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萍 摄

　　采访者：薛颖旦 顾星欣

　　被访者：余萍

　　“文学苏军”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文艺周刊》专访江苏作家毕飞宇，听他阐释自己的文学观点、创作感悟以及对当前江苏文学发展现状的深度观察。

　　记者：毕老师好，能谈谈你最近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吗？

　　毕飞宇：最近在写小说，一个围绕着两三个人的故事。已经写了很长的时间了，但中间遇到了一些问题，总是断，最近似乎又续上了。

　　记者：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什么样的问题最困扰你？

　　毕飞宇：最大的问题就是合理性。写作的人都知道，伴随着一个作品诞生，它的动机往往会非常强烈，这是好事。但我们同时要承认，就这样的强度往往是双刃剑，它的内部通常会有许多的隐患。所谓的动机往往是一个大框架，可是，随着写作的深入，你会发现大框架几乎没法完成你的作品，你需要局部，你离不开局部。

　　这一来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局部和你的那个大框架会有出入，它说不通。说不通你就要调整，不能死心眼。这不是逻辑的问题，它牵扯到一个作家的诚实。面对说不通的局面硬往下写，作品就不诚实，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不诚实都是灾难。打个比方，创作冲动来的时候，有点类似于醉酒之后的承诺，写作则类似于第二天。第二天你会发现，你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无法兑现你酒后的承诺。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懂得这些，现在懂了，你不能把创作的冲动理解成胡说。

　　记者：所以，文学本身一定要符合逻辑吗？生活本身是否就包含有诸多非合理性的存在？你怎样理解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对应关系？

　　毕飞宇：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不是《逻辑学》的那个逻辑，而是生活逻辑。作家不是科学家，形式逻辑上说不通没问题，但生活逻辑要说得通。

　　这里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生活的合理性与作品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作品的风格不是写实主义的，人可以变成蛇，可以变成液体。但如果沿袭了写实风格，你写了一个反腐的题材，你就不能让你的主人公在天上飞。李白说“白发三千丈”是没有问题的，杜甫说“白发三千丈”就不行，这就不讲理了。文学艺术讲理就讲理在这些地方，这里头就牵扯到风格与讲理的关系问题。

　　记者：你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对于作家与教授这两重身份，你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

　　毕飞宇：我的身份是作家，不存在第二个身份。所谓的教授，是南京大学让我在南京大学拿工资有了一个理由，否则我就领不到工资了。我不是教育与科研意义上的教授，我这个教授是美学性质的。我在南大给学生们开小说课，去年出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小说课》，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和丁帆、王尧是分不开的。可我还是要说，《小说课》是作家的作品，不是教授的作品，思维方式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

　　记者：写小说的作家，能在大学里教出来吗？

　　毕飞宇：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作家几乎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文学教育，完全靠生活积累，就开始写作了。现在开始，学院出身的作家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趋势。

　　当我们说文学是“可教的”时候，它表明了一件事实：一个人接受教育一定比不接受教育更好，这是一个前提。当然了，也不是你随便拉5万个人来“教育”一下，最后就成了5万个作家，不是这个意思。音乐家需要教育，画家需要教育，导演需要教育，开出租车都需要教育，文学凭什么会例外？说不通的。

　　我们都知道余华，他不是中文系的毕业生，他的存在仿佛给文学不需要教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证据。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跟余华的交流非常多，他有极好的阅读习惯，他有巨大的阅读量，他有犀利的感受能力，真不是一般中文系毕业生可以比拟的，你不能说余华没有接受良好的文学教育，接受教育的地点不同而已。

　　记者：你觉得江苏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

　　毕飞宇：江苏的文学始终处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不是我空口白说，有一大堆的作品可以做佐证。仅就这两年而言，我们江苏作家就出版了多部优秀作品。当然了，外界对文学的看法与我们业内人士的看法也许会不一样。外界的判断通常依靠两点，卖得好，得大奖。专业人士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就说我自己，我的长篇小说《推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但我自己从来不认为那是我最好的长篇。

　　关于文学奖，实际上我们作家比媒体、比读者要淡定得多。有时候我们作家没有得奖，媒体在那喊冤，读者在喊冤，但是，很少有作家会喊冤，尤其是好作家。好作家首先是好读者，他能判断，他不会拿别人的判断去替代自己的判断。举一个例子，我们江苏有一个赵本夫，他没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也没有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可哪一个获奖作家敢说他比赵本夫更好？这不是疯了么？赵本夫的文学成就是有定论的，这个定论的价值远在授奖词之上。赵本夫长了一张很憨厚的脸，但他的文字一点都不憨，很别致，尤其是他的短篇，有些地方非常“贼”。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江苏的作家群体，诞生于风光旖旎的鱼米之乡，写的东西相对轻巧，缺乏历史与人生的厚重感。而陈忠实等北方作家，他们经历的生活苦难比较多，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显得厚重有力量。这一点您怎么看？

