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冬 胡凌云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
采访者：潘文捷
被访者：胡凌云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胡凌云的故事。
真是有志青年，您要看什么书？
了解世界的书。
——胡凌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到底什么是外向？晓野兔子歪着头问。
就是开朗自信，对世界友好，从不觉得自己是另类。
——胡凌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科学：
真正的英雄人物都是工程师
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云南人，胡凌云却出生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决定将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和人才引入西部山区，全国几百万人开进了“三线”。1966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八百多名内迁员工来到贵阳新添寨，在刚竣工的新添光学仪器厂创业。其中，就有胡凌云的父母。
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方针，仪器厂的周围都是山，平地很少，人们要先炸山、再建楼。上小学的时候，胡凌云坐在教室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爆破的轰隆巨响。职工宿舍也建造在两座山之间狭小的平地上。胡凌云一家住在一楼的角落，挤在约20平方米的屋子里。旁边的一道陡坡形成了天然围墙，父母利用地势辟了个院子，种些向日葵、西红柿。
和周围小孩一样，胡凌云很多时间都在山间游戏探索，了解周围的世界。他记得有一次和同学一起，举着自制火把，走到山洞的尽头，看到脚下是无底深渊，下面有一条地下河，据说地下河里游来游去的，是没有眼睛的透明鱼。
母亲是装配工人，月底常常要通宵完成出厂指标，胡凌云便跟着去加班，帮忙做事。父亲是做仪器设计的工程师，更是一个“永远都在加班的人”。在父亲那里，胡凌云接触到一些新技术，小学时候就用小电动机和旋翼等部件做小型直升飞机和固定翼飞机。父亲还不时带着胡凌云和哥哥去单位玩当时还很先进的IBM个人电脑。80年代中期，父母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台学习机，胡凌云就用汇编语言做赛车游戏玩：画出一条路，指挥一辆赛车，设置一些障碍，游戏就运行了起来。
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期，胡凌云开始大量阅读，“看书的主题主要是未来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世界”。从识字开始，他就对家里几本凡尔纳的小说着了迷，接管了父母在单位的借书卡后，更是三天两头跑图书馆。他把图书馆里凡尔纳的作品借了个遍，翻来覆去地看。“我一直觉得凡尔纳写的不是科幻，说探险类的都不是很准确，他写的就是正统的文学，只不过和科学有点关系。”
胡凌云的猫“咕噜”和航天飞机模型
在职工子弟学校初中，胡凌云虽然显现出写作的天分，但他认为考试分数不错就可以，对一些额外的活动不太积极。在这个时间，写作并没有成为他职业想象的一部分，早在阅读凡尔纳的过程中，胡凌云就认识到，真正的英雄人物都是工程师，“他们什么都懂，排除万难，领导着其他人赤手空拳地在严酷的环境里创造出一种文明来。”
他对科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希望能够有某种方式获得自由。”胡凌云特别喜欢坐汽车、坐火车，每次和母亲回到云南老家，见到很多做司机的亲戚，和他们出去玩都觉得特别开心。但这些爱好慢慢被对飞行的想象取代了，“因为航空航天是科技的前沿。”
在贵阳一中念书时的一个中午，家在城区的同学们回到教室，叽叽喳喳说“终于打起来了”。这是1991年1月17日，美国战舰上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空袭巴格达。海湾战争让胡凌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战争场面的直播。“精确制导武器完成了大部分战斗任务。”空中力量的优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学期间，胡凌云把美国飞机设计师凯利·约翰逊的自传《我怎样设计飞机》反反复复读过好几遍，还提前阅读了《飞机设计》等大学教科书。在高考志愿上，他集中地填报了航空航天类的大学：北航、南航、西工大。“北航是第一志愿，我觉得报了这个就肯定上了。”
