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风记》，徐怀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43.00元
采访者：舒晋瑜
受访者：徐怀中
上天看我步入九十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了一个小小的奖赏。《牵风记》应该是古琴的空弦音，如铜钟一样浑厚悠远，弹奏者技艺指法应该是炉火纯青的。这个要求我远未达到。我设想相约读者，一同抵达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那么一个风光无限的大好去处。
1962年，徐怀中流着泪将二十万字的《牵风记》初稿亲手烧掉。这部正面描写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正面表现我军战略反攻取得胜利的书稿，未来得及和读者见面，小说中描写的野战军充满艰难险阻的悲壮历程，在徐怀中心里打下的烙印却始终伴随着他的生命，时时不曾忘记。
直到56年后，徐怀中完成《牵风记》，却和初稿天壤之别。他觉得当年烧毁那本书稿毫不足惜，“写了不过多出一本书，沾不到这本书的气息。“
记者：据我所知，早在1962年，您曾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以后却不得不忍泪将书稿烧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您终于完成了这部未竟之作，实在令人感慨，这是很少有的一种写作经历。
徐怀中：是的。当初那一部书稿，是从正面描写1947年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取得战略进攻历史性胜利。小说笔墨所至，正是作者所亲历过的，那一段充满艰难险恶的悲壮历程，如同身体的烙印，始终伴随着我生命的延续，永远不会淡忘。
记者：您以九秩高龄，将这部饱含青春活力的新作捧献给读者，也应该说是一段文坛佳话。
徐怀中：连我自己也大为惊讶，老来体弱多病，写作只能是时断时续，加之在文字上抠抠搜搜，简直谈不上有什么进度，十多万字的一部小长篇，竟在手上团弄了四个年头。
记者：不知您对书名《牵风记》寄寓了怎样的含义，“牵”的什么风？
徐怀中：可以理解为，在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突破战争史局限，牵引战略进攻之风；《牵风记》原稿与今作，在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别，亦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风”为《诗经》六义之首，而《国风》部分的诗歌，大多是反映周代先人们生活的恬淡浑朴愉悦跳脱，或表现青年男女浪漫爱情的，与小说意涵相契合，也不妨理解为牵引古老的“国风”之风；牵风二字，原本空幻，作其他意象联想也未尝不可。
记者：小说一经上世，迅即引起很大反响。对于读者反应，哪些是在您预料之中，哪些又是在您预料之外的？
徐怀中：多数属于称道，或是提意见与建议，也有质疑的声音，可以说都在预料之中。以前我的短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或许你看到过日出》发表，就有这方面的经验。一位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直言你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人家才登了这两篇小说，谁知道你云山雾罩写的什么？有这样的反映很自然，年深日久，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对于探索性的作品一时很难适应。所以《牵风记》出来，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很乐意听取批评意见，最好有机会面对面进行深入交流。
记者：那些质疑意见，是怎样具体评价这部作品的呢？
徐怀中：有的老同志读后说，刘邓野战军浩浩荡荡挺进大别山，胜利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难道就像小说所写，竟是如此简而单之走过来的吗？也有人说，书中出现曹水儿这样目无军纪的人，哪里还像是我们这一支英雄部队？又有人讲，青年作者这样写情有可原，竟然是出自亲身经历了战争全过程的一位老作家之手，让人无法理解。可以想见，他们心目中认为我应该写出的，正如我1962年未完成的初稿，宽正面全景式地反映这次重大战略行动，记述野战军如何历尽艰险，取得千里跃进及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伟大胜利。问题在于，历经几十年之后，我交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本书，前后两个文本，虽是同一个书名，却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许多作家如您一样，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读者一般意识不到这一点。
徐怀中：的确，我个人创作观念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冻”过程。不过与年轻一辈作家不同，我的这种内部变化，主要体现在尽可能摆脱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与自我局限，清除残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实现弃旧图新轻装上阵。其实并没有“新”到哪里去，只不过是回归到小说创作所固有的艺术规律上来。一条河断流了干涸了，只有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头，才能找到活命之水。晚年的创作，这种感觉十分真切，恰如干渴已极，回眸之间发现了一汪清澈的泉水。
记者：您比喻为回眸之间，如果打从思想解放运动起，一个“回眸”，三四十年走过来了。这个漫长的思想“解冻”过程，也正是小说《牵风记》一个必须的创作准备过程。
