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枫

　　他不是科班出身，却把全部理想附着在舞蹈上，并带出一支重量级国际舞团。 

　　据《吕氏春秋》记载，黄帝时一个叫大容的编舞家，做了两支舞——云门和大卷。云门，成了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可惜舞步已失传。幸运的是，1973年，一个叫林怀民的男人，一手创建了台湾第一个当代舞团，命名“云门舞集”，自己任“艺术总监”。林怀民一生没有婚姻和孩子，视“云门”如珍如宝。如今，“云门”已走过三十余年，成为一支重量级国际舞团，载誉无数。

　　其实，如果你知道台湾的过去，就会发现，“云门”不只是一个杰出的舞蹈团体，它还代表着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林怀民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20世纪的台湾文化史上，他与邓丽君、三毛一样，是一个有着清晰指向的时针。

　　不同的是，她们都走了，只剩他还在为“云门”四处奔走。今年11月林怀民再次来到大陆，进行其经典作品《行草》的巡演。

　　云门缘起

　　林怀民出身名门，14岁时出版小说《蝉》、《变形虹》蜚声台湾文坛。1970年，23岁的林怀民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学习文学。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天跑到舞蹈系，选修了一门在日后影响他一生的课程——现代舞。“我非常认真，然而很笨，因为身体骨架子都已经成型了。所以那时在等地铁等巴士的时候，我脚就挂起来，挂在任何一个有杆子的地方。”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那时的台湾流行赤脚医生，背着包到乡下服务。“我们那代人不少都受到赤脚医生精神的感染，想到乡下服务。而我更是一心想去乡下跳舞，所以稀里糊涂地成立了云门舞集。”在林怀民看来，舞蹈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参与社会的一种手段。

　　“云门”第一次公演时，无数人好奇，这个“弃文从舞”的家伙到底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于是两场3000多张票，竟卖得精光。

　　看“云门”演出，让当年的台湾人第一次感受到何为“剧场规范”。1970年代的台湾剧院如同戏园子，演出中常会听到酒瓶“骨碌碌”从剧场最后一排一直滑到第一排。看戏迟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林怀民特意在“云门”的门票上注明：“准时开始，迟到观众中场才得就席。”而演出时若有人用闪光灯拍照，林怀民或叫来舞台监督，把灯光全部打亮；或马上抓起舞伴大步走向后台。“演出时照相，会严重影响舞台效果。”林怀民追求的，是舞蹈的极致完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晚期，拜金主义开始在台湾上空弥漫，眼见台北的许多咖啡厅统统改名为“金可乐”、“金池塘”、“金工业”，林怀民痛心不已，他忽然觉得 “云门”与社会的对话彻底消失了，“没有对话的对象，你也不想和他们讲话。”带着落寞与悲哀，1988年，林怀民毅然停掉“云门”。此后几年，他如独行侠般在世界各地行走、沉淀。

　　多年后，林怀民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回到台湾。有天外出，一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干吗停掉‘云门’？”“太难了。”林怀民答道。下车前，司机执意不要他钱，说：“我们开出租车在台北街头讨生活，一样辛苦，林先生，你要把‘云门’搞下去！”林怀民扔下钱逃出车，司机又从窗子把钱扔了出来，大声喊：“林先生，要加油！”那一刻， 林怀民忽然意识到，“云门”的存在已是台湾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他“重操旧业”，“云门”重生。

　　云门之舞

　　云门舞集在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口号：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我小时候不听京剧，根本不知道昆曲。那时候听斯特拉文斯基，听披头士，向往更远的地方。舞团成立的时候，我开始反思，我们应该找回自己的路，不模仿西方，做自己的东西。”

　　可什么才叫自己的东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36年来，云门舞集不断在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从古典文学、民间故事的演绎，到台湾历史、社会现象的衍化发挥，乃至前卫观念的尝试，均有所涉猎，完成了160余部作品。

　　源自庄子的《梦蝶》是林怀民为“云门”创作的第一个舞蹈。之后，他做出了《李白夜诗三首》、《哪咤》、《白蛇传》、《红楼梦》等充满古典人文情怀的作品。

　　“那个阶段从京剧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但有一个原则——一切简化。弱化故事情节、简化道具，用隐喻说话。比如把《红楼梦》变成春夏秋冬四季，用四季的隐喻来代表生命的荣枯。”

　　但不久后，林怀民发现京剧可以带给观众熟悉感，但沟通感很低。“舞蹈最强悍的力量应当在于感官的沟通，在于不知名的、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于是，此后的二十几年林怀民一直在揣摩如何“用身体沟通讲话”，呈现最原始的、最具生命力的撞击。1994年的《流浪者之歌》是云门舞集的一个分水岭，舞者丢掉技术，直接用身体呈现灵魂。

　　为了让“云门”每个舞者都学会“用身体讲话”，林怀民还创出一套独门训练法：“云门”舞者通过传统的静坐、武术、拳术、太极导引、书法等训练，内观自我身体内部如何运作，以期改变自我与身体的关系。武术练的是四个字：松、沉、静、意；太极练气；拳术则讲究练骨骼。“打坐、调息、吐纳、禅定”成了云门舞集训练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八个字。