艺术：
音乐和小说都是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事
生活在没有娱乐的地方，音乐是和外界接轨的方式。胡凌云记得，在那个不足20平方米的家里，时常矗立着一架大提琴，装在墨绿色帆布的大袋子里，比自己还高，让童年的他有点儿害怕。除了大提琴外，父亲还会小提琴、长笛、小号和单簧管。
“我对世界的想象建立在音乐上，对各种欧洲国家的想象最早就来源于各国的作曲家。”父亲曾经打印出一张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在墙上挂了很多年。照片上的老柴眉头紧皱、面色阴郁，不苟言笑的样子和胡凌云眼中的父亲差不多。只有吃饭的时候，醉心于工作的父亲才会坐下来和家人一起度过轻松的时光。这时候，父亲会用单卡座单喇叭的爱华牌收录机播放巴赫、亨德尔或者维瓦尔第。巴洛克音乐给小小的屋子带来宫廷或教会的气息，让胡凌云感到放松和温暖。到多年以后的大洋彼岸，它们依然能够带来家的氛围。“对我来说，巴洛克音乐就是家的声音。”
2006年 胡凌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父亲总是会用很多钱去买磁带，这让母亲不满，觉得那是不必要的消耗，但胡凌云能理解父亲“闭塞的世界里，那个时代和地点造成了人对这些东西有精神需要。”到了高中，胡凌云整天带着随身听，从父亲喜欢的古典，到哥哥常听的流行，以及自己喜欢的摇滚，他什么都听。有想听的磁带时，他就会省钱去买。父亲也支持胡凌云听一些流行音乐，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就是父亲从同事那里帮忙翻录的。
1992年，胡凌云如愿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但大一还没上完，胡凌云就感觉到，很多同学并不是凭兴趣选择了这个专业，学得最好的同学也没有对这个专业表现出真正的热情，而自己竟然是全班唯一购买《国际航空》杂志的人。就在对学术环境逐渐感到失望的同时，在90年代国企改制的浪潮中，父母所在的单位破产了。“父母得到的待遇和作出的贡献完全不相称。这样一个体制里没有凯利·约翰逊的容身之处，也不可能造就他所领导的那些奇迹。就这样，在90年代，我对搞科研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认识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胡凌云逐渐无心学习，转而把时间都投入到音乐当中。起先，他喜欢的都是国外音乐，后来对北京原创音乐也有所涉猎，结识了一些本地音乐人和乐迷。 “他们考虑的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东西，但当时我没有成熟到那样的地步。”对于胡凌云来说，在大学期间热衷音乐一是因为离家在外，需要音乐缓冲成长中的冲动和焦虑，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同龄人在想什么东西，不同国家的音乐是什么感觉。
怀着对音乐的热爱，胡凌云卖起了打口。所谓打口，是国外出版商生产过剩的正版音像制品，其中很多在销毁的过程中以废塑料的名义进口到中国，由于价格低、音质好而受到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打口从南方成箱成麻袋地运送到北京和天津，通过经销商流入音乐爱好者之手。胡凌云卖打口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以带养带”，“只做消费者，就买不了多少，要不断地进，不断地出，才能够听到足够的音乐”。他时常在重要的打口交易场所转悠，“手上有好东西想卖个高价，就去中图。想要快速处理掉手上的流行音乐带子，就去天桥卖给普通大众。”除了买卖，他还负责负责修理，要把断掉的带子接起来。某些磁带没有螺丝，纯粹是胶接，最考验技术，要把磁带撬开再粘上，保证外面天衣无缝。
在《北京故事》中，胡凌云记录了那时他的生活情况：宿舍的床上贴满了条形码，还有Super Saver、No Censorship和 Parental Advisory Explicit Lyrics之类的字样；他还在床头用八寸的扬声器打制了一对音箱，后来又加上个十二寸的低音，由四组共二十个大容量蓄电池并联驱动。宿舍有个给学生装行李的大柜子，胡凌云的柜子里塞满了磁带，不会少于一千盘，全部都听过。甚至有一段时间，床底下也堆了几百盘打口CD。那段时间胡凌云也“极为外向”。身披点缀着骷髅头的皮衣，或者一身纯黑牛仔服，去上大课，同学们都盯着他看。
