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行超

　　被访者：阿来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

　　10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推出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的系列专访。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十月签约作家”阿来，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行超对谈。一起走进作家阿来神秘而独特的文学世界吧。

　　作家简介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

　　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阿来是谁？

　　这个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个深山里走出来的、用汉语写作的康巴汉子，如今就坐在我的面前。初见阿来，看似寡言的他却有一种笃定而坚韧的力量。

　　“我们”的差异正在变小

　　行超：您曾说自己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但您的小说没有任何猎奇式的对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呈现，相反，您的作品主题往往指向关乎民族以及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您怎么看待少数民族身份与您的写作的关系？

　　阿来：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地方。你必然会降生在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会有文化，有民族。这当然是先天决定的。但是我们还得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比我们通常说的民族文化更大的东西，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国家和人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少数民族文学，有时候过于注重本土文化和民族身份，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有所不足。

　　当然，我们也说文学即是人学，文学既要面对个体的人，也是面向全人类的。因此，语言的沟通就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多民族的国家都会有一种官方语言，不然就没有了沟通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国家而言，汉语是通行的、官方的交流语言。而文学刚好是一个让我们能够互相了解和沟通的很好的工具。我们的语言要有包容性，你是这个民族的人也好，那个民族的人也好，但是同时还是中国人。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不只是在跟自己本民族的人交往，而是在跟全中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发生不同的交往。所以我们通过文学抒写什么、我们怎么对待语言，这都是需要我们弄清楚的事情，不然就会构成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障碍。

阿来代表作《尘埃落定》

　　行超：您曾在不同场合谈到马尔克斯、惠特曼、聂鲁达等西方作家对您的影响，不难看出，您对西方现代派、拉美现实主义等写作手法非常熟悉，但同时，这些手法在您的写作中却最终落实于对古老东方故事的讲述。东西文化的对峙与交融在您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我就认为现在我们有些话或者是有些文学观念，有些时候有一些偏差，就是过于注重地方性跟特殊性。当然文学当中地方性跟特殊性，或者是民族性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们把它强调到一个极致，然后认为它是跟人类、跟国家认同没有关系的东西，可能反而就矫枉过正，走到一个比较偏狭的路子上去。有一句听起来非常正确的话，其实它有问题。很多人相信这句话，我是不相信的。这句话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容易了，但其实有可能吗？中国民族的东西多了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这么费劲地说“走向世界”干什么？我们剪辫子、穿西服干什么，我们取消裹足干什么？

　　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在揣摩，别人可能希望看到我们的什么特殊性，好像过去很多文艺作品也在拼命展示这种东西，现在大家慢慢有了反思。同样，中国的少数民族创作也有这个倾向，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我们要给更多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看。他们想看到我们少数民族什么呢？就是想看到那种特殊性。但是有些时候你却发现，真正按照日常生活去写的时候，这个特殊性不够。今天我们正处在国际化和全球化当中，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趋向同质化，而且同质化正在成为今天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流，所以跟100年前相比，可能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作家不应有“门户之见”

　　行超：《瞻对》在您的创作中应该算是一个异数，这个非虚构作品讲述的是汉藏交会之地的一段特殊历史，但是其中有很多细节非常生动，栩栩如生。您怎么看待文学创作中“虚”与“实”的关系？

　　阿来：写《瞻对》之前，我本来是先听到一个传说。因为对这个地方和故事感兴趣，我就跑到当地去，算是深入生活吧。到了那里，我想要把所有材料都拿到手，一是当地的各种关于这些战争的民间传说，一个是一些当地藏人记录的、没有发表过的藏文本的记载。这一类的资料并不齐整，比如有一本没有前三页，因为当地人每年都会把它拿出来晒，晒的时候前三页被羊吃了。但是同时，瞻对这个地方，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在清代、在民国时期都是官方很受重视的。尤其是清代，对这里的官方记载很完备。两种记载放在一起很有意思，民间传说会有点走样，讲故事的人总想耸人听闻，就像民间创作一样，它会变形、会夸张。官方那种档案比较实事求是，只讲客观发生的事件，虽然官方材料很详实，但是民间传说更生动，它有那种带有细节性的东西，当你去揣摩时，就会发现其实创作者把自己内心的情感都投注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尤其民间传说文本，对我来说有美学意义，有美学价值，更接近于我们文学创作的方向和追求。而官方史料撑起了基本事实骨架。把这两项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跟过去写作不一样的效果。