　　毕飞宇：标准的外行话。要知道，不同的文学背后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貌。在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文化风貌面前，我们不能犯文学上的常识错误。这个错误是这样的，以一种文学作为另一种文学的标准或范式，这是文学的大忌，也是艺术的大忌。你拿俄罗斯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标准，美国文学什么都不是，拿法国文学作为哥伦比亚文学的标准，哥伦比亚文学什么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俄罗斯文学何以成为俄罗斯文学？哥伦比亚文学何以成为哥伦比亚文学？这个才是要点。同样是面对苦难，一个叫花子唉声叹气，另一个叫花子却苦中作乐，可以么？可以的。我想说，唉声叹气是一种文学，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文学。

　　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作家个体的个性气质。周梅森是一个对社会极感兴趣的作家，他非常渴望干预社会生活，气魄宏大。谢天谢地，他是我们江苏的，但是你别忘了，周梅森有一个邻居，他叫叶兆言，叶兆言的文人气非常重，是当代的士大夫，他最迷人的就是他的书卷气，他也是江苏的。周梅森的写作和叶兆言的写作相去甚远，可以说花开两朵，这才是江苏。

　　记者：一个时代需要为未来留下经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江苏作家还有哪些可以作为的地方？

　　毕飞宇：这个要慢慢说，首先还是要面对文学常识。经典是如何产生的？我常说，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经典是读者读出来的。作家只能写作品，无法写经典。经典的产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外部条件。

　　以文学史为例，我来说三件事。第一，陶渊明。陶渊明在他的时代不是一个了不得的诗人，陶渊明被经典化，是因为北宋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读者，他就是苏轼。第二，《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如此经典，仰仗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读者。第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当年就是伦敦的一个小人物，挣了几个钱，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他后来遇上了一个法国读者，伏尔泰，了不得了。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的。许多作家的经典化都是身后的事。现代人聪明啊，年纪轻轻，就想办法让自己经典化，这个就搞笑了，还是读书少，不了解历史，最起码不了解文学史。一个人如果自己可以让自己经典化，那还需要读者做什么？天天发微信就可以了。这有用么？当然没用。道理很简单，朋友讲情面，点个赞。可时间不讲情面，历史也不讲情面，有本事你活五百年。所谓经典，有一条是必须的，作家死了，作品还活着。这个很难的。时间就是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只要你是假的，你一定会现原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与其被孙悟空打回原形，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原形。

　　所以，我想说，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文学的时候内心一定要朴素：第一，坚持做自己；第二，不要抱着写经典的心态去写作，就是写作品。一个作家能做的，自己可以把控的，也就是挤牙膏。怎么讲？把自己的一生挤干净，人尽其才。把自己挤干净了，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

　　记者：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作家，对生活的反映特别表层，特别自我，您是怎么看待作家与生活的深层关系？

　　毕飞宇：通过自己的一支笔去反映“当代生活”，这是许多作家的宏伟愿望。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事，他用笔做到了。作家用自己的笔，织了一张网，把这个世界打捞起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说，那个梦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世界的分工在加剧，世界被切得越来越碎，撒得遍地都是，你再也捞不起来了。这么说吧，100年前，这个世界上每天产生多少信息？现在是多少？具体的数据我不知道，但上帝知道，那一定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大数据。

　　你问我怎样看待作家与生活的深层关系，让你失望了，我并不知道。我无法给你清晰的答案，我能够给你的只有我的困境。在古典主义时期，作家都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上帝，作家其实就是上帝的代言。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家都是牧师，是布道者。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确定的，就是广告词，他们的写作就是通过写作把关于真理的广告词给推广出去。到了现代主义，所有的代言人都改行了，我干吗替人家打工呢？自己做老板吧，现代主义把人类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文学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我自己也写了几十年了，老实说，我的困惑多于确定。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或者说，一个作家的命运。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还在寻找。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常对儿子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很笃定。现在，我说得最多的话是这样的，儿子，我该怎么办呢？

　　记者：你是否会关注当下的网络作家群体？对于他们，能否谈一谈你的关注点与个人看法？

　　毕飞宇：江苏的网络作家我只认识两个人，跳舞，天下归元。据说，他们的收入非常高。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网络作家的收入那么高，你嫉妒么？我说我不嫉妒。我写作也三十年了，在网络作家出现之前，从来没想过作家写作可以挣这么多的钱。通过写作挣钱，网络作家开启了一个新局面，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写作不等于挣钱，我同意，的确，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上一代，写作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但是，写作这棵大树开杈了，有一个枝桠可以挣钱了，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作家，利用自己的写作参与母体文化的延续，这是一种写作。用写作去挣钱，这也是一种写作。

　　记者：有人会担心，这是否会对纯文学造成冲击？

　　毕飞宇：这个你永远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所有人都冲到纯文学那里去，你也不用担心所有人都冲到网络文学那里去。纯文学和网络文学各得其所，上天自有安排，谁也不要替谁担忧。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当代作家、南京大学教授。著有《毕飞宇文集》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20多个语种的翻译在世界各地发行，长篇小说《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玉米》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7年，法国文化部授予毕飞宇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