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邀请俄罗斯圣彼得堡科米萨尔日芙斯卡娅剧院在京演出《日瓦戈医生》。这部剧作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改编，这使得人们又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部小说诞生以来的社会历史风云。

　　“《日瓦戈医生》事件”

　　《日瓦戈医生》如今已成为20世纪俄语文学中的名著，因为它是帕斯捷尔纳克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因为它反映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的主题引起很多人共鸣，因为它将散文与诗歌的元素融为一体的“诗小说”风格在小说发展史中也留下了痕迹。但是，围绕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发表、传播和改编等有过的风波，无疑也对这部小说的影响力有诸多添加。

　　1945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历时10年方才完成，作者将小说投给《新世界》等杂志，均遭退稿，于是便把小说手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菲尔特里内利，后者于1957年在米兰出版这部小说的俄文版，次年又推出意文版和英文版。苏联当局闻讯后立即对帕斯捷尔纳克做出严厉批评，意共也在苏共压力下把那位出版商开除出党，但这些举动反而使这部小说在欧洲变得更加出名。

　　据已解密的文件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曾介入此事，它出资把此书翻译成世界多种文字，免费散发。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想告诉世人：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小说在他所在的国家居然得不到出版和被阅读的机会。

　　1958年，瑞典皇家学院做出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但苏联境内却掀起一场针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全民批判运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声讨文章，作家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诺贝尔奖。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日瓦戈医生》事件”。

　　如今时过境迁，有人因为一位作家居然由于一部文学作品遭此劫难而唏嘘不已，也有人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介入而对这部小说不屑一顾。其实，这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一部作品很偶然地成了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让这部作品彪炳于文学史的，最终还是其独具的艺术价值。

　　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书”

　　《日瓦戈医生》主题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第三种类型”之代表的日瓦戈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遭遇。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归纳并再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这样几种独特属性——

　　首先，以做旁观者的不作为方式，自觉地维护自我、社会的道德纯洁和精神健康。在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在两派无谓争斗的历史阶段，他们保持中立，与两个阵营都同时拉开距离，不随波逐流，也不以牙还牙，他们认为这才是最为恰当的消弭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

　　其次，是对文化和艺术的眷念。小说中的日瓦戈，虽然生活动荡，虽然职业为医生，却始终没有停止关于俄国历史和现实的哲学思考，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和诗歌写作，他似乎在用自己的举止图解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创作信条：“艺术就是战胜死亡、赢得不朽的唯一途径。”

　　最后，是对大自然的亲近。小说中的日瓦戈颠沛流离，却自始至终都处在俄国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对大自然具有诗人般的敏感和情人般的深情。日瓦戈在瓦雷金诺的爱情和写作，其实构成了一种象征，即大自然才是他的思想摇篮和情感归宿。

　　通过日瓦戈对道德、文化和自然这三种元素的坚守，帕斯捷尔纳克给出了以日瓦戈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和历史意义。

　　日瓦戈被投射的那些身份

　　“日瓦戈”这个姓氏在古俄语中有“生活”之意，这就是说，在小说作者心目中，日瓦戈首先就是“生活”的象征。

　　日瓦戈是一名“医生”，作者为他的主人公选定这一职业，可能有这么几种考量：首先，医生在俄国和苏联一直被视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作者要为俄国知识分子树碑立传，主人公的医生职业无疑是合适的。其次，以数十年间始终有敌对政治力量相互搏斗的俄国社会作为小说场景，选取医生这样一位“中立人士”作为主人公，让他在两大阵营之间穿梭往来，这就给了作家更为阔大的描写空间和更为自如的叙事转换。最后，日瓦戈的医生身份也构成一种隐喻，置身于满目疮痍的社会和瘟疫流行的时代，日瓦戈却始终在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医治，他以他相对健康的精神与病入膏肓的环境构成一种对峙，这才是日瓦戈的“医生”职业的隐含意义所在。

