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北
采访者:苏北
受访者:邓友梅
一
邓友梅先生将他的虎皮鹦鹉带到北戴河创作中心,每天把鹦鹉挂在院子里的一棵茂密的核桃树上。正是夏日,核桃树绿荫披纷,结果无数,以至于枝条弋地。
我和邓先生聊天的窗子正对着那棵大树。透过窗子可看到挂在树枝上的鸟笼。谈话就从鸟儿开始吧。
“这是只什么鸟?”
“虎皮鹦鹉。”邓先生笑:“放在家里没有人照管,我只得把它带过来养。”
“每天都挂到外面?”
“晚上,或者下雨天收回来。被雨淋了,易生病。”
“我知道鸟也会感冒的。”
“是的。着凉了,就会生病。”
二
我手头有一本《那五》。在访问前,我先把《那五》这本小说集里的《寻找“画儿韩”》、《那五》和《烟壶》等小说,通读了一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小说刚发表时,也读过。可那时年轻,所写生活又离我们较远,因此不易记住。
我选择中心一侧的小花园高大柏树下的雕花铁椅上去读。午休时分,那里十分安静。花园里有十余株柏树,已十分茂盛。碎石地面十分洁净。
极喜欢这座小花园。刚来的时候,我就相中了这座花园。心中盘算:在未来的十天里,我会每天下午坐在那里,静静地独坐,并趣说,“是我家的客厅。”我有时整整坐一个下午,读书,读《那五》,眼睛酸了,就抬头听蝉鸣,听风声,听水声(有一个小小的流动的水源);看花,不远处一荷池,极小,有荷几枝,开花几朵。
下午三点多钟,小花园里的柏树漏下斑驳的阳光。阳光是强烈的,而树的阴影下,是阴凉的。我坐在镂空的白色铁椅上,头顶上蝉鸣如嘶。一只近处的老蝉,长鸣聒噪;稍远的一只,则短促吟唱。整个花园,空无一人,只一女清洁工在擦拭着一切:石凳、木椅、灯柱及地上起装饰作用的彩石……院门外,不时有汽车驶过。花台上的美人蕉和太阳花,开出浓烈的彩色。我坐在花园中,享受这午后的一个人的寂静。
头顶上的蝉又嘶鸣了。夏日的一切的昆虫进行着它们的吟唱。
我读着《寻找“画儿韩”》,再次重读的感觉依然饱满有趣。甘子千、画儿韩,以及盛世元几个人物都极其鲜明生动。特别是关于假画卖、烧、赎,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实在是一篇让人叫绝的短篇小说,堪称短篇之典范,也是京味小说之代表作品。说到京味小说,我对邓先生说,评论界一般认为,新时期邓友梅、林斤澜、汪曾祺为代表作家。其实,严格地说,您才是正宗的京派。汪出生于江苏高邮,写的生活多以高邮为主,语言也不是北方方言,而林呢,温州味也重,虽然汪、林也写了不少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而您,出生在天津,十几岁就到北京来混,笔下是北京味最重的作家。
邓先生认真听着。对这个观点,我自认为他基本认可的。
三
决定访邓先生,纯属偶然。
到北戴河,才知道邓先生也在此。因有写《汪曾祺传略》的计划,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一直与汪在北京市文联同事交往甚多。之前林斤澜等没有访问,已成遗憾。
午后我见到邓先生,先送给他一本《忆·读汪曾祺》,在他的小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说,想写《汪曾祺传略》,有时间请先生谈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汪的交往,及“文革”中汪从张家口回来的情况。邓先生说,可以,只是年纪大了,许多事情记不清楚,不知我想了解些什么?我说,到时候我列个提纲吧。
晚饭后,我坐到核桃树下。过了一会儿,邓先生从外面散步回来,也坐到树下的铁椅子上休息。又有人围过来合影,先生尽力配合着。之后先生说,一个下午都在看我送给他的书。我想,是汪曾祺这个老朋友在吸引着他。他对我说,要是访问,上午十点钟之后,下午三点钟以后,去时先打个电话更好。他又说,年纪大了,许多事不记得了,不知道具体要谈什么?我说,我会拟个提纲的。又有人过来合影。过了一会儿,邓先生起身走了,说,我回去了,马上来人又要照,我受不了。我知道,年纪大了,相机一照,闪光灯一闪,眼睛受不了。
邓先生拄着拐杖,一步一步上台阶,回房间了。
四
“您在书中写道,酱豆腐肉,这是一种什么做法?”