这一时期，他还常读亨利·米勒和卡彭铁尔。对于胡凌云来说，外国音乐和卡彭铁尔的小说并无本质区别，都描绘了“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事”。
有了上千盘磁带之后，胡凌云想把它们分享给大家。在大二或大三的时候，他和同好们占据了北航英文电台，做起了校园DJ。他常常泡在三平方米的外语系隔音间里录制节目，每期60分钟。“做一些音乐介绍，发表一些高论。”当时没有互联网，胡凌云和朋友听着碟扒歌词，遇到不明白的就去找班上的英语老师一起讨论，英语成绩突飞猛进。电台还创办了《音速青年》，这份台刊出了四期，每期印五百份，从门缝塞进每个宿舍里。
对于胡凌云来说，真正写乐评开始于给《音乐生活报》的投稿，主要是国外最新流行音乐专辑的介绍，偶尔会写一写自己观察到的北京流行音乐市场。北航英文电台和五道口的杰克逊迪厅合办了鲍家街43号的现场，演出极其火爆，很多观众进不了场。最终，迪厅给每个买了票却进不去的观众赔了十倍的钱。胡凌云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观察双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报道登在了《音乐生活报》。
死机与重启
胡凌云的毕业设计是翼梢小翼的水洞实验，这也是他在大学期间最认真完成的学习任务。水洞实验室冰冷潮湿，导师经常穿着军大衣，和她相处让胡凌云想起父母，想起他们的一生如何默默奉献给了这国家。
在《轻型飞机翼梢减阻实验研究》被推举去参加优秀论文评选时，胡凌云没有去毕业分配的单位，而是到《音乐生活报》上班了。他后来得知，杰克逊迪厅事件的那篇报道得到了报社副社长欣赏，跨专业找工作才会这么顺利。
对北京原创音乐的热爱催生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一个人和城市能发生比较好的关系就是从事记者这个行业，可以观察自己的周围并把它们记录下来。”和小学时在山上转悠一样，大学期间，胡凌云游荡在北京各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和大学生交换音乐的圈子，那时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
进入报社以后，胡凌云觉得自己和城市的关系更密切了。“特别是强迫我做和音乐无关的内容之后，比如吃喝玩乐。”他常被派去做一些不感兴趣的报道甚至做营销推广，只有“乐海导航”这个专门讲音乐的版面让胡凌云舍不得离开，他采编和撰写的文章常常能占据半个“乐海导航”版面。 “我当时终极的想法是做一个真正的记者，做文化上促进音乐传播的人，但发现当时的气氛下这是不被鼓励的，自然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强烈的原因待下去了。” 渐渐的，胡凌云大概想明白了北京这座城市不能给自己带来想要的东西。他开始在报社表现得沉默寡言，最终，在“乐海导航”的方针变得非常保守之后，胡凌云辞职了。
“人生处于基本上要死机的状态，干脆就重启一次吧。”他决定奔赴新大陆——美洲，这个凡尔纳定义为“介于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之间”的地方。
从报社辞职后，为了挣够在北京的房租，胡凌云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拼命音乐媒体写稿，但这时他只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开始准备GRE考试之后，在北京乐评圈当中活跃的胡凌云整个人几乎消失了。
一年后，胡凌云申请到了奖学金，距离出国只剩几个月的时间。出版人欧宁来到北京，约几位作者写一些北京的文化场景。胡凌云在家写了三天，一字没改交了稿。《北京故事》基本是一篇自传，“没有当做文学作品来写，而是一个纪实”。欧宁看到那篇文章可能有点儿意外，但他还是把那篇文章放进了书里，作为一个对北京的个人记忆。
《北京新声》
欧宁、颜峻、聂筝等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09
这本叫做《北京新声》的摇滚画册定义了北京新出现的摇滚音乐文化现象，并第一次提出了“打口一代”这个词，从此，“打口青年”、“打口文化”成为了90年代文化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而对于胡凌云来说，学院路37号、清华园火车站、新兴西巷一号、东塔楼8010、复兴庄8楼7单元501、永泰东里3号楼4门102、万寿路、木樨地、中关村、西客站、首都机场……这些见证了自己青春时代的场景，渐渐在视野里淡去。