　　但是当我把所有这些材料都收集完的时候，却发现用不着你来编一个故事了。今天我们常说，现实的发展和多变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想象，甚至超越了虚构的小说。在面对“瞻对”的故事和材料时，我体会到我们的文学其实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就是说，你采用什么形式，比如说虚构的小说形式，更富有想象的；或者是采用非虚构的形式，完全依赖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些时候材料不足，或者是材料的精彩程度不够，我们可能就要用想象去弥补。但当材料本身已经非常扎实的时候，确实犯不着再去虚构想象，那样反而画蛇添足。

　　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注重文学题材上的分别。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写叙事文学的，这个人是写小说的，那个人写散文的，写诗的。在我的文学观念中，我没有一定要写哪种文体，而是要看这个材料适合什么，材料本身会自动选择一种最适合它的题材。当它要求是这样一种题材的时候，我不能强制把它写成另外一种题材。所以我认为，作家不要有那么多“门户之见”，不要被文体所局限。我自己的观念要相对开放。这可能是因为我本身从语言开始，就对民族文化保持敞开的态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尽可能地看内容挑选形式，看内容挑选题材。因为一种内容一定有一种最适合它的题材。作家的责任不是创造什么东西，而是当我们拿到材料时，要挑选出一种最适合的题材，挑选出一种最适合的形式。

　　我愿意做一个有限度的乐观的人

　　行超：从《尘埃落定》《空山》到《瞻对》，您的作品多是大部头的长篇巨制。近年来，您的创作重心好像转向了中篇作品，比如“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看起来体例变“小”了，但是意义却并不“轻”。真正的转变在于，您此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但这三部作品更切近当下，是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和反思。

　　阿来：写完《尘埃落地》《空山》《瞻对》，回过头来，我总在思考一些问题，历史还在往前发展，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慢慢发现，当下也有着很多问题，这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就写了一部《格萨尔王》。这些都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我的每一部作品不是想告诉别人我在想什么，而是我对于我自己心中迷惑的回答。所以文学也是一个我自己认知世界、认知现实、认识历史的工具。

阿来代表作《格萨尔王》

　　《格萨尔王》完成以后，我就选择了写点短的东西。这之前我已经接连写了几部长的作品，就想要换个节奏。一般你写大长篇的时候，总是特别想在语言形式这些问题上下功夫，但是毕竟体量太庞大了些，不能够面面俱到。小说很多时候是一个形式，短一点的东西不是说不注重内容，它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语言、形式相关，以达到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当下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不算上诗歌跟散文，中国文学中“自然”很少出现。你想想《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基本都是在写人与人的关系，习惯去挖掘人性的恶和卑劣。而在有些西方文学中，虽然也有写人不好的东西，最后会有人性的温暖和人情味。这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当中相对缺乏。在当代文学中，我们写人跟人的关系，很多也是彼此算计、揣摩。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只是这样的，作为读者得我不必要了解它，因为我不想了解一个黑暗的世界。

特约记者行超采访十月签约作家阿来

　　西方文学当中是有自然文学传统的。尤其是美国，有很多自然文学作家，梭罗、惠特曼等等，不是说他们的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思想性很高，我们要吸收这种东西。我去美国的时候，不愿意去那些游客爱去的景点，我就希望能去这些自然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地方去看、去听、去想。

