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尔·柯林斯

　　采访者： 程千千

　　被访者：兰德尔·柯林斯

　　所谓文凭的通货膨胀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现今社会的我们对这一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早在近40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对文凭通胀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针砭时弊，揭穿了关于教育的种种神话。

　　兰德尔·柯林斯的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作为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他已有多部作品在中国出版，其中《暴力》《发现社会》《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都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今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文凭社会》一书的中文译本，此书首次出版于1979年，鉴于其惊世骇俗的论点——例如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多年来受到了人们（无论同意还是反对）的频繁引用，成为了一派思想的代表作。

　　在《文凭社会》中文版面世之际，澎湃新闻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兰德尔·柯林斯，请他回顾了39年前创作这部教育社会学名作的情形，以及近年来对美国及世界教育体制的种种观察。柯林斯回忆了自己当年刚刚完成《文凭社会》时，被出版社拒绝的经历；他为教育祛魅的尝试，也被社会各界指为诋毁。然而在他的影响下，也有更多人开始对教育提出质疑和批判，近年来文凭通胀在美国和全世界的不断加深与扩张，更是为他当年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此外，柯林斯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也颇有研究，并对中美教育体制做出了比较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文凭通胀不如美国那般严重；在这一问题上，未来中国可能会重蹈美国的覆辙，也有可能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记者：《文凭社会》首次出版于1979年，但它的中文版才刚刚推出。39年过去了，你是否依然坚持你在书中对教育和社会的观察与评价？近些年来，教育系统是否以你判断的方向运行？

　　兰德尔·柯林斯：是的，就业市场上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增长了很多。在美国，高中文凭对找工作几乎已经没有用了，它只能用于进入大学，获得一个更高的学位。过去能够以较低的文凭得到的职位，例如警员，现在要求应聘者拥有本科学历；而想成为警长则需要犯罪学或者刑事司法专业的硕士学位。上世纪70年代，在我写作《文凭社会》一书时，本科学历的商务经理是很常见的，而现在这种职位大多数都需要一个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正如我在书中所预料的）。而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发生。

　　记者：虽然《文凭社会》一书是关于美国社会的，但多年来它在全球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你是如何评估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和价值的？在你看来，《文凭社会》所陈述的情况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

　　兰德尔·柯林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文凭通胀普遍地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它在美国的发生较早于大部分国家，截止到1930年，文凭通胀在美国的大学生和12年制高中生中已经有了较大的比重；20世纪50年代，它开始在全球的高中教育中扩散；而现在，它已适用于全球的大学教育。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前苏联）和日本也很早就建立了大众高中和大学教育体系；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都有只允许少数人入学的精英高中教育体系，甚至入学标准更高的大学教育。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也跟随着美国的脚步走上了文凭通胀之路，并且不断发展。现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例如智利和韩国——都实现了让大多数年轻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需求，即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我会在稍后的提问里解答中国的情况。

　　记者：自1979年初次出版以来，《文凭社会》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讨论。这其中是否有一些讨论令你印象深刻？

　　兰德尔·柯林斯：最初，很多人都认为我的书是对教育体系的诋毁。当我将手稿交给我的第一家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时，他们是拒绝接受的，即使我已经跟他们签订了合同。另一家出版社，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但他们不愿出版平装书版本，也拒绝将版权卖给一家大众平装书出版社——铁锚图书。所以这本书很难买到，人们只好给我写信索取副本。由于这本书是在文字处理程序普及之前写作的，我只能将影印件发给他们。

　　这些年来，我关于文凭通胀的论证在教育社会学学者中广为人知，特别是那些观点更具批判性的人们；而我关于这一主题所写的一些文章在学生中传播很广。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文凭社会》所讨论的问题开始走向大众；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报纸开始刊登怀疑文凭价值的文章，由于得到文凭的成本不断升高，而工作报酬不断降低，报纸纷纷质疑大学学位是否算得上一项好的投资。

　　记者：《文凭社会》一书在你的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中有怎样的意义？它对你后续的研究是否有所影响？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初次出版时，我辞去了大学的教职。因为我认为在一个我所批判的系统里工作是错的。而我出版的其他书籍和发表的文章——我在教育社会学以外的领域也有所研究——促使我收到了很多工作邀请。我从事了一份研究工作，在社会学理论、知识网络的创造性、面对面的社交互动以及暴力社会学等领域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并得到了良好的反响。这些年来我已不再写作关于文凭的通货膨胀的内容，而是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其他问题上。

　　记者：你现在对《文凭社会》这本书还满意吗？如果让你重写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修改和补充？

