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文精神的捍卫者”，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使他的观众拥有巨大的年龄和国籍的跨度。无论是各类新潮价值观纷至沓来的历史时期，还是斑斓的风潮主义滋生倾轧的艺术年代，他的影片似乎总叫人洗去铅华，朴素又静谧地询问起人类的良心。然而，在《烈日灼身》和《西伯利亚理发师》获得世界声誉后，导演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2005年，《烈日灼身2》的完成，2007年俄罗斯版《十二怒汉》入选威尼斯电影节，那个熟悉的米哈尔科夫又复活了。

　　《十二怒汉》的灵感源自美国导演西德尼·鲁迈特1957年拍摄的经典影片，故事背影移植到了俄罗斯。在篮球场改建的会议厅内，十二名不同身份的陪审团成员商议一起车臣少年谋杀养父的指控案。证据似乎确凿，十一名陪审员同意谋杀成立，只有一名投了否决票。“判决结果会决定一个少年的一生，起码应该再慎重地讨论一下案情”，他的一再坚持让几名同事重新观察到某些无罪的证据，原本毋庸置疑的决议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巴黎著名的影像论坛在2月初组织了米哈尔科夫见面会，更像是一次自由的艺术探讨。

　　典型的俄罗斯立场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一直给人一种纯粹俄罗斯式的文化习俗和内省精神，为什么《十二怒汉》选择翻拍上世纪50年代美国导演的剧本？

　　米哈尔科夫：西德尼·鲁迈特的《十二怒汉》主要阐述的是：在美国，法律所具备的力量。我的影片只坚守俄罗斯式的故事情节，正因为这样，影片开始时，许多外国观众就无法理解，对车臣青年的罪证讨论是关于情还是关于理？俄罗斯当然有法律，但也有些东西超越法理，我把它叫做“怜悯”。这种“怜悯”贯穿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没有悲天悯人孕育出的仁慈，再严酷的真理也是谎言。所以生活引导作者去分享一种共同命运，去感受俄罗斯民族的苦楚。

　　我原以为，只有我这一代人才能理解这部影片。但看见展映时的观众人数，我发现，这涉及一个人类的大命题，我只是把它导入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立场。

　　因此，具体处理时，我极力避免电影变成“麦当劳”食品。要知道，俄罗斯经历了80年苦难的历程，整个社会与历史传统的牵连都被切断了。今天，我不指望人们通过电影来理解我，但他们可以来感受我。如果只是制造“理解”，等于制作了“麦当劳”，相反，如果是创造“感受”，那我得到了伟大俄罗斯文学的火种。

　　自导自演“纯属意外”

　　时代周报：作为演员导演，你常在自己作品中担任主演，《十二怒汉》中，扮演陪审团主席，是最后拍板定论的人，正如你是作者，是全片的定论者。创作剧本时，你怎样为自己设定角色？

　　米哈尔科夫：写剧本时，我从来不为自己设计角色。每次我出演自己的电影都是出于意外，理想的演员没有档期，或者病了，或者受伤了，或者一些特殊原因。比如《烈日灼身》，当时我的小女儿纳迪娅只有8岁，要她在戏里把陌生人当爸爸还做不到，所以只能由我来演上校。

　　时代周报： 《十二怒汉》大部分情节发生在一个闭合的空间内，以一种舞台戏剧的形式展现的。你在表演的同时如何兼顾导演工作？

　　米哈尔科夫：影片的拍摄用了60天。我觉得自己不像导演，更像个驯兽员。（笑）拍摄对我而言就是斗牛比赛，最重要的就是训练和排演，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都是如此，但人们经常忘记这点。

　　另外，我还尝试了“多机拍摄”，租四台摄影机是有点昂贵，但值得。每位演员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在拍自己这部分，大家被逼着每时每刻都要尽全力；而且，表演时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对话的时机掌握上，而不仅仅是台词的内容。这让我们触到了一种真实，乃至真诚的形式。

　　“我们为什么陷入战争的泥沼？”

　　时代周报：你说到真实、真诚，但为什么大多数俄罗斯影片都采用后期录音或配音呢？

　　米哈尔科夫：俄罗斯确实有电影后期录音的文化传统。在苏联时代，就拥有一流的配音译制学院。如你所说，今天我们的电影声效还离不开录音室。

　　但我不觉得后期配音合成是万能的。拍摄《蒙古精神》时，我就发觉了，内蒙古草原必须在完全的真实状态下拍摄录制。当时，我的工作人员在草原的四周都装了录音麦克风。监听时，每一次草木发出的声响都是不同的。正是这种自然的声音给了草原强度和情感，也给了我的影片一种天籁的氛围和涌动的活力，而这正是电影最可贵的生命灵性。

　　时代周报：这次组织方回顾性地放映了你执导的首部长片《战中有我，我中有敌》，现在看来怎么样？

　　米哈尔科夫：拍摄这部影片时，政治局面很动荡，但一些细节让我记忆犹新。有一场戏找了许多俄罗斯和车臣的群众演员，大家分作两排，俄罗斯人在先，车臣人在后，后者扮演抢劫者，前者被扣押。当时我们正处在内战时期，电影里演的也是内战。一名群众演员问我：“是你发给我们道具枪呢，还是我们自己到屋里去拿真家伙？”之后，无论我拍摄《烈日灼身》还是《十二怒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着我：“我们是怎样让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沼中的？”

　　这问题也常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名言：“俄罗斯人热爱过去，厌恶现在，惧怕未来。”但这句话其实并不悲观，未来也会很快变成现在和过去，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只沉溺于对历史冥想的民族。当然，我也一直避免在影片里表达这类抽象观念，因为电影本身必须有一颗勃勃跳动的心。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