徐怀中：你这个话讲得太好了！如果匆匆忙忙急于动笔，很可能又会跌入旧有的窠臼中去。当时接受任命，要我主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学工作。领导上安慰我说，这一来不能不牺牲一些你个人的创作，以后补上好了。事实证明，不仅不是什么牺性，两年学期对学员们和我，同样是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所不同的是，35名部队学员坐在下面，我陪同客座教授坐在讲台上，大家一同听课一同学习，一同接受了为期两年的超信息量强化灌输。就我个人而言，犹如凤凰涅槃，文学观念上有所觉醒，有所明悟，也不妨说是为以后完成长篇《牵风记》，准备了艺术修养上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
记者：您一向这样谦逊。大家知道，您付出大量心血与辛劳，培养了众多军事文学的优秀作者。人们很难想象得到，军艺文学系35名弟子，亦即您的同窗学友。
徐怀中：这不是自谦之辞，事实如此。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大家借着八面来风再度启航，一同驰向新的航程。
记者：这部小说，字里行间闪放出了我们五千年文化底蕴的灿烂光辉。明显看得出，您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牵风记》作为一部战争小说，在整体寓意上也因此有所扩展与延伸，可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思考与体会。
徐怀中：步入老年之后，个人的阅读兴致更多侧重于古代文化典籍，以及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只是建立了一个“备忘录”，偶有所思所想记下几行字，以免随时就会遗忘。备忘录上，抄写了老、庄等古代哲人一段一段语录，我反复阅读品味，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明确起来，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并且拿定主意，依循这样一个意向，逐步来搭建小说的整体构架。这里应了一句老话，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回头看去，那一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向历史深处退隐而去，显得那样遥远，朦朦胧胧。
记者：前有“交响乐终了以后的序曲”，后有“与序曲同步的尾声”，首尾呼应，耐人寻味，真是神来之笔。不知道是偶然所得，还是创作伊始就有了这种设计？
徐怀中：最早捕捉到了“序曲”。从一幅集体合影，见证了女主人公的微笑与众不同，是属于先天设定的。虽不过是一种日常所见的生活现象，却正是《牵风记》的切入点。没有这一段序言，作者将不知从何处着手。“尾声”则是即将完稿的时候才应运而生，几位朋友读了打印稿，说有蛇足之嫌。我写上去又拿下来，拿下来又恢复。终究不忍割舍的，主要是一号首长齐竞为他属下一名参谋、亦即他此生初恋对象写的一篇碑文。没有这短短的一篇悼念文字，读完《牵风记》最后一页，仍会令人含含糊糊，缺少应有的那种明朗透彻感。
记者：高明的玉雕艺术家，总是倾毕生之力，精心打磨一件作品，不到尽善尽美，决不拿出手去。
徐怀中：话都是那么讲，又谈何容易！那要看你的手感如何了。是否真的触摸到了她的肌肤，触摸到了她的体温，她的脉息搏动。一块璞玉，最要紧的是能否唤醒她的魂魄。达到了这个要求，即或留下了多少残缺不整之处，也都可以忽略不计。
记者：人们常常称道作家“厚积薄发”。《牵风记》只有十二三万字，给人感觉是，作者荡涤了生活阅历所有的庞杂之物，仅提取自己生命体验中属于日精月华的部分呈献给读者。
徐怀中：差距在那里摆着，我怎么敢妄称，这本小书够得上如你所说那样上好的质地。我只能讲，文学作者要对自己专业抱有敬畏之心，要经受得起最严格的成品检验。
记者：这部长篇融入了您对于战争文学的深入思考，写得很艰难，然而极有力度。创作中你最感棘手的是哪一部分？一些细节处理有过顾虑吗？
徐怀中：我用去了几十年时间挣脱种种思想顾虑。孔夫子讲“四十不惑”，我已经活了两个不惑之年还要多，就像一棵老树，树干都空了，应该有一定的容量了。写这本书.，我完全放开了手脚，难得有这样痛快淋漓之感.，尽管自己并不十分满意。
记者：汪可逾这个角色，总是那样可亲可近，明显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对这个人物您有怎样的寄托？
徐怀中：读者应该很熟悉她的了。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汪可逾活得这般清纯透明，自然而然。这里不是讲自然界的“自然”，而是不知其然而然，不曾留下一点点矫饰做作的痕迹。虽是加入了极为严整的“革命武装集团”行列，作为独立第九旅司令部的一名女参谋，依旧保持着她特有的人生姿态。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现出她标志性的微笑，迎面向你走来。恰切地说，她像是永远小于自己实际年龄、又是永远不谙世事的一个女学生。
记者：小说中的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都是战争文学史上鲜见的典型人物，又是那样真实可信，颠覆了我们对战争文学的认识。三个主要人物是否确有其原型呢？
徐怀中：早在就太行山联合中学读书期间，就有北平来的女同学，都是跟随父母来投奔根据地的。也有先后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女青年，在战争中我近距离接触与观察了众多女性。我不能举出哪一个可以称作汪可逾的模特儿，这个女性形象，都有她们各自的影子。在我们这支野战军里，共有三位日本留学生，分别成为总部或纵队宣传部长，有很好的理论水平和个人修养。这个“三八式”群体，在文学作品中一向是被忽略的，我的新作中出现齐竞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优秀指挥员形象，或可多少起到一点补充作用。