1999年，“道路追问天空，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胡凌云来到了美国。
关怀：
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学校坐落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这里是布鲁斯音乐发源的三角洲地带。待了不到一年，胡凌云就明白了研究航天航空的中国人在美国并不好找工作。他放弃了本专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决定到休斯顿念计算机科学专业。
考虑到未来要自付学费，胡凌云决定利用暑假赚尽可能多的钱。他在日料店“打厨房”，负责洗碗、剥虾皮、搅拌寿司米饭、挖冰激凌、倒垃圾……因为有爱人的陪伴，胡凌云记忆中的这段时间带上了玫瑰色的滤镜。正如他后来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中所写，“在白惨惨的日光灯下连续工作十二小时后，走到星空下是令人快乐的。大街上的车水马龙突然变得可亲。夏夜的风依然滚热，穿透围裙，从裤管里上升，能让人飘飘然。那种时刻，胡熊总想把自己放倒在地上。还想有个姑娘。从姑娘眼中看见星光。这想法让他感到自己复活了。”
如何在姑娘眼中看见星光，而这星光又如何黯淡下去，胡凌云不愿意过多谈论。但没有这段经历，可能就不会有《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2007年，开始整理往事的胡凌云发现自己其实是开始创作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主人公胡熊和晓野兔子在饭馆打工的片段，取材于作者在日料店打工的经历。这是他人生中难得的纯体力活工作，而两个人为生活共同努力，也是这段感情中最难忘的片段。小说中的另一位男主人公结巴是胡熊的同学，他留学的目的是追随一份没有传达也得不到回应的爱情。
“说起来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习作，哪怕一小篇拿来练手的文章都没有写过。第一篇大家看起来稍微像文学的是1999年的《北京故事》或2010年的《跟随》。”写作《跟随》时，胡凌云没有长篇小说的概念，只是想圆满一个故事，“很多东西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只能用文字去实现。”
《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
胡凌云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08
全书分为四个篇章，篇名分别是书中四位主角的名字：晓野兔子、胡熊、Nora、结巴，胡凌云说他们分别代表着关怀、科学、自由和艺术。每个篇章各以一段歌词为开篇，依次是R.E.M的“Stand”、Fred Neil的“Everybody’s Talking”、Red House Painters的“Grace Cathedral Park”、张楚的《太阳车》。故事发生在美国，主人公们在高速公路往来奔驰，穿城而过，驶向心目中的爱情。
小说没有大纲，全部都是记忆的碎片。书中的许多人物与场景也都是素材拼贴。“某角色的脑袋来自A，身材来自B，举止来自C，口音来自D，家庭背景来自E，兴趣爱好来自F。场景也是如此。”到某个地方，或者听到一段旋律，想起过去的某段场景，他就记录下来，再把这些部件进行组装，直到它们变成了一个故事。
小说完成之后，胡凌云联系了几家出版社，有的编辑表示感兴趣，但是选题没有通过。随后，胡凌云在90年代结识的乐评人王小峰把这本小说推荐给了自己的编辑——世纪文景的王玲，最终，王玲和出版社的编委会都认可了这部小说，王玲承认，“尽管仍会被问到对未来市场的预期，但仍有大部分同事认同这是一个好故事，好故事没有通不过选题的。”
为小说取名的过程也一言难尽。据王玲回忆，取名风格游移在理性、多情、低调与忽悠之间，在如“情商是如何炼成的”“我可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啊！”等书名之后，胡凌云翻开十一年前出国随身携带的《西川的诗》，读到了这样的诗句：“我跟随一位少女穿过城市/我踩着她的脚印/却并不踩住她的影子”。这首诗无论是情节还是意境都与小说暗合，而西川文字上的轻盈透明也是作者本人追求的。于是《跟随》有了现在的名字。
《跟随》出版后，熟悉胡凌云的人常常惊讶为何他，一位科幻爱好者和摇滚青年竟然写了这样一本“感情小说”。有人问为何小说如此干净和纯情，胡凌云说：“我并没有追求某种风格，是故事里的人们带着咱们来到了林间空地。”
