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1975年出生于湖南吉首市，土家族。1994年毕业于湖南广播电视大学，200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2002年开始写剧本并拍摄独立电影。杨恒曾拍过短片《凹凸》、《车厢》、《遗忘的瞬间》，《槟榔》是他的长片处女作电影。

　　采访者＝李名　受访者＝杨恒
　　
　　李名：之前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后来又在政府机关，学校等部门工作，为何最终选择了电影学院的摄影专业？

　　杨恒：广播电视大学学的是文秘。学摄影也是因为自己的爱好。

　　李名：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喜欢上电影的？

　　杨恒：原来也没有想过要拍电影，后来在电影学院上学才开始慢慢地喜欢上电影的。都是顺其自然，在学院的那个环境里看了很多电影作品，慢慢的会有一种表达的欲望。

　　李名：你学的摄影，除了《槟榔》还做过其他影片的摄影吗？

　　杨恒：没有，只做了《槟榔》的摄影。

　　李名：学摄影专业的很多人最后都转到导演，国内的有张元、刘冰鉴、宁浩、刘杰等等，在做电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优势？

　　杨恒：你会在一个电影还没有成型之前（剧本阶段）就有一种画面的感觉。

　　李名：优势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请摄影师了？

　　杨恒：我不觉得学摄影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每个人的电影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优势在于画面，有的人在于叙事。《槟榔》没请其他的摄影师还是经费的问题。

　　李名：请谈谈关于你的处女作《槟榔》整个影片从构思、剧本到拍摄这些情况。

　　杨恒：最初是想做一个成长的故事，我想很多导演做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因为自己很熟悉那种成长经历、成长方式。我拍的电影一定要是我熟悉的生活，我才能把感情融入到影片当中。
剧本写作阶段我会考虑到制作经费的问题，以及我所能把控的场景。影片是在家乡拍摄的。一共拍摄了19天，当中有两天没有拍。演员都是在当地找来的。

　　李名：《槟榔》据说只花了3万元拍成的，那么少的资金如何运作一个长片电影？

　　杨恒：当时只有3万元的资金，在那么少的资金下会考虑很多方面的事情，剧本、制片、后期都会有很多问题，问题该怎么解决、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都要考虑。这个影片没花多少钱，都是一些磁带、道具、吃饭的开销，还包括后期制作。

　　李名：《槟榔》是用什么机器拍摄的？剧组都有哪些成员？

　　杨恒：机器是当地电视台借的一个DVCOM，我不记得什么型号了。这其实还称不上一个剧组，都是一些朋友在帮忙，看景什么的。比较固定的有一个制片和副导演，以及4个主要演员，加上我一共7个人。其他演员都是完成拍摄之后就离开了。

　　李名：《槟榔》里运用的大多是静止的长镜头，给人一种“闷片”的感觉。长镜头似乎是艺术片的一种标志，往往也因此流失了一大批的普通观众。

　　杨恒：长镜头如果调度到位的话，你不会觉得它很长，很闷。不管是长镜头还是快节奏的蒙太奇剪辑都没有问题，这是导演的一种选择方式而已。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镜头的运用也包含着对电影的理解和态度。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些人可能就喜欢长镜头。

　　李名：影片完成之后有哪些方面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杨恒：在影片的技术方面不太令人满意，比如录音，当时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就是摄像机的外接话筒，导致收音不是很清楚。还有就是摄影的控制，没有达到完美的要求。

　　李名：完成《槟榔》之后对电影有没有新的理解或认识？

　　杨恒：我不觉得《槟榔》是一个很标准的电影。电影应该是一个定位比较清晰的作品，商业影片会有普通的观众，艺术电影会有特定的观众。而我做这个影片都没有考虑这些受众，我只想做一个个人的表达。当时想法很简单，影片完成之后能在一些地方放映，和一些观众交流即可以。在做这个影片之前我在想，要是观众没有办法去理解和沟通的话，我会考虑要不要再继续做自己的东西，或是换一种表达方式。也许会选择其他的行业，或者做一些和电影行业相关的事情，都有可能。