记者：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有严重缺点，又很可爱。许多读者认为，小说中这个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他的结局却是以悲剧告终，塑造这样类型人物，有什么特殊意义？
徐怀中：上大别山，我被分配在一个乡政府任武工队队长。手下近二十名战士都是掉队的、或是受伤留下来的，我收留了他们。苦熬苦撑坚持外线斗争一年，我就是和他们一起打拼过来的。我也认识不少警卫人员，如曹水儿这样有棱有角却又格外精明干练的“人尖子”见多了，顺手拈来。他犯有严重错误，坦然接受处决，但不接受五花大绑。短暂一生，本然率性，活出了他自己。
记者：小说中描写战马，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写出了战马在历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人与马的关系也写得令人动情。这一笔来得奇妙而强烈，而又真实可信。
徐怀中：集体处理战马并非虚构，各部队编写的战史资料及回忆录中多有记载。我对马素有好感，老虎狮子等等能够高速奔跑，都是为了捕食，只有马的奔跑没有目的，只是自由豪放地奔跑。动物中的这个优秀族群，却自古以来始终受到人类的御使与奴役。它高贵的姿态不由你不称赏，它惊人的智慧不由你不心服。什么时候大家去草原旅游，看见一群又一群野马，昂首啸叫着从我们身边疾驰而去，那该是何等令人心醉哟！
记者：小说中对于汪可逾有三次裸体描写。请原谅我唐突提问，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行性有多少？可信度又有多少？是不是只有这么处理，才能体现作者的美学追求，才能体现突破了思想禁锢？还是人物塑造本身的需要？
徐怀中：你的提问很好，一本书拿出去了，作者必须面对这样的“唐突”。汪可逾被暴雨浇得透湿，在一家门洞里支起门板，光着身子睡下。这种事情在我们文工团就出现过，老司务长看见绕着走了，谁也没把那个女同志叫醒。这里，作者着意从内在意义上对女主人公形象作进一步开掘与展示。屋檐下的一只灰鸽，在抖落掉翅膀上残留的雨水。门墩旁边的一簇蒲公英，在阳光下淋干了茎叶上的雨水，渐渐挺立起来。一个祼体女孩，跟一只灰鸽和一簇蒲公英并无区别，应着天地大化，彼此生息与共，一同经历了暴风骤雨洗礼，又一同迎来又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
中华该书报：一百多个女民工，集体裸身渡过黄河，结果翻船了。读者会大为吃惊，怎么竟会发生这样一场灾难？
徐怀中：是汪可逾主动向上级提出，先把女民工送过河去。作为女性，她自然会想到，必须动员大家脱掉衣服，尽可能减少伤亡。正值黄河汛期，谁也不愿意看见的一场灾难发生了。不难看出，作者的弦外之音是借此表明，人类穿起衣服并没有多久，不过是剥一根葱的工夫，现代人很容易找回赤身裸体无拘无束的初始记忆。汪可逾第三次裸身，是受伤藏身在岩洞里。无须多加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开始浮肿，不得不用匕首把衣服全部划为碎片。
记者：从军事文学的题材来说，《牵风记》超越了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在您创作生涯中，这部作品有何独特的意义？您希望《牵风记》达到怎样的标准，您认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了吗？
徐怀中：上天看我步入九十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了一个小小的奖赏。《牵风记》应该是古琴的空弦音，如铜钟一样浑厚悠远，弹奏者技艺指法应该是炉火纯青的。这个要求我远未达到。我设想相约读者，一同抵达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那么一个风光无限的大好去处。因为不曾身临其境，很难向别人作出清晰的表述。正如古时雄辩家惠子所言：“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不过我总还是相信，读者一页页翻下去，当可有所领略。
记者：《牵风记》以抒情笔墨描绘战争风云，在当下文坛别有一番风姿，语言也是诗意化的。有评论认为是继承了孙犁、汪曾祺一脉文风，同时也融入了您自己的语言特质。
徐怀中：孙犁是文学前辈，对我影响很大，他写的晋察冀和我的家乡民情风俗是相通的，他的语言我也特别欣赏，初学写作，我经常流连在孙犁的瓜棚豆架之下。他的长篇《风云初记》是当时最好的一部小说，但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他的艺术才华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我也十分赞赏汪曾祺的作品，他的一些短篇精粹之极。我力求自己语言淳朴平实而又不失灵动幽默，字斟句酌而又看不到斧凿痕迹，并且具有一定的内在节奏感，不使读者疲劳。写了多年，总还是处在磨练阶段。
记者：《牵风记》扉页写着“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小说着力刻画汪可逾这个知识女性形象，又会弹古琴，熟悉的朋友都会联想到作者本人的妻子。
徐怀中：1965年秋冬，我从柬埔寨边境秘密进入越南南方，作战地采访近五个月。增湘当时参加“四清”工作队，被分配在陕西农村。她看到美军对南方实行地毯式轰炸的新闻报道，晚上点亮油灯，边哭边反复看那张报纸。听着外面蛐蛐的叫声，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终于大病一场。多年以后，我以这一段战地生活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底色》。此书完成历经八年，这漫长的进程中，仿佛耳边总是萦绕着增湘土窑外面蛐蛐儿不住的叫声，如同一串串风铃叮当作响。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作，一如我的每一件作品，同样凝结着增湘太多太多心血。在新作扉页上写一行字，奉献给自己妻子，这是欧美文人的传统做法。我也在《牵风记》扉页上写了一行献辞，以表达对我的终身伴侣心存感激之情。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