　　行超：在我看来，您是一个具有悲观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创作之初到现在，一种具有反思、自省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立场在您的写作中一以贯之，不曾改变。在商品经济、消费主义的当下，这种精神显得更加可贵。

　　阿来：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宿命感的人。我们的生命就只有几十年，而生命又那么美好，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所以生命本身巨大的悲剧感是无法弥补的。我现在从事文学工作也有几十年了，我想让自己的这几十年生命稍微显得长一点，稍微复杂一点。我从事过不同的工作，跟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关系，这些都是我扩充自己有限生命的过程。

　　文学很容易导向愤世嫉俗、孤独、寂寞，诸如此类的情绪，但我觉得如果回到中国古典诗歌、散文的传统中，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健康的、审美的传统。人情之美、人性之美、自然之美的发现，能够使我们稍微有点理想、有点浪漫，我觉得文学就应该保持这种传统。不然老写比较黑暗的那一面，令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本身就失去了价值，只是一个悲剧性的存在。所以说，我愿意做一个有限度的乐观的人。

　　关于消费主义的问题，就作家自己来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首先要淡定，要沉得住气。因为文学过去是完全不讲市场的，今天也讲一讲市场。过去我做杂志，我就给我的作者说，市场的事情你就不要考虑了，经常考虑市场其实就是降低了自己。作家需要的是完成作品，而市场反应如何是出版机构所需要考虑的。市场在哪你不知道，谁买你的书你不知道。整天用市场、畅销这些不确定的概念来干扰自己，到最后只会妨碍你的写作。作家一旦去揣摩别人想要什么，这个文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对创作者来说，尽量不要考虑市场。文化是有分工的。出版机构拿到作品之后要知道它的市场在哪里，好的出版就是完成作品跟需求者之间的连接。

　　十月作家

　　行超：作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望？下一步有什么相关的写作计划吗？

　　阿来：作为签约作家基本上已经有了工作安排，明年上半年应该会去爱丁堡的写作基地。爱丁堡这个地方我其实已经去过一次了，它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园。因为我自己对自然有兴趣，所以很想再去待上一段时间。英国人在早年殖民时代把全世界的植物都带回国栽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至少有2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所以，那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上次我去爱丁堡几乎哪都没去，天天在植物园。但是植物是有季节特点的，我上一次去是杜鹃花的季节，那里有全球所有品种的杜鹃花。全世界最好的植物园都在英国，两个在伦敦，一个在爱丁堡。这次去我想多做一些记录，为自己今后的自然文学作品打个基础，写作可能不会那么快，我还希望将来出一些关于自然草木的作品，我已经积累了两三万张照片。

十月作家居住地·爱丁堡

　　行超：您觉得十月文学院的设立和“北京十月文学月”的策划，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和北京文学具有怎样的意义？

　　阿来：全国各地也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文学机构，比如说我所在的四川也有文学院。但是作家协会主办的机构前期可以进行一些资助和支持，但是在后期的出版上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最多也只能推荐出版，结果怎么样没办法把握。十月文学院是与十月文艺出版社紧密相连的，这就为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发表阵地，而且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全国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我们现在常说文化的要和传播连在一起。一本书在每个书店销售多少，不是作家一个人的问题。

“十月签约作家”阿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开幕式上

　　行超：最后，请您为十月文学月送上一句祝福。

　　阿来：希望十月文学院能成功举办各种各样面向社会公众的活动，能够增强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增加热爱文学的群体，最后在出版方面越做越好。

　　采访手记

　　从《尘埃落定》开始，飞扬恣肆的想象力、灵动诗意的文字、带有魔幻色彩又贴身切骨的叙事，让阿来的作品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和难以超越的意义。在交谈中，阿来谦和、沉静，却不时地语出惊人。他敢于打破惯常的说法和思维定势，直面问题、直指要害，更不惧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对抗，他的锐利、坦诚、正直也照亮了他笔下的世界。

　　采写：行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青年批评家，《文艺报》评论部编辑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