　　兰德尔·柯林斯：如果让我现在重写的话，我需要几个研究助理来调查学校和职场的情况，教育成本增加了多少，以及教育和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总的来说，父母社会阶级和孩子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虽然这些年来，接受高中、大学和职校教育的孩子的比例已大大增长，但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没有改变。认为普及教育就能促进社会平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此书的理论层面，我将重新定义文凭的通货膨胀这一概念，不再将它等同于货币通胀。正如经济学家所公认的，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会减少货币的购买力。但货币与文凭的区别在于，印纸币的成本是很低的，而在目前集中的银行系统中，通过调整发放贷款的步骤或在计算机系统里更改数字，是有可能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例如在某一支股票的市值上涨时）。但是教育文凭不仅仅是一张纸，它的成本还包括学校建筑的投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等等。因此：虽然货币通胀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在文凭通胀，学生要花更多的时间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多“印”文凭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文凭通胀会经历周期性的危机，要么是工作收入降低，学生无法承担读书的开销；要么是政府（或父母）无法承受教育系统的扩张。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一次小型危机，2010年后又出现了一次；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多。从某种角度看来，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口都将在学校里待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取得更高的学位，那么教育的成本将几乎等同于现在整体经济的规模。

　　记者：《文凭社会》因其对教育系统的激烈批评而闻名。当初你是如何意识到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并开始质疑它的合理性的？

　　兰德尔·柯林斯：我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我在很多国家都居住过。我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我父亲的藏书与大使馆图书馆的书。我中学的最后两年是在新英格兰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度过的，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而学校则教我们如何成功申请到常青藤大学。后来我上了哈佛大学，在那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而骄傲。那时我觉察到教育系统内部存在阶层分化，一些学校更为精英，它们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富人阶层出身；如果你的家庭并不富裕（我父亲直到退休都只有一套房子），当你进入一所精英学校，它极高的地位也会使你黯淡无光。——不过，这也并不完全正确。我从未被富人同学的圈子接纳，但我也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精英。去哈佛大学读本科意味着你可以进入斯坦福或伯克利的研究生院，这些学位能够让你在顶级的研究型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但是，要想在这种大学的教职人员中保持精英地位，则需要从事圈内公认最有名的研究，而我读书时的教授们能够为我起步时提供最佳的人脉网络，促使我能够获得优质的研究资源。我了解到最前沿的课题是哪些、如何研究这些课题，甚至批评它们并提出新理论，也可以投其所好。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来，我认为精英研究型大学能够提供某种学徒制或在职训练，方式一般是让你从著名教授的研究助理开始起步。而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一种使你的学术文凭能够与你的实际工作能力相符的工作。

　　我如此总结我从早年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基于精英学校的学生总是在夸耀有多精英的事实，教育很明显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关联的。而这一情况与社会科学家熟悉的教育理论——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平等——是相悖的。

　　记者：在你写作《文凭社会》时，对你的思考最有影响的学术理论有哪些？

　　兰德尔·柯林斯：20世纪30-50年代，社会学家在田野调查和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社会阶级所制造的。有关社会流动性（现在称为社会地位的获得）的研究发现，最能决定一个孩子未来职业的因素为其父母所受的教育。在此基础上，英才教育的理论开始兴起：如果一个孩子能比他/她的父母接受更多的教育，那么这个孩子也能进入更高的社会阶级。而此后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今——基本聚焦于这一链条的第一环：家庭情况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由哪些因素导致（很少有人注意到此链条的第二环：当你拿到一个学位，是何种因素决定你接下来的处境？）。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展示了孩子是如何从父母那获得“文化资本”的，而这决定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布迪厄还认为，这种“文化资本”会影响孩子将来得到的工作机会，因为雇主通常希望雇用跟自己文化品味一致的员工。

　　我早期的研究与布迪厄是类似的。我们都不赞同扩大教育系统能够使一个社会更平等的观点。我和他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首先，我通过实证研究批判了“先进的科技是一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增长的原因”这一理论；第二，我关注的是“文凭通胀”的机制，或者说这一系统长久以来的运作原理。

　　记者：《文凭社会》展现了你对社会学科的教育系统以及就业环境的深度探索，但你在书中很少提及理工科的情况。你的分析和推理是否同样适用于工程学科和自然科学？

　　兰德尔·柯林斯：是的。首先，回顾历史，正如我在书中所陈述的，工程师是被“文凭主义化”的几大职业之一；开创了工业革命、手机革命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不是在工程学院中学到知识的，而是在操作机械的实际工作中学到的，此后才会尝试创造发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是他们时代的史蒂夫·乔布斯和伊隆·马斯克。是的，理工类学科中制造文凭是有可能的，但这通常发生在关键的技术发展开始之后，教育对其进行标准化，使其得以被传授。

