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音乐家通过非凡的创造力和进取心在世界乐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一个让他们大显身手的平台，北京国际音乐节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也令北京国际音乐节赢得了更多认可。

记者邀请了三位参加本届音乐节的艺术家担任本期“说道嘉宾”。一位是在世界古典音乐节最闪亮的中国钢琴家郎朗；一位是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作曲家郭文景，一位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者和推动者、名指挥余隆。对于音乐节倡导的“中国概念”他们每个人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做出解读。

郎朗:中国味我就不愿意改

如果问现在谁是国际上最炙手可热的中国音乐家，答案一定是郎朗。每天穿梭于世界各地的音乐厅和大型活动的现场，行程以分秒计算，专辑销量甚至超过了很多欧美流行歌星。就是这样如日中天的郎朗把自己一个月的时间交给了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并一口气献上十首钢琴协奏曲。因为对于郎朗来说，自己永远属于中国，没有什么比在中国观众面前完成人生中这一挑战更幸福了。

记者:在与国外乐团和音乐家合作时，他们会刻意去想你是中国人吗？

郎朗:我觉得他们会，况且我也确实是中国人。哪怕你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还是会把你当中国人。

记者:你已经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音乐家了，但感觉你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很中国的。

郎朗:当然，我生在中国，爸妈的教育方式也很中国，这些东西是改不了的，我也不愿意改。

记者:你最初到国外时他们对你是什么感觉？

郎朗: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和外国朋友聊天。在他们概念里中国特别落后，中国人也是一些老电影里的形象。我说你们应该自己去中国看看。于是我就给他们看明信片、照片和各种介绍中国的书。他们都特别惊诧。一位美国朋友看到上海的照片时以为是纽约呢。

记者:没出名前在艺术上受过外国人的“歧视”吗？

郎朗:我18岁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他们特别不屑地说你弹一个中国曲子算了，我说等我弹完了你再说。结果我边弹边就听到旁边的人都在不停地“哇哦，哇哦，哇哦……”之后我到柏林弹贝多芬，到维也纳弹莫扎特，从来没有害怕过。

记者:你如何把西方音乐把握得那么到位？

郎朗:跟着感觉走呗，当然也要通过学习。我觉得才能学不来，传统是可以学习的。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对于我都很困难，我听不懂。但是和西方人接触多了，知道了他们的一些传统和习惯。不过学习西方音乐还是要向学习书本知识一样，一步一步来。

记者:你上一张专辑《黄河之子》销量非常好，你觉得人们是冲你？还是冲着专辑的内容？

郎朗:我希望他们两方面都喜欢，把中国音乐国际化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非常喜欢中国传统音乐，不过在钢琴上无论如何也弹不出二胡的声音，所以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我的方式去传播。

郭文景:中国符号不能乱“玩儿”

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与中国作曲家郭文景有关的音乐会就占了两台，一台是他的作品音乐会，四部作品时间跨度长达20年；另一台是他创作的歌剧《诗人李白》，这部歌剧刚刚在美国成功首演，短短3个月以后就来到了中国，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郭文景说10月丹麦哥本哈根要演出自己的三部作品，本应该兴冲冲跑去的，但他现在可以对他们的邀请说，“我去不了，我要参加《诗人李白》在北京的排练”。

记者:为什么许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都在国外首演，而且在国外的认可度比在国内高？

郭文景:在国外首演是因为人家出钱约稿，这刚好证明了国外的乐团和音乐节首先考虑的不是作曲家的国籍和民族，是艺术上好与不好，完全是对个人的认可。

记者:有人认为，一些中国作曲家的成功是因为摆弄一些中国符号引起外国人的好奇。

郭文景:任何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存在好奇都是正常的。古典音乐的听众与流行音乐听众很不一样，他们可以超越地域和国家的限制，靠地域色彩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在今天这个世界，资讯这么发达，不存在耍一些新花样就能赢得承认的事情了。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题材的，比如《蜀道难》、《愁空山》、《诗人李白》，这些算不算中国符号呢？

郭文景: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现实的表达，对今天生活的表态。我个人得到的承认和中国文化符号并没有关系。其实玩中国符号也没用，从现在的双年展等各种活动都可以看出，对于脸谱、阴阳、中国结、灯笼等，外国人已经不感兴趣了。比我有符号的人多得是，关键是对提升音乐质量有没有作用。我相信评价一个人一定是以个性和创作为标准的。世界承认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因为他有俄罗斯风格，而是他音乐的质量和深度。

记者:人们总把在国外有影响力的中国作曲家看做一个群体，您怎么看？

郭文景:我反对中国作曲家群体这个说法，我就是我，我跟谁都没有关系。之所以这么叫也许是因为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曲家在世界上没有声音，突然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出现了一些人，同时获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你仔细听他们的音乐，完全是不一样的。

记者:作为中国作曲家，有些责任应该是推卸不掉的吧？

郭文景:民乐是完全可以走出去的，这是中国作曲家担负的历史重任。我的目标就是为每一个中国乐器写两个版本的协奏曲，一个是国际通用的管弦乐队版的，一个是民乐乐队版的。我下一步要写的乐器是琵琶、古筝和扬琴。

余隆:向西方主流社会传递中国文化

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者，音乐节艺术基金委员会理事长余隆今年格外强调“中国概念和中国作品”，并不是因为本届国际音乐节中国作品音乐会的数量比往届多，而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

记者: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概念”？

余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承担着一项很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向西方主流社会传递中国文化，而这个主流文化的平台很大一部分是靠音乐。我们要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用别人听得明白的音乐告诉他们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是怎么看世界、看自己的，不只是吸引一些猎奇的眼光。我们非常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有最宽松的环境，昂首挺胸地面对世界。

记者:为什么外国名团名家来的多了，反而更强调“中国概念”呢？

余隆:前几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对于中国概念还比较模糊，现在世界越来越接受北京国际音乐节，外国的名家名团也想通过音乐节了解中国文化，再加上我们的策划能力也在完善，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输出中国文化的任务。

记者:在越来越多的名家名团面前，中国概念音乐会的选择标准是不是也提高了？

余隆:现在的标准确实严格了，尤其是歌剧和交响音乐作品的音乐会，要在国际范围内能够解读的，中外乐团都能演出的作品。总之希望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中国音乐在世界首演的平台。

记者:今年国际音乐节还第一次委约外国作曲家潘德列茨基创作《第八交响曲》，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余隆:委约知名作曲家为中国创作作品是今后的方向，因为要写中国，必然要研究中国文化，现在中国对外国的了解远远大于外国对中国的认识，因此要打破这种神秘感。

记者:能简单介绍一下今年音乐节的几台中国概念音乐会吗？

余隆:郭文景的歌剧《诗人李白》显示了他在艺术上的极高造诣，无论从技法、语汇和意境上都是他的巅峰之作，而他的作品音乐会中有些是根据唐诗创作的，唐诗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学语汇，我们想让人们了解中国艺术和文学的关系。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是对普通观众的一种文学音乐普及。京剧《原野》是一种探索，京剧虽然是古老的艺术，但它也需要推陈出新，尝试总不是坏事。

（编辑：金子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