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采访者：沈河西 张天阳

　　被访者：王苏辛

　　王苏辛，中国新生代小说家，1991年生于河南，现居上海，曾用笔名普鲁士蓝。2009年起于《青年文学》《芙蓉》《花城》《山花》《小说界》等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其作品曾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多种选刊转载。现出版作品有《白夜照相馆》《他们不是虹城人》等。2015年，王苏辛获得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017年被提名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7月，文学杂志《收获》第四期推出了2018年“青年作家小说专辑”，9位年轻作家集体登上在中国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一半为90后，他们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的新鲜力量。

　　
《收获》2018年第4期推出青年作家专辑及部分青年作家作品书影。资料图片

　　借此机会，澎湃新闻推出90后作家专题，对部分作家进行了专访。第一篇为王苏辛的专访。

　　一个作家有义务把所知的一切告诉世人

　　记者：你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用颇具现代主义风格的手法写成的，为什么会选取这样的一种写作风格？或者说，你是通过怎样的探索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创作风格呢？

　　王苏辛：我觉得当“现代主义”从美术领域一步步席卷全球文化艺术界之后，每一个创作者都已经或多或少被其影响。连我们现在的建筑风格都是“现代主义风格”，可以说只要一个人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它就不可能脱离“现代主义”。所以近来有一些作家说自己是传统现实主义作家，老实说我不太信，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完完全全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吗？谁不是在现代主义这里汲取过养分，再重新审视自己的？但“现代主义”难道不就是新的“现实主义”？古典和现代原本就一步之遥。如果现代到极致，恰可能是离古典，离人类的传统最近的。我不是选用了这种方式，而是“现代主义”就是我对文学艺术第一眼的认知印象。虽然现在我的写作风格和第一本小说集《白夜照相馆》中的十几篇小说很不同，但我还是得承认，自己的写作是充满现代性的。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个人如果决定认真面对自己，他就不可能避开自己的来路。

　　记者：在你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是否有某种贯穿始终的东西支撑着你写作的观念？

　　王苏辛：我写作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观念。只是现在想一想，支撑我这种写作的精神支柱，可能就是我渴望用理解我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其他人，理解整个世界。

　　记者：罗兰·巴特曾在他的《作者之死》中提出“读者的诞生是在作者之死上生长出来的”，他认为作者作为文本的创作者，执行的仅仅是“写作”这一动作，由于语言编织的文本与其来源是存在差异的，故文本在作为语言的产物以外，并不具有任何作者的附加意义。抛开你自身附加给作品的意义，你对读者有什么期许？

　　王苏辛：不久前我参加了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工作坊的老师提醒我：你以后可能会很孤独的。我想，他说的“孤独”主要是就“读者”来说的。就是我这样的写作，可能不会有多少读者。当时我问自己，真的不在乎没有读者吗？我发现我在乎，可能还非常在乎，我会为那些不理解的言论而短暂失落。但人活着，就是要不断做选择，虽然我那么在乎，可我还是只能这样写。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写出一部比现在的作品更清晰，同时层次更丰富，内在更复杂的作品，那当然很好。但即使如此，依然要学着对他人不再有期许。人，当选择说话，选择把自己的文本拿出去给人看，就可能是误读的开始，是智识的冒险，这甚至也无数次发生在那些有很多读者的作者身上。毕竟，“看得懂”不代表“看得准”，如果一个作者要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去努力，那势必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更细微的准确，放弃了内心的真实，除非他的智识水平永远和人们的认知平均水平保持一致。一个作家，他有义务把他所知的一切告诉世人，且不应该为可能在当下不被理解，就缄口不言。所以我不会对读者有什么期许。

　　时代色彩不应该被避免，也避免不了

　　记者：你认为应当如何在书写的过程中避免让文本成为特定时代的附庸，并使其获得超越当下的生命力？

　　王苏辛：小说应该反映它所在时代的处境，我觉得时代色彩不应该被避免，也避免不了。但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也在成为着某种未来。如果一个作家要真的把握好一个特定时代，必须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又应该具有发现它某种走向或者趋势的能力，且这种走向和趋势，在此之前并未被真的发现。如果具备这样的能力，并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超越当下时代，超越当下认知水平的作品。

　　记者：在许多小说中，你都将人类集体置于极端的处境，比如《自由》《荒地》《再见、父亲》等等。在你所虚构的这些世界中，人类不仅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毁灭，而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体系的伦理道德也几乎是完全崩坏的。通过这样的虚构描写，你想传达的主要是什么？

　　王苏辛：所有社会和平局面的形成，都在于那个支撑它的地基，比如被大众所接受的伦理道德的建立，比如被大众所接受的法律的建立等等。回到日常中，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可以有序进行，也在于他生活中有这样一个被他所接受，又接受他的环境，有这样一些和他形成桥梁关系的有效沟通。但我也会想，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坚决的东西挡在那里，没有一个远远超出我们自身能量的能量体在那里，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崩坏？它会怎样崩坏？崩坏之后有没有重建的可能？怎么重建？我想在个别小说中呈现这个。

