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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专访

2010-04-06 15:08:09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张元还是那个标志性的钢丝爆炸头,只是已经很明显地能从中辨别出白发了。
   
  1989年,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元自筹资金“莫名其妙”地拍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那时,全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1993年,因《北京杂种》私自出国参赛,张元受到禁拍处罚,6年后,《过年回家》的公映又让他从“地下”回到“地上”。此后,他拍摄了《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等影片。

  “拍电影20年,我们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46岁的张元这样说。

  17年后的今天,张元打算续拍《北京杂种》。他在网上发布了海选演员的消息,寻找那些常住北京、无固定(不用朝九晚五)工作、内心躁动的年轻人,比如和尚、整容的年轻人、改装摩托车的、搞乐队的、模特……新片取名为《有种》,3月14日~4月11日,最终选出的10组人物照片在北京尤仑斯艺术中心展出。

  一代人年华老去,新一代年轻人又在做什么?这是他的疑问。

  “我还是有我自己坚持的东西,丢掉了自己的年轻岁月,基本上还是随遇而安,没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不满意,也没觉得特别幸福。”他说。

  张元看上去有些疲倦,新闻发布会现场,他还是不小心睡着了。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对80后的生存状态感兴趣?这次你拍摄的北京年轻人,和《北京杂种》时有什么不同,你之前对这一群体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张元:首先是好奇。我在拍《北京杂种》时,他们(崔健等)都是我的朋友,那时不需要访问,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今天这些年轻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他们的个性,能不能在每个人的身上还有特别独特的生命力,这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如果讲不同,我把他们每个人都当做英雄来看。

  我最大的震惊是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我想象的要恶劣得多。这次参加访谈的年轻人,很多成长于破碎家庭,情感的缺失、生存的艰难是我感到最震惊的。

  我想一个事情的时候,一般先把它想得很美好,但是到最后经常有使我伤感的东西。这次在所有图片中,我发现,笑的人很少,这让我最后选择完图片后也变得很伤感。

  中国青年报:这次你访问了近200个应征者。你每拍一个电影之前都会做大量的访谈,是不是想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状态?但这200个人其实也是有选择性的,或者说能看到这个应征信息的人也是有固定特性的。

  张元:我特别相信命运,在那一瞬间有哪个人看到这个消息,他来了,我们就有机会相遇了。我再三强调我不是一个社会学者,我对整体社会结构很难了解,我也不是心理学家,不能帮助别人解决心理问题。但我是一个愿意别人跟我真正倾心交谈的人。对我来说,他们的故事、感情生活,人性部分是我感兴趣的。所以不要认为我有能力用10个人、20个人、200个人代表整个一代人。

  我希望大家看到,除了大的建筑、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等等这些之外,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样生活。我可以请他吃顿饭,要让我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要求太高。他只让我感动,只让我动心,只让我的心变得更柔软,但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问题)。

  中国青年报:这种前期访谈会让你在讲故事时更踏实?

  张元:我每次面临一个剧情的时候,总不相信是真的。我在编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好奇,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有时我需要证实这个想象力。我在拍《过年回家》时去了17个监狱做访问,也采访了差不多30个女杀人犯,有些是死缓,有些是无期。和王小波写(《东宫西宫》)剧本时,也见了很多愿意站出来的同性恋者。这次我也希望获得一些直接源于生活的故事。生活中的故事永远比编撰出来的精彩一百倍。

  中国青年报:这次的电影可能还是有些内容不能呈现。就你的经验看,哪些内容可能会有问题?

  张元:这我还没想过。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没有意思,讨论这些没有用,谁也突破不了。就相当于我们一堆小孩在说大人坏话,没有用。

  电影太应该分级了。我带女儿去看电影,她一直捂着眼睛,害怕。不分级面临着7、8、15岁孩子选择看的电影和成人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尊重问题。有些电影是晦涩的、暴力的、色情的,就不该给孩子看。我不认为我的《东宫西宫》15岁以下的孩子可以看,我认为最好不要看,除了情色外,也比较晦涩。

  中国青年报:你曾经说过,有一段时间,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电影节。你也确实是电影节的获益者之一,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电影和电影节的关系?

  张元:电影节是大的舞台和平台。演员制片人在上面给大家展示。我过去的确很多时间参加比赛、做评委,那也是我了解世界的过程,也通过这个机会看很多国外电影,在国外销售我自己的影片。电影节就是个市场。现在有的时候还是要去电影节,但有些事一做多了就烦了。现在怕坐飞机。我原来拍那么多短片,现在也不爱拍了。

  中国青年报:时间上的一个巧合是,1999年你因为《过年回家》公映回到“地上”。这一年,贾樟柯因《小武》私自出国参赛被禁止拍电影。当时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张元:知道。那(《过年回家》公映)是我几年来做的非常坚决的一个决定。1999年电影上映,我是1996年、1997年就开始和电影局不断地沟通认错,写检查、交罚款、交拷贝(影片审查完必须交一个拷贝给电影局作为国家库存——记者注)。这个事必须要做,否则有很多题材我拍不了。我要拍《过年回家》,可是我没法拍,我要去监狱里拍,他们给所有的地方都发通知,不让我拍电影。饭还有的吃,但我没办法说话了,我要沟通。我当年的这个努力,到今天我也没有后悔。

  中国青年报:但感觉还是不断地有人在重走老路。[NextPage]

  张元:后来不是又是老路重现了吗?他们也还要再去做检查,也一样的。不管演得多么英雄,最后的路我都知道他们怎么走的,和我一模一样。一样要写检查,一样要送拷贝,没什么区别。

  我始终认为,电影的力量太小了,就是我们表达的一个方式。“禁”是延续苏联斯大林时代,把电影的力量看得太大了,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今天电影能提供给我们什么?就是精神桑拿,就是思索,或者能给你提供娱乐化的工具,有什么必要禁?

  中国青年报:现在如何再回头重看当时的“地下”阶段?

  张元:我觉得没错,它给拍电影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事后已经得到证明了。需要这样,不能只有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大家都可以拍电影,这也被证明了。而且很多题材都应该拍,这个以后也会被证明的。

  拍电影20年,我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在拍《妈妈》的时候,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彻底解决了一个方案,就是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可以申请单项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拍《东宫西宫》的时候,华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而且不能放在桌面上谈这个问题,今天你们的杂志和报纸已经可以放在桌面上谈了;《北京杂种》那个时候,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有点像洪水猛兽,今天北京已经有1万个摇滚乐队。我觉得,社会还是向人人平等去发展,社会变得更宽容,变得更能容留下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东西。

  (编辑:王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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