胡凌云把《跟随》献给了母亲——“世界的原点，爱的故乡”。在刚刚完成《跟随》时，胡凌云认为自己下一部作品可能会是后启示录风格的科幻小说，或是以现代城市为背景的南方哥特式小说。但随之而来的两件事改变了他的创作。一是他和家乡同学取得了联系，一是母亲的去世。这些让他感觉到，自己必须写一写父母与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
这部书名暂定为“803”的小说还在寻找出版机会。故事中，803是基地的代号；现实生活中，803是中国制造第一台潜望镜的工程代号，该工程正是胡凌云父母单位内迁的原因。而对于自己这代人来说，从小学开始，周围同学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型，上海籍职工的后代大多数从小努力念书，目的是回到上海；本地小孩大多不会远离贵州；而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未来不是特别明朗。譬如胡凌云自己，就成为所有同学里距离故乡最远的人。“地点”依然是创作的关键词，只不过这部小说既是环游地球的故事，也是关于家乡的故事。在远离家乡的每个地点，胡凌云都会重新思考自己和家乡的关系。
自由：
还债式的写作已经结束
日料店的打工结束以后，胡凌云找到了在大学医院做研究助理的活儿，这样不仅免掉了学费，每月还会多得一些补贴，“从此之后没有过经济紧张的问题。”他的工作内容是开发用激光分析猴子眼球晶状体形状的软件，这期间他“见到了很多猴子。”接着，胡凌云又找到了校外公司石油测井的活儿，研究勘测工具的纯整数算法，那段时间挣得不少，只是一边上学一边去公司上班，每天来回一百公里，很累。
毕业时，正值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很多大公司不招聘外国人。在opt（专业实习）签证满一年之后，他在德州医学中心找到了一份核磁共振基础研究的工作，获得了H-1B签证和合法的身份。这以后，他的职业一直与医学研究相关。如今胡凌云在密歇根做与制药相关的工作，内容包括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生物发光和免疫组织化学等医学成像技术，还拓展到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自动识别脑肿瘤，属于时下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
目睹鼠心每分钟跳四百次、观察老年痴呆症在大脑中形成的微小斑块，和读凡尔纳、听迈克尔杰克逊一样，都是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但胡凌云还是更愿意把到美国之后的工作定位为“谋生”。“谋生给日常人生提供着一种冷静，防止我陷入对精神境界的迷醉。”“也有一种追求踏实生活的含义，先得有这个基石，才能构筑自己的瞭望塔。”
在“谋生”不再成为问题，终于可以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之后，胡凌云决定把逝去的时间追回来。2004年毕业之后，他重拾了“促进音乐传播”的理想，与义务帮忙的撰稿人、设计师等人办起了“掘火网刊”。“掘火”名字来源于the Pixies乐队的同名作品，讲的是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的故事。别人问他们是不是在挖金矿，他们说，不是，我的孩子，我在掘火。胡凌云喜欢这个故事代表的离奇的探索性。而创刊时，恰逢the Pixies解散多年后重组，因此它也象征着重拾理想。
自由不仅来源于经济上的独立，也来源于与家的远离。胡凌云把自己的人生总结为探索世界的旅程。“人生最初感受的是窗外发生的事儿，大学来到外地城市，出国后探索整个世界。”同时，他也感到自己一直在探索世界的渴望与亲情的羁绊两者之间挣扎。“家”很难限制住他。“经常想着回来，但回家又有一种疏离的感觉。”
2014年秋 胡凌云在科罗拉多州绿色台地
在母亲去世以后，胡凌云去了大西北，从西安开车到吐鲁番，一路思考家在什么地方。“过去想去而不能去的地方，如今都可以去了。”他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
如今，胡凌云把时间都投入到创作和“掘火档案”（原“掘火网刊”）的管理上。今年1月他翻译的《波士顿画记》由世纪文景出版，年内可能还会有两部译作面世。在“掘火档案”，他包办前后端，兼任运营编辑。多年来，这里聚集了其他影音平台难以寻找到的深度影音稿件，最近的话题包括了欧洲自由爵士、小津安二郎电影的形式美学、后摇滚音乐、伯恩斯坦贝三分析等。
不少家人朋友都担心他未来是否有保障。“现在有点儿不顾一切”，胡凌云觉得，如果有了二人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做事。“不知道这个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现在多写一点是一点。”