　　千年深情对话

　　林怀民此次带来大陆演出的《行草》包括三个作品：创作于2001年的《行草》、2003年的《行草贰》和2005年的《狂草》。

　　2000年，林怀民从“台北故宫”选出200多个字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旭的《肚痛帖》……最后从中挑出十几个字，用电脑给它们“洗澡”。“那些字经过电脑处理后，强悍得不得了，有人的体温！好像王羲之刚刚写完字扔下笔，出去看鹅了一样！”林怀民眼睛亮亮，兴奋不已。

　　在《行草》开头，你会看见一个舞者用身体表现王羲之的“永”字。“书法讲究执笔运气，意念要不断延伸、绵延不绝。面对一张宣纸，你的笔有多少墨和力度，立刻就能在纸上看到墨的晕染，必须一口气来做你力度的展示，提起笔来，笔断意不断。哪怕点一个点，也要有高山坠石的力量。写一个‘一’，要能千里震云、崩浪雷奔。舞蹈时的肢体运作与书法具有很多共性，同样需要凝神运气，讲究虚实。”这或许正是林怀民让“云门”舞者练习书法的原因。

　　《行草》表演时，舞台上，草书铺天盖地。年轻舞者用身体让那些古老文字再次复活、重新呼吸。而台下观众就如同那一片片笔墨晕染的宣纸。刹那间，千百年前的王羲之、苏东坡与今生今世的我们深情对话，感动认知莫逆于心。

　　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

　　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苏枫：云门舞集三十六年来，哪个时期是最困难的？

　　林怀民：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现在，负担很重。比如说，盖房子钱不够。

　　去年年初，“云门”排练场被一把莫名的火烧了，那时我就做了决定，要永续经营。去年的大火，烧不掉“云门”的生命力。五千多位民众捐款支持“云门”重建，有大企业家捐赠的两三百万，也有小学生寄来的一百块钱，对我们来说，同样珍贵。当时，我走在路上都会有开哈雷的机车男孩停下来，说‘你是林怀民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加油！’正是很多这样的温暖和支持，让我们即使在财务最差的时候也要干下去。

　　苏枫：你最近两年是否会退休？

　　林怀民：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希望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太阳。创作者必须永远都在面对新的挑战，当你安稳坐下来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就是死亡。

　　不过我相信，在我之后，不管谁成为“云门”艺术总监，“云门”的生命力都是存在的。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我希望“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21世纪，应该有新世代的编舞家，做新的作品。“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苏枫：台湾文化人蒋勋说过，你的《薪传》是想把《东方红》编进去。样板戏对你的早期美学观有怎样的影响？

　　林怀民：（眼睛瞪大，非常惊讶）我不知道他曾经说过这种话。那个时代在国外的台湾人，当然是唱过革命歌曲的，我也看过《东方红》，那种高昂的东西台湾是没有的，但我想这跟南北文化差异有关。但我的确没想过把《东方红》编进去。

　　苏枫：你跟三毛女士是很好的朋友。上个世纪末，三毛在很多大陆女性心目中构成了对台湾的全部想象。[NextPage]

　　林怀民：三毛在台湾流行的时候，还在戒严的时代，空气紧张。她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遥远的异国、带着吉他去流浪，那是一个向往，那个时代的向往。

　　前两年我到威尼斯，听到“嘎啦嘎啦”的台语，一群来自台南乡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在旅游，在广场上喂鸽子。我过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威尼斯怎么样。他们说欧洲很好啊，可是家里的那亩菜要收了，不知道孩子们弄得好不好。现在就是这样，台湾这样一个小岛已经与世界联系紧密，特别是解严以后，无所不可，你脱衣服露屁股，没有人抬眉毛。

　　苏枫：你现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与青年时相比，有没有变化？

　　林怀民：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很倔强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母亲生病住院，半夜一点我回家，电梯里有个人，吓我一跳。那人说，要跟“云门”的舞者说谢谢，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时，他们一家三代在一个棚子里过了好久，“云门”来了，老先生和老太太第一次有了笑容。对我来讲，这是比《纽约时报》的舞评更好的褒奖。

　　毕竟跳舞不是让人赏玩的，是要与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舞蹈可以激励，可以安慰。我常常对“云门”舞者说，我们不是艺人，不是在歌剧院只对有某种收入的人演出。我们是有用的人。“云门”刚成立时，十来个人的舞团去乡村演，三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变节，去基层演出，现在还在进行。

　　苏枫：在这个影像盛行的时代，舞蹈的位置在哪里？

　　林怀民：舞蹈是活生生的身体，那个律动和呼吸是不可取代的。舞蹈是一开始发生就会失踪的东西，非常珍贵。这样瞬间即逝的艺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媒体机器的时代，才越发显得难得。

　　林怀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期间就读新闻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现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主要舞作：《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