　　帕斯捷尔纳克正式动笔写作《日瓦戈医生》，是在他完成对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的翻译之后，《哈姆雷特》的翻译无疑影响到了《日瓦戈医生》的写作，痕迹之一就是日瓦戈身上浓厚的哈姆雷特气质。在小说中，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和别无选择，在日瓦戈的身上都有所体现。日瓦戈缺乏果敢的行动、坚强的意志和明确的目标，似乎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人物，也有人称他为“20世纪的多余人”。然而，把日瓦戈的哈姆雷特性格置入他所处的动荡、激进的时代，这一形象的“积极”意义便凸显出来。不随波逐流，不左右逢迎，更不助纣为虐，这就是日瓦戈在革命时代始终如一的姿态。于是，哈姆雷特提出的“做还是不做”的问题，在日瓦戈这里反倒有了答案：“不做就是做！”

　　帕斯捷尔纳克曾把《日瓦戈医生》称作“我的基督教”，这当然是一种比喻，指这部小说是他的思想和信仰的集大成者。但与此同时，他这样的表述也能帮助我们更充分地意识到《日瓦戈医生》浓厚的宗教色彩。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俄国文学中传统的“使徒传”体裁很相似，其中的年代和日期大多采用宗教日历上的说法，文中大量采用宗教词汇和《圣经》引文，这些成分在苏联时期的小说中极为罕见。

　　如今，《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宗教阐释，人们意识到，日瓦戈就是另一个耶稣，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性格和形象而言，还是就经历和命运来说，日瓦戈都是一位20世纪的“俄国耶稣”。从身世和经历上看，和耶稣一样，日瓦戈也是一位受难者，也是一个纯洁安详的天使般人物，是基督个性的独特投射，也是一个“给定的”性格。

　　日瓦戈是生活的象征，也是基督教圣徒的化身，他是具有隐喻意义的医生，也是20世纪的哈姆雷特，具有如此多元身份的日瓦戈形象，注定是一个内涵复杂、深刻的文学主人公。

　　《日瓦戈医生》的影视和戏剧改编

　　早在1958年，也就是小说《日瓦戈医生》面世的次年，巴西的一家电视台就播放了根据小说拍摄的影视片。但对小说《日瓦戈医生》最为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无疑当属美高梅公司1965年拍摄的影片。

　　由英国著名导演大卫·利恩执导的此片曾获当年奥斯卡5项大奖，并赢得上亿美元的票房，至今仍位列美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10部影片。这部电影中优美的画面、优美的音乐和优美的主人公引得全世界众多影迷追捧，使其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人称道的好莱坞经典影片之一。但是，喜爱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读者却往往对同名的好莱坞大片颇有微词，认为导演对于小说中宏大的历史叙事有所回避，拍出了一出拖沓、浅薄的言情剧，认为在影片中饰演日瓦戈的埃及演员奥马·沙里夫的身上完全没有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认为摄制组当年被迫在西班牙和芬兰拍摄的外景虽然优美，却同样缺乏俄国味。

　　2002年，美、英、德三国合拍了电视剧《日瓦戈医生》；2005年，俄罗斯也拍摄了俄罗斯版的电视连续剧《日瓦戈医生》。

　　1993年，莫斯科塔甘卡剧院上演了由著名话剧导演柳比莫夫执导的同名话剧，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小说《日瓦戈医生》一次又一次地被搬上话剧舞台，至今至少已有十几个演出版本。

　　《日瓦戈医生》的确并非一部适合影视和戏剧改编的小说，缺少冲突、相对淡化的情节，悲凉与抒情相互交织、诗歌和散文元素相互渗透的叙述调性，既缺少外部动作，又无性格发展的人物形象，都对影视、戏剧改编者构成巨大挑战。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小说之深刻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对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多重身份的体验和再现。在观看圣彼得堡科米萨尔日芙斯卡娅剧院此番的演出时，我们就不妨多从这两个角度来揣摩和体味。

　　（本文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