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电影人的涉影经历与他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他曾因拍电影被捕，被射杀，被抓进医院，被内战牵连。弗朗西斯·科波拉、大卫·林奇以及特吕弗—这三位电影风格大相径庭的著名导演，都曾表示受到过赫尔佐格的启发。特吕弗曾称赫尔佐格为“最为重要的在世导演”。作为今年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赫尔佐格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
B＝《外滩画报》
W＝沃纳·赫尔佐格
B：你曾说，电影节被过高评价了，是不是电影本身也被过高评价了。
W：是的，两者相比生活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不是指柏林电影节，我是指电影节太多了，全世界一共有3000-4000个电影节，你必须认识到它的实质，电影节仅仅是一项“媒体事件”，而好电影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全世界每年能诞生的真正的好电影大概才只有3-4部，这就是问题。
B：这种情况是近些年来产生的吗？
W：不是，这是一种常态，一直以来，真正的好电影每年就只有3-4部。那些电影是你会寄给朋友，告诉他，不得不看的。但是，所有的电影节的参赛片单元都是爆满的，所以这就是系统性的问题。我认为，全世界每年有4-5个比较权威的电影节就足够了，否则就会出现太多的“电影节电影”，这显然是不健康的。
B：然而，面对每年只有3-4部好电影产生的概率，作为电影节评委，你怎么办呢？
W：是啊，我所指的好电影，是指能够流芳百世的那些。我只是7位评委中的一位，而我们的文化背景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余男来自中国，弗朗西斯卡科.曼茨尼（Francesca Comencini）来自意大利，蕾妮.齐薇格来自美国，小说家法拉赫（Nuruddin Farah）来自索马里，何塞.玛利亚.莫拉雷斯（José Maria Morales）来自西班牙，我则来自巴伐利亚，奖项由大家共同决定。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评奖。但你知道，电影节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好电影，我们只能在提交来的电影中选择出最好的一部。
B：你说你每年只看3-4部电影？
W：对，我从小就是这样。我11岁才看第一部电影，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电影的存在。当时，那次电影的放映在我所处的巴伐利亚山区的学校里，是一次特殊的活动。我一直不怎么看电影，当然，那些伟大的电影，我都看过。这就像我导演歌剧一样，我从来不以观众的身份观看歌剧，从来不。
B：那作为评委，你这几天要看20部电影，不是难受死了？
W：哦，不不，完全不（笑）。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其它评委都觉得疲倦万分，对我来说，则是新鲜刺激，那真是美好。
B：今年的电影节似乎是围绕着家庭主题的，家庭关系似乎很能反映出人的困境？
W：也不能这样说，也有其它主题。然而，你发现，今年的许多电影都反射出当今面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多重影响，这是一种心情上的影响，这种悲观的心境在前两年的电影中，几乎很难找到。
B：你说你没有职业生涯，那你怎么描述你所从事的事业。
W：哦，那是我的生活。我认识许多电影人，他们对下一部电影的拍摄选择，完全是策略化的，拍什么能快速地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就这么做决定，而对我而言，我从未这么思考过，我只拍那些撞进我世界的东西。
B：那你移居美国之后，那些撞进你世界的东西有所变化了吗？
W：没有，完全没变。去年，我拍了三部电影，如果我能够快速地找到足够的资金，把所有撞进我世界的东西都拍了，那我一年可以拍上20部电影。
B：能解释一下，你为何选用尼古拉斯.凯奇作为男主角吗？很难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联系起来。
W：我很多年前就看过他的电影，我想尼古拉斯并不是布莱德.皮特或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种凭面孔吃饭的演员。我其实一直对他有所关注，据说他也一直关注则我。是他首先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从并澳大利亚联系到了我。60秒钟以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合作的磋商阶段。进入该阶段，一般需要说4-5句话，而我们两个就说了两句话，就发现找不到不一起合作的理由。
B：你偏爱讨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且总爱在各种荒蛮之地拍摄电影，在全球化的波及下，这样的地方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W：哦，我很擅长找地方，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然而我也拍都市剧，我的新片《儿子，你都干了什么》（My Son，My Son，What Have Ye Done）就是在一个人心破碎的城市背景中进行的。不过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擅长在人造的布景下拍摄，在户外，在大自然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我感到更自在。
B：患有妄想症的儿子杀死了母亲，《儿子，你都干了什么》是你同大卫.林奇合作的，他是监制，你担任编剧和导演，说说你们的合作经历吧。
W：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我想了很久的故事，灵感来自于古希腊悲剧。大卫.林奇有自己制作公司，已经运作了10年。有一次，我们一起讨论到现在的电影制作成本实在太高了，一部投资3千万美元的电影，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成本，5-10年吗？我们打算在一起发表一个宣言之类的东西。后来，我们提议不如就以一部电影为示范吧，用最好的演员和最低最低的成本，这样的电影立刻就能赚钱。于是，第二天我就动工了，但是他没有参与任何制作。
[NextPage]B：你一直等到列娜拿到美国护照才同她结了婚。
W：对，因为根据国际公约，如果她以前苏联人的身份，同我结合的话，就自动会成为一名德国人。我想家里有一个德国人就已经足够了。哈哈！
B：包括去年的《朗读者》、昆丁.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以及今年的参赛片《犹太人苏斯》（Jew Sus），犹太人大屠杀似乎又成为了电影的热话题，你对这些电影怎么看？你本人对此历史事件还有印象吗？
W：除了纪录片，我没有看过任何有关大屠杀的电影，连《辛德勒的名单》也没有看过。我当时还很小，已经不记得了，我想这段德国集体意识犯下的野蛮错误，某一部分不能被语言所表达，在其它任何民族、文化或历史中，都找不到相似的可比性。我想这个根本性的错误，还有待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继续反思和发现。
B：这是否也是你拍电影的潜在动力，试图通过拍电影来补救？
W：我想是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就是希望唤醒德国文化中精髓的那部分，我是指那些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作家、作曲家。战后，曾经有人给弗里茨.朗（Fritz Lang）写信，告诉他德国有新电影人出现，朗回信说，我想今后的德国电影再难出现什么正直的作品了，而朗正是在收到了《生活的讯息》后，收回了这样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奠定了基础，对我非常非常重要。
B：据说你要开一个电影学校，不知道学校办的如何了？
W：那仅仅是一个组织旅行的理事会。我想学生们每天的上课内容，就是体育运动，比如练拳击，教学目的是帮助他们客服胆怯。学校是一套很大的房子，每个角落都是拳击场，授课内容包括拳击术、翻跟斗、杂耍或者变魔术。能不能成为电影人，我不敢保证，但我的学生一定都身强力壮。如果他们拍不成电影，至少还是以此谋生赚钱。
B：能否向电影学校的学生们传授一下成为成功电影人的经验？
W：当出租车司机、屠夫或者到性爱俱乐部充当保镖，直到你赚够拍第一部电影的钱。如今，大家随手都能买到可以拍视频的数码照相机，所以，别再找理由啦。哈哈，这是开玩笑！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两个字——勇气，坚持拍你自己想拍的东西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