　　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很多老师会告诉你电影是一个故事，我的《槟榔》以及之前的一些短片，故事都是比较弱的。国外的很多独立电影也都是故事性弱，更多的表现是梦幻、超现实的内容，是一种很个人化的表达。

　　我觉得DV时代做这样一种影片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可以不用考虑巨额的胶片费用、不用考虑制片人的约束以及市场的压力，反而显示出一种难得的自由。

　　李名：那你认为称的上电影的是什么？

　　杨恒：作为工业体系内的电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制片人、以及之后的院线发行和上映。但是现在的电影概念更加宽泛，高清、普通DV制作的都可以称作为电影。我觉得是不是电影不重要，关键是自己要表达清楚，做出一些作品来。

　　李名：影片获得过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新导演奖等等，这些奖项有奖金吗？

　　杨恒：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金是3万美金，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新导演奖的是3千欧元。[NextPage]

　　李名：《槟榔》现在发行了吗？超低成本的艺术片似乎很难在国内发行，这样也就很难有渠道和观众见面。

　　杨恒：没有发行。每一个人做完作品都很希望有人去看，但是在发行的各个环节与人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商业的概念。你认为是一个艺术品，发行商的眼里只有商品，所以在理解和沟通上会有一些偏差。他们会认为你的影片有很多问题，当然从商业角度来说也的确是存在；可我的影片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很多卖点的商业片。这里面有国家大环境的原因，也有行业内部的因素，才造成很多艺术影片无法上映和发行。

　　李名：发行商作为一个商人卖片挣钱是唯一的目的，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会不会适当的在影片中增加一些观赏性和商业性？

　　杨恒：这个事情不太好说，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李名：你比较喜欢哪些导演和哪些电影？

　　杨恒：我比较喜欢阿巴斯，他的影片简洁、纯粹，还有他的那种制片方式。再有就是小津安二郎的后期作品，喜欢那种淡淡的气息。

　　李名：缺乏商业价值的中国艺术电影往往是不被大众所认识、接受。电影在中国更多是一种娱乐化的商品，讲究的是营销和票房，而在欧美等国家更看重的影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杨恒：艺术电影、独立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市场份额都不高，不仅仅是中国有这种现象。但是国外政府会有扶持电影的政策和基金，中国在这方面就做的不够好。

　　李名：你的新电影剧本《光斑》讲述的也是南方小县城的一段青春故事，和《槟榔》有几分相似，你是不是挺怀念曾经的青春时光。

　　杨恒：不太一样，《光斑》里的人物年龄要比《槟榔》的大一些，是十八、九岁的青春。主角已经进入了社会的层面，不再是一群小孩的故事。《光斑》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因为在青春期阶段里最重要就是爱情。

　　李名：你是怎样理解独立电影？

　　杨恒：只要资金、制作、发行等都是独立完成的都可以称之为独立电影。但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比较窄一些，大都关注的是一些政治、边缘人物等。我认为独立电影也可以做得很商业很有市场。

　　李名：你认为目前中国的独立电影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处境？

　　杨恒：我不太关心这些事情，我更多在想怎样把自己的作品做好，再怎样去与观众沟通、交流。环境的好坏是我掌控不了的，我尽量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就好了。

　　李名：你认为一些超低成本的艺术片该如何更好的走向市场或推广？

　　杨恒：正因为成本很低，所以很多因素作者就不要太考虑，作品之外的东西反而会影响你的创作。没有投资回报以及市场票房的压力或许会成为你的一种优势，你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

　　李名：你认为目前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你希望中国电影有分级制度吗？

　　杨恒：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制度，美国的独立电影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问题。

　　电影分级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只是时间未到。

　　李名：你目前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杨恒：该干什么干什么。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