在写完《803》之后，胡凌云感觉自己终于到了一生当中可以自由创作的时候。“之前都是还债式的写作，不得不写出来。”他做科研做了很多年，工作的时候也常常思考科学的意义是什么，人类已知和未知的分界线在哪儿。除了拥有很多写科幻小说的素材之外，胡凌云也想写下自己对美国的观察。
胡凌云在密歇根的家里，桌边摆放着航天飞机模型，书架上堆满了CD和文学作品——那些都曾经是他的“另一个世界”。如今，胡凌云的家人是一只黑猫，二者是爷爷和孙女的关系。每天出门前给孙女带上项圈和进门后看见她叫着冲过来的时候，胡凌云都会想起小时候和母亲所经历的同样画面。
同题问答
潘文捷：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胡凌云：凡尔纳是我自己作品中引用过的唯一作家。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科学的敬意是我的生活主题，这和童年读他有很大关系。但他的作品在我的世界里当然不属于青少年科幻读物。它们满载着人类的进取心和面对困境的毅力，和时常流露的同情心一样，都是我人生中不灭的灯火。我最近又重读了《神秘岛》和《机器岛》，确认前者不仅是一部缩微的人类史，也是对美国移民的致敬，而后者则预言了美国走向瓦解的一种可能——左舷与右舷决裂。
潘文捷：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胡凌云：老舍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落泪和让我笑出声的作家。他不动声色地把普通人的命运写成了悲天悯人的故事。他完美刻画了他们与亲友邻居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生活的胡同、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一个绝不算盛世的中国艰难前行，但却透着温情和骨气。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一样真实地活在中国历史中，然后直接穿透历史。
潘文捷：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胡凌云：掘火有作者创作小说和诗歌，但我不记得曾经和他们交流写作。比起他们，我作品太少，从未总结过创作理念，阅读量也很小。但创作者们当然可以互为读者，我认为停留在这个层次就挺好，而坚持独立出版的他们对我的创作是一种精神鼓励，这比技术上的探讨和启发要高一个层次。我的新长篇据说很像日记，这也许是因为写作对我的全部意义只是记录，而在这个前提下，我的身份完全不重要，也无需在某个圈子里获得认同、归属感及其他。
潘文捷：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胡凌云：每天清晨三点左右开始，直到上午七点多出门上班，下班回家晚饭后再开始。但因为我还负责一个网站，假如有新的文章和电台节目要贴，或者需要维护，可能就会耽搁一阵。假如需要在翻译上赶赶进度，会安排在晚间，因为相对原创来说，认真细致就好，不需要太多的追忆和想象去进行构思。白天工作脑力消耗大，晚上的思路往往不够敏锐。写作时会听些音乐，但都是清淡音乐，没有强烈地域风格更没有演唱，以免把我带入一种明确的地点或者心情中去。
不过某些特定章节需要特定音乐来伴奏，因为音乐依然是保留记忆的容器和放飞想像力的工具。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孙女都会在身边陪着，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提醒我要珍惜时间，也提醒我有很多美好事物还等着被描述。
潘文捷：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胡凌云：写作、翻译和网站建设基本上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听音乐看电影读书这类每个人都做的事我觉得都说不上是爱好。喜欢一些户外活动，但不算运动型，只是到世界另一些角落去看看。在新长篇里有很多这样的描述，还有一节专门讲述滑雪对我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强身健体。我的爱好背后基本上都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毕竟人生除了文字，还有很多，而文字的功能只是记录它们。我虽然没有消遣、娱乐类型的爱好，但肯定不是那种放松不下来的人，打字的手经常停下来去摸摸睡着的咕噜，这算是没有目的的纯爱好。
