉圣：它就导致了一种泡沫化，导致大家一味追求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中国知识界十大剽客排行榜》
第三名 作家郭敬明 上榜理由：代表作《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北京女作家庄羽的《圈里圈外》，因为拒不认错，而在官司中败北。被判赔偿20万元。
第二名 “中国第一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建伟 上榜理由：因剽窃作品《蝉蜕的翅膀》与原作《西部生命》同获范长江新闻奖而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文坛笑话。
荣登榜首的是 自由撰稿人孙敏 上榜理由：据称其每日写稿2万字，获利2～5万元。但多为剽窃他人作品。被评为“最疯狂的中国第一窃稿人”。
事实上，在这诸多抄袭案件中，真正得到惩罚的，只有极少数。这也为中国学术界抄袭的兴盛提供了另一个理由。
曾子墨：有人说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是因为惩罚的力度太低，您同意吗？
杨玉圣：有这个因素，我们有个成语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现在不“惩前”，怎么“毖后”？不“治病”，怎么“救人”？
曾子墨：他轻在哪儿了？
杨玉圣：轻在就是首先这事能了就了，能过就过，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么多抄袭剽窃的案例，没有人受到处罚，像黄宗英这样的是极少数。
曾子墨：这是仅仅在中国这样吗？
杨玉圣：在国外，虽然也有抄袭剽窃，也有弄虚作假，但首先在数量上绝对是少数；第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会被清除出学术界，像韩国的黄禹锡厉害吧，他一度是韩国的民族英雄，最后怎么样，那还得灰溜溜的，该道歉的道歉，该把他撤职撤职，所以他现在大学教授也给他撤职了，尽管很多人拥护他。
曾子墨：您认为黄禹锡事件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杨玉圣：不要护短。
曾子墨：为什么别人能够有这么严格的处罚力度，我们却做不到呢？ [NextPage]
杨玉圣：这里有很多因素。我觉得这跟我们中国的学术机制还不健全有关系，另外跟我们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有关系。这个学术界，说它大就大，说它小就小，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下不了手去处分自己的同事。
曾子墨：根本上的体制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杨玉圣：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学术跟非学术界线不明晰，因为学术有学术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规则，但我们现在非学术的因素——包括政治的、包括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对学术的干预太多，渗透太多，影响太多。这是根本的问题。你想哪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有党委、团委、这么多行政部门的？在我们任何一个大学，党、团、行政这三架马车占取了大部分资源，如果一个大学有一千个教职员工的话，大概有五百甚至六百个是党团行政。
在抄袭之外，更多的学者提出“学术腐败”的概念。杨玉圣说，这是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粮食上撒尿，这是中国农民绝对不会干的事情。
曾子墨：您刚才说做这些事情还是希望能够纠正现在不正确、不好的这种学风，中国的学风不正在哪儿呢？
杨玉圣：学风不正，体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权学交易，即权力跟学术交易；钱学交易，然后大学越来越衙门化，越来越公司化，越来越“养鸡场化”。学者，没有把学术当成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是往往当成一个谋取名利、功禄的一个手段。
曾子墨：但一般人想象不到，真的会有这么黑暗吗？
杨玉圣：就怕你想象不到，比你想象的还要黑暗。比方说，这个权学交易，只有中国才有这种现象。我们有很多高级官员，到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做挂名的院长，做挂名的博导，这就是非典型的中国腐败——学术腐败。你想一想，现代社会分工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作为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有很多政务在身，本职工作是做好政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去到大学里带博士生，搞科研，为什么？因为大学里有专门的人在做教学，做科研，带研究生。
曾子墨：这在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的现象吗？
杨玉圣：据我所知，至少美国没有。因为我是研究美国的，对美国比较熟悉。比方说基辛格，在做国务卿的时候，他是哈佛的教授，他一旦做了国务卿了，立马就辞掉哈佛的教授。所以说哈佛大学的教授，比方说前不久要宣布辞职的哈佛的校长，他原来是做过财政部长，但是他退下来之后来的。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咱们的部长们，咱们的委员长副主席们，等从政务退下来之后、而且是完全退休以后，要是能够到大学来做教授，非常好，那可以实现子墨你说的——实践跟学术能结合。
曾子墨：钱学交易，指的又是什么呢？
杨玉圣：钱学交易，是指的现在很多挣了钱的老板，又到大学拿学位，实际上是花钱买学位，这就是一种交易。
曾子墨：这个事情存在的多吗？
杨玉圣：越是名牌大学越多。据我所知，包括北大，包括师大，包括清华，你看看报纸，看看网站的广告，他们堂而皇之地办各种的高级研讨班，有的甚至办博士生班，实际上就是老板拿上多少钱，然后拿一个文凭。
曾子墨：人家不是也去上课了，上了这些研究班吗？
杨玉圣：对不起，他们基本上是不上课，上课是秘书代上的。[NextPage]
曾子墨：这会不会只是个别现象呢？
杨玉圣：在名牌大学这已经成为一个创收的一个重要渠道。一般的大学没有个资格，即使招大家也不来。
曾子墨：大学衙门化、公司化、养鸡场化，这又指的是什么呢？
杨玉圣：大学本来是一个传承知识、创新文化、培养人才的机构，但现在到中国的大学走一走，你发现首先是官气十足，每一个大学最漂亮的楼一定是行政楼，或者说那个行政楼一定在最漂亮的楼里面，然后就形成“校长一礼堂，处长一操场”这个局面。所以，到了一个大学里面，你发现一个著名的学者还不带一个“长”字，似乎是很少的了。
曾子墨：但是，优秀的学者被提拔成为领导，这不也很正常吗？
杨玉圣：我们可能是受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似乎一个学者很优秀了，只有把他提拔为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才是重视他。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我记得去年周光召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还特别提一点就是做科研跟做官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要做科研就不要做官，要做官就不要做科研。周光召先生说现在很多人从学者变成官员之后，控制了大量的课题费，而他没有时间做科研。这样一来，事实上在一个大学共同体里面就形成了不同的评价体制，真正做学问的、做研究的，可能没有资源，而他本来不做学问了但还控制着很多资源，这就形成一个不公平竞争，资源效益不可能最大化。
曾子墨：在学术批评领域，杨玉圣的犀利、苛刻和执着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可贵的正义声音，至少还有一批人在清洁着神圣的学术殿堂。然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却是一个更加合理的机制能够给予学者更好的激励，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能够让学者更好地去进行研究。此外，我们还希望看到对违规者公正和严格的惩罚。
曾子墨：您刚才说这是一个“挨骂招赔本”的事，赔本赔在哪儿了？
杨玉圣：赔钱，赔时间，赔身体，赔健康。
曾子墨：赔了多少钱，能说说吗？
杨玉圣：每年大概的维护费用在一万块钱。
曾子墨：在你网站的首页，我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这个“尊严”是什么呢？
杨玉圣：无论是学术还是学者，不要被人搞得蓬头垢面。学术应该是纯洁的，学者应该像个人样，应该有独立性，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社区、学术联邦，它应该让社会感受到还是社会可以寄托希望的一块净土，尽管这个净土里面也有藏污纳垢的地方；那么好了，我们慢慢地把它清扫掉。如果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也不能成为人们寄托希望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哪个地方还是我们的指望呢？
曾子墨：那对中国的学术环境，学术界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呢，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
杨玉圣：我希望学术界就是学术界，不是商界，也不是政界；我希望学者就是学者，不是官员，也不是商人，回归本色。
(编辑：萧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