　　近年来，大学因资金短缺而缩小规模（原因是大量地制造文凭导致成本飞涨），它们开始鼓励理工类学科部门与企业家直接联系，或者让理工科研究者自己成为企业家。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专注于获得学位，转而关注如何进入商界和技术圈子。

　　自然科学家同样也做“基础研究”，因此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业，与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职业经历类似。大学是这些人脉网络的中心，而自然科学从业者通过成为有所成就的科学家的学徒，来开展自己的创新发明。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自然科学——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学科——也能产生文凭通胀。我在上述内容中已经表示，最有名的革新者并没有踏上以获得学历为目标的学术道路。但想想看，当一些理工学科中产生了文凭通胀，我们是否就可以期待未来社会的主要职位都是科学家和技师了？特别是，如果文凭通胀在所有的人口中均由发生：中国真的需要10亿工程师和科学家吗？或者说美国就需要3亿理工类从业者了吗？

　　
兰德尔·柯林斯著作《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记者：在这本书中，在解决教育系统问题和弊病的方法中，你表示赞同文凭凯恩斯主义和文凭废除主义。你现在是否依然会表示这样的态度？你认为它们可行吗？

　　兰德尔·柯林斯：在美国，为了废除某些职业的学历要求，人们在政治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但并未放慢文凭通胀的总体趋势。多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家来说已经过时了，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又重新受到青睐。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凯恩斯主义的体现，由于他们同时为教师、建筑工人以及其他物质资源买单；同时，他们把全日制学生留在校园里，阻止他们过早进入劳动市场；如果学生需要住宿，就会制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我的著作《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我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合著，中文版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我表示，未来当计算机接管人类的工作，扩大教育系统，致使人人都能获得终生学习的条件，这一做法可以践行社会主义之道，而不用提及“社会主义”之名。

　　记者：根据你在《文凭社会》前言中所说，虽然你对教育系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你依然在大学中工作了很多年。你对自己的这一处境有何感受？

　　兰德尔·柯林斯：在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里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所以我只是在道德上反对生活在一个筑于错误承诺之上的制度下。但是在一群极富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同事以及勤于思考的学生中工作，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当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智力成果，而不是取得学位时。

　　记者：你是否尝试过改变教育系统的不平等？

　　兰德尔·柯林斯：美国高校中几乎没有人反对文凭通胀，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的话。因为社会现在对学历有着巨大的需求，对教师也是。如果我的同事对文凭通胀有所了解的话，他们或许会说，批判文凭通胀就是在攻击他们的工作。

　　记者：你是否研究过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如果有的话，请分享一些你的观察和思考。

　　兰德尔·柯林斯：是的，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在都有所研究。在我的著作《哲学的社会学》（中文版200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中，我用几大章的篇幅展示了中国哲学家之间的关系网。他们的组织基础是翰林院和科举制度。汉朝有世界最早的教育官僚系统；宋朝则最初产生了文凭通胀，这一现象在明清则变得更为严重。尽管候选人需要通过重重考试与学位，有些人40多岁还在考试，科举制度只会为政府官僚系统提供人才；不像现代社会的文凭主义会扩散到其他的职业领域。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凭通胀只会产生于少数的政治精英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学和大学数量大为增长，为了考进一所好学校，学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然而，现代中国与美国的文凭通胀仍有所不同。中国教育体制的“精英性”更强，因为大学的录取极度依赖于学业考试的成绩。美国大学的录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采用多项标准，包括全国性考试的分数、高中时期的平均绩点、体育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的参与度、学生性格，并且会考虑种族的多样性（非官方要求）。因此，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有一定的反智倾向，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则集中关注学生的智力表现。美国的教育体制也有一定的“分数膨胀”倾向，大多数学生都能得到最高的分数等级，这样会削弱优异成绩的标准；而中国的教育体制保持着严格的标准。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美国学生在国际比较中的得分较低，而中国学生的分数很高。

　　从这一比较中，我可以在学术上得出一定的结论。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已经持续了100多年：无论我们拥有一个小型的精英教育系统还是一个普及大众的教育系统，都不会影响经济的良好态势；即使我们削弱了教育标准，承受着文凭和分数的通胀，经济发展势头都很好。我的结论是：教育体系的表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不重要，并不是每一个接受教育的美国人都必须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或许只有10%的人擅长于此，我们却为满足社会发展的技术需求建立了一个过于庞大的系统；而在教育之外，美国社会的其他特性会培养出史蒂夫·乔布斯或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人才。美国经济的动力学正是这样。

　　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很大，所以目前没有产生美国这般极端的文凭通胀，可能以后会有。又或者，中国会走上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