潘文捷：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胡凌云：我正在译巴拉德的《撞车》，但进展缓慢，因为这部作品是他最纠缠文体的一部。这种文体在柯南伯格导演的电影版中无法体现，但电影中可以流动着金属的光泽和碰撞的闷响，人们对视的眼神，这些是文字难以精确送达的，需要读者代入自己的联想，被声光引发潜意识活动。多媒体提供了更完整的场景和更丰富的感觉，但它消灭了文字给客体的精确定义，提供了更多道具，并将它们所暗示的文化意义和人-物或物-物之间的心理关联一起留给观众去处理。出色的导演能够传达这类信息，但不是所有观众都会留意。影视和文学都是描述现实或虚拟现实的稀疏矩阵，但存储方式不同。
潘文捷：我们谈论一部小说的时候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其中的哪个部分？
胡凌云：在我的世界里，语言、结构、节奏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必须选一个，自然是故事了。对我来说，创作的动力当然不是为了练习和表现自己的技术，而是讲故事的愿望，其他一切都是包装它的方式。我在书店看一本小说，首先看的必然是故事主题和梗概。然后才会去快速翻翻内页，粗略感受一下文笔。小说本来就是叙事的艺术。在未来的岁月中，读过的小说在记忆中被老年痴呆症融化时，形销骨立的最后印象肯定还是故事。
潘文捷：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胡凌云：读者都是独特的个体，在同一部作品中触动每个读者的角色和情节可能完全不同，想着他们中的谁呢？所以完全不会去想。最近看到掘火作者肥内写的年终总结里有一行“還是要把寫作調整為「不為任何人」的寫作。”，感觉这就是我一直的方向。
不为任何人就是为了所有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危险之一就是创作者和公众之间难以保持足够距离，而创作者一旦在意点击量，创作便成了一种表演。我到目前为止每个长篇都耗时多年，这样的好处之一是即便受到外界影响，被冲动驱使，也早已冷静下来。在漫长岁月中沉默着引导自己的还是个人终极的价值观。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什么，而我也不知道它会被什么样的读者阅读和喜欢。每部作品都需要自己去寻找命运中的读者。掘火的每篇文章也是这样。
潘文捷：你觉得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应该将这些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胡凌云：自然科学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似乎没有关心它们的必要。而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是否关心这些是个人自由。
比起关注这些话题本身，我更关注的人们对这类话题的反应。这些反应赋予这些话题生命。至于是否写进作品，这取决于是否真能沉淀下什么。探讨human condition是文学的一种终极境界。要去那个方向，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条途径现实的路。这条路很漫长，作家不应该随时拍案而起，而是要在敏感和审慎中积蓄力量。
潘文捷：你觉得未来小说的读者是更多还是更少？
胡凌云：应该更少，因为人类更倾向于接收多媒体信息，注意力也会变得有限和短暂。不过，虽然小说看似一种比特率极低的串行流媒体，但我们在阅读过程能够体会到一种线性的张力，而文字本身的确定和抽象这两重属性也会刺激我们各自的想象力构建为自己定制的画面，包括构图和景深，这种独特的乐趣会依然会被人类喜爱。
潘文捷：你是否认为作家和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胡凌云：掘火档案本身就是以艺术评论为主的平台，所以我对于评论肯定不会反感。能有交流的机会和意愿肯定是一件好事，不必刻意强调自己的身份即可。作家不应将评论家和读者区别对待，而评论家的目标肯定也不是打分。
潘文捷：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胡凌云：希望能够缩短观察—感悟—记录的周期。到目前为止这个周期是好多年。最早是因为年轻时存储的感觉还需要沉淀，所以迟迟没有动笔，然后则是因为没有时间，导致写作总像是还自己的稿债，把几年前自己的构思誊写下来。我希望缩短这个周期。在最新长篇的最后几节，我的笔似乎终于追上了自己。我希望文字从此可以和思想同步。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