　　记者：长期以来对你影响最深的作家是哪位，他/她对你的创作过程有什么具体影响吗？

　　王苏辛：可能真的很难说是哪个作家。我想每个写作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心里都可能有一大串写不下的名字。

　　记者：我认为在描写荒诞与个体存在焦虑这一层面上，你的小说与卡夫卡有共通之处，不知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点？

　　王苏辛：卡夫卡是某种始祖般的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大量小说的基本问题，我不否认。但我想特别提及卡夫卡在他小说之外的一句话——“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断，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

　　记者：你现在从事文学编辑的工作，你在阅读稿件时会不会根据稿件内容去揣摩投稿人本身，比如形象、性格、经历等？作为日常工作的职业阅读是否会让你觉得枯燥乏味、丧失兴致？这一工作对你自身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呢？

　　王苏辛：关于第一个，我不会。尽管一个作家的最佳状态是人和作品一致，但事实上，很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依然是不够一致的，我不会以这个揣测他们。我对这个工作依然觉得很有兴趣，不会觉得乏味枯燥。它对我的影响是，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从有问题的文本中学到的，可能比从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瑕的文本中学到的更多。

　　对故事剧情不那么感兴趣，更关心人物的动机

　　记者：在《我们都将孤独一生》这部作品中，为什么采用了动物雕像这一意象，其中有什么联想或者隐喻吗？

　　王苏辛：写这个小说前我游走在北京某个老巷子里，很多明清老房子门前都有两尊石狮子。我想到那可能不是狮子，也可能是人。当然这是个引子。人变成动物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退步或者退化，所以在小说中，把离婚者变成动物雕像会是一种惩戒。但人又不可能甘于处在同一个状态，所以被变成动物雕像的人，还有重现变回人的机会。这篇小说里的全部想象，都是根据人类社会的秩序来的，看起来是幻想，其实都是现实社会的变形。

　　记者：其实在我读的这些作品里，我最没能读懂的是《请不要依靠电梯》这一篇，它的篇幅非常短小，让我想起了卡夫卡的《桥》。它是否是一篇完全荒诞化、想象化的小说？它的重点是在于“林祥一的身体被卷入电梯后铺成了一面纸”这样的荒诞描写，还是在于想通过这种荒诞的文本揭示某些潜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

　　王苏辛：解释自己的小说不太好，但既然问到了也只能说下。这篇小说是一则很短小的成长寓言小说。林祥一进入电梯前是一个吃饭会掉饭粒的小孩子，进入电梯后（小说里是独自进入的），已经开启另一个人生阶段。“被铺成一面纸”，其实一方面是进入社会后可能出现的情景，就是被外部世界的信息流所碾压，会有一个过去的教育认识被打破，然后重建自己价值体系的过程。林祥一也好，所有人也好，他们必须在这其中重新辨认一遍细微的“正确”或者“不正确”，辨认自己和他人，经过这样一轮辨认，他才可能确立自我。

　　记者：《白夜照相馆》这篇小说的灵感从何而来？又为何会想到采用“相片”这个意象来构建这部作品？

　　王苏辛：我觉得“白夜”是一个很独特的意象，仿佛带着一种在夜晚做明目张胆事情的意味。上世纪上半叶就有小说和电影《白夜》，我们中国的成都也有个白夜酒吧，北京还真的有个拍摄复古照片的“白夜照相馆”。我觉得一个人想要拍照，其实更多时候仍是想留住最完美，最特别的自己。但我也会想，假如这个美好的愿望，被恶意胁迫，那会怎样？我想到的是，这愿望演变成——人对自我历史的掩盖，人用一套完美无瑕的假照片展现自己渴望有的家庭、工作伙伴、朋友等等。

　　记者：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中，情节的推动基本是依靠人物的出场与消失完成的，在其中并没有直观的逻辑和原由，但是也不让人觉得违和、突兀。你为何选用了这样的情节推动方式？

　　王苏辛：因为我是一个对故事剧情不那么感兴趣的人，我更关心人物的动机。这篇小说由各种不一样的动机构成，很多时候是动机产生结果，并不完全是过程。

　　记者：你曾说过“着重想要表达一种更直观的现实”“想要寻求一些与这种现象亲近的细节，在永恒之中，找到一个密度”，以及“文学的整体性正是因为片段才得以构成”，这篇小说的细节和语言密度处理无疑是非常优秀的，而整个情节又由不同又相似的个人连缀而成，你认为这些创作理念是否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王苏辛：这篇小说写作于2012年，不过发表得比较晚。现在看，我觉得很不成熟了，但你说的这个地方确实是它的一个特点。如果就这个特点而言，这篇小说还是呈现出来了。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