“用臭豆腐的卤子,炖肉。”
“放臭豆腐卤吗?”
“也说不好,可能要放一点。不会太多,至多半块吧。”
“什么样的肉?五花?肋条?”
“这得是五花肉。肥瘦都得有。”
邓先生在《再说汪曾祺》中写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次他从东单过,顺道去住在三条的汪曾祺家坐坐,进门一股酱豆腐味。原来汪曾祺在做酱豆腐肉。汪说:“按说晚上坐上沙锅炖最好,可夜里怕煤气中毒,改白天做试试。”邓友梅后来问过一位高人,过去王府做此道菜,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二更天开炖,沙锅边还要糊上毛边纸,锅下点着王八灯,要第二天中午才能开锅。而汪曾祺住在大杂院里,一家只住两间小房子,没事整这种高雅的玩意儿,也可见其可爱、可笑。之后有一次,我见到汪朗,说起这个事。汪朗也是个吃货,他告诉我说,做酱豆腐肉,根本不用放臭豆腐卤的,只用豆腐卤的一点点汁即可。
聊到当年划右派的事,邓先生自己兴趣先上来了。他说,反右之初,一天恰巧遇见王蒙,王蒙特地下了自行车,把我拉到路边,小声对我说:“你最近讲话要注意,风声紧。你跟我不一样,我比较谨慎,你喜欢乱说。现在反右了,我提醒你,你要注意一点。”没想到没过半个月,王蒙自己倒先被揪了出来。
之前不久,中宣部召开过一个青年作家座谈会,找几位有点影响的青年作家座谈。散会后,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包括王蒙、林斤澜等,刘绍棠说,我们这些人不会有事的,我们都是先进分子。结果不久,刘便被打成了右派。而在北京市团委礼堂召开的揭批刘绍棠大会上,邓友梅上台发言,他说刘绍棠搞特殊化,下乡还自己带白面馍,不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下面群众热烈鼓掌,认为他讲得有血有肉。他在台上正得意呢,这时主持人接过话筒说了:“下面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分子。”
邓友梅对我说,这时他在台上,完全蒙了,因为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台下忽然又是一片乱糟糟的人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就在台上也不用下去了,接着开始接受别人的揭批。
邓先生说完,他咧着嘴,就这么坐在沙发上。表情是笑的模样,短短的白茬分布在上嘴唇上。我们都没有接话。我知道,那些年,对他这一代伤害是惨重的。他的心中有痛。
这些,其实我已在他的散文集《八十而立》中读过,现在由他亲口说来,虽已当成陈年旧事的笑谈去说,可仍是十分无奈。
五
核桃树下的雕花铁艺的桌椅,经常坐满了人,作家们饭后聚在一起聊天,高谈阔论。大树下面好乘阴凉。这真是一棵大树,覆下的阴凉近小半个球场。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的沙龙”。
有时我们聊着,见邓先生窗口的灯亮着。房间有人影晃动,邓先生正在工作;有时他也走近窗口看看。晚上九点多,邓先生出来拿鸟,我给他取下,递给他,我说:“我们在外面说话,吵了你吧?”他说:“不吵,愿意听你们说话。”早晨,邓先生出来挂鸟,我正散步,接过邓先生的鸟笼子,给他挂上。邓先生嘴上一溜小胡子,花白,他说:
“在北京,我把它放出来,随它飞。它的一个伙伴,飞出去,回不来了。”
我说:“它的小脑袋还挺聪明。”
邓先生说:“是的。”说着用手伸过去,给鸟去啄,鸟并没有过来。邓先生转身走了。我也试着把手伸过去,小鸟转来,伸出小嘴啄我的指心,有点痒痒的,还挺舒服的。
六
那天晚饭后,邓先生从餐厅出来。一个湖南的作家问他:“还写什么吗?”
邓先生摆摆手:“写账还写错。”他边走边摆手:“除了写账,别的不写。”他笑着说。
过一会儿,他又说:“账,还总是写错呢!”
我想,这是邓先生的托词。写什么,一句话说得清么?又有必要说么?所以,别人问,干脆说什么也不写。
虽已是83岁高龄,邓先生肯定不会放下他手中的笔。一个作家,他只要拿起笔,就不会再放下了。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
也是有一天,在小花园,一个作家问他为什么选择写作?
他说,那时年轻,自己又没别的本事。一个人活着,总得有点意义,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自己的工作又在文化单位,就估摸着写点先进人物,这样就慢慢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了。
我想,邓先生是会有自己的计划的。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