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沛娜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美王德威/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采访者：魏沛娜

　　受访者：王德威

　　大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忘记多年前王德威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新径，以至于迄今“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作为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三代领军人物，王德威笔锋所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些被压抑的议题纷纷涌动。比起许多让读者看来颇感无味的学术评论，王德威为我们引领了一条通往中国文学的奇妙丰富的新路径。他的视角，他的研究，不仅照亮中国文学研究的天地，还给予响亮而深刻的击声。

　　经过多番邀约，近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于百忙之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对本报发起的“再提‘重写文学史提出诸多问题的见解。在访谈结束之际，他表示，希望这次对话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有新的贡献。

　　小文章构成文学史

　　记者：您受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正在主编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编写情况？

　　王德威：这套《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从2012年开始编，到今年年底之前就大致告一段落。和一般的文学史不一样，一般文学史强调起承转合的论述理念，而《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大叙事，虽然也有论述，但是比较微妙地隐藏在各个不同的文章里头，整体结构是由150到160篇很小的文章构成，并按照编年的方式，从我想象中的现代文学的开端，即大概19世纪初期，慢慢地演进，大概在19世纪末期，现代的感觉就出现了。而在整个20世纪里，现代文学史达到了我那种想象的高度和丰富的程度。

　　150到160篇文章，虽然是按照编年的方式，可是每一篇都各自有独立的命题，从一个名字，或一个作品，或一件器物，或一个历史经验，又或者是一个有意义的新闻事件等等，作为一个切入点，从小延伸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写作的风格也有很多种，甚至包括创作在内。

　　记者：对一个历史事件，具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是否也构成了“重写文学史”无限的可能性？

　　王德威：文学史是需要不断重写，不断思考。当提出“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说重写几次就结束了。历史总是需要不断被改写，而且历史有很多种，不是说我现在推出一个新版文学史，就必须把其他认识历史的方法和写作都排除在外，并不见得如此。一种新版文学史，也许可以做成不同的对话，做成现成的其他各种方式，这是国外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一种不同看待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式，这是一个对话的尝试。

　　文学史不是封神榜

　　记者：您在主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过程中，有没有也想过从域外汉籍中寻找参考点？

　　王德威：我的野心没那么大。中国文学史在大的汉语前提里面，都会提出一些对话的声音，但不是有必要都包括在内，恐怕不是现在我们做文学史的非要考虑的要向之一。 “包括在外”是另一种方法辩证。我们有这样一种文学上的现象，那么足以让我们联想到域外汉文化的复杂性，我们有些文章可以提出来，但不必变成传统的文学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写法。我等于是提出进入问题的一个点，而让读者有一个思考的余地，或参与继续延伸文学史的可能性。所以，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150几篇文章像天上的星座一样，我们可以从星星里面从中划出一些星座，然后让关心者、阅读者想象到星海浩瀚。

　　不是说文学史必须巨细靡遗、包罗万象，文学史给予我们的文学意义，恰恰是它能够提供一种想象空间的可能，这本来就是文学的出发点。然而，现在的文学史就是希望写成百科全书，万象包罗，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做的。那么，另外在域外汉学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在国外做，不可避免在研究范式或参考材料上都有很多限制，所以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确也是因为在国外资源的局限。可是，我想我在做这套文学史，如果选出一个关键词的话，它可能是指各种不同的文类或文学现象，或历史跟文学的创作方式，这个关键词可能是遭遇，或者碰触。从国外来讲，当然是以西方的碰触和遭遇，去解释域外汉学的问题，这是我们会处理到的。

　　记者：这套文学史会把年轻一代的作家写进去吗？

　　王德威：当然可以，我们这套文学史不但写新作家，还作前瞻性的预测。文学史不是封神榜，不是排座位，文学史上出现的现象，是需要我们观察的，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因为网络文学的延伸所产生的粉丝文化，以及最近十年在中国内地流行的科幻小说，包括像韩松和刘慈欣的作品，都有专门的文章来讨论。还有“韩寒现象”和“郭敬明现象”，也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比如从1999年到现在，韩寒创作的内容，与其相关的文学传播方式，还有以他所代表的一种新的格局，值得我们思考。

　　改写永远处在不稳定状态

　　记者：最近一部讲述萧红的电影《黄金时代》在文艺圈内又掀起一股“萧红热”。在您看来，这种借助影视剧等方式产生的作家热，或者边缘作家中心化，跟重写文学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王德威：占有很大的分量。1988年国内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我想相对于过去以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为基础的文学史那种官方教条式的做法，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写的力量，而重新肯定了很多因为各种原因不受到重视的作家。改写的边缘和中心，永远处在不稳定的关系状态中。至于萧红，我相信她应该不算是边缘作家吧，她在国内文学史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国外的话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获得重视，甚至夏志清都说过，如果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能够多一些萧红的材料的话，那么他肯定会认为萧红的成就是不亚于张爱玲的。这一类当然就需要后人不断用重写的方式，来看所谓文学星座图的各种排列组合的方式。

　　记者：重写文学史是否也意味着有意要推动“边缘”和“中心”两者关系的改写？

　　王德威：它也不见得故意要推动，它是把这个关系改变。因为任何一种有见解的文学史，若具有一家之言的信心和能力的话，它总是把过去的、现成的所规划出来的各种文坛的关系重新做出解释，所以不见得是做边缘和中心这样两极的划分而已，很多关系都因为文学史的写作，得到一种重新的诠释，得到一种不同的看法。相对之下，当然文学史就已经不断在重写的了。

　　记者：如您所讲，文学史不断在改写，但是又该如何处理某些作品的经典性？

　　王德威：我们30年前读鲁迅和现在读鲁迅，鲁迅仍然是大师，作品都是经典。越是伟大的经典，越能够促进我们重新想象经典意涵的可能性。比如我们现在教或读《祝福》，或写一篇评论，不见得跟三四十年以前是一样的。

　　文学品位是博杂而多变的

　　记者：钱理群先生说，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越来越花哨，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您认为文学史的书写要以作家和作品为主吗？

　　王德威：作家和作品是重要的，但文学历史上有太多其他的可能性，包括整个文化生产体制的改变，张恨水在1949年以前是挺受欢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之后，鸳鸯蝴蝶派等于是被消灭了，但再过三四十年以后，大家对他有一种重新的认识。而张爱玲原先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夏志清把她挖掘到文学经典里，30年后，她在中国内地得到重视，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是比作者和作品还要复杂一些，它也牵扯到文学品位、文化政策，还有整个文化生产锁链各个环节所产生的关系。当然我们的重点是作家和作品。

　　记者：您怎样看待这个时代的文学品位？

　　王德威：文学品位永远是博杂而多变的，不断在改变，但社会上总是有一个舆论的力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标准，这个时代有些作品仍然是在文学史前后相互比较的前提之下，它是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经典真的是经得起不断地判断的话，它会继续流传下去。或者再坏的作品，它也会被人批评的。所以，我们没法说哪个时代的文学品位特别好特别坏，只能私下可以说喜欢哪个作家，比如我喜欢王安忆，她的作品也经得起我一再诠释，这些相对来说就更好一点。

　　记者：当下国内的文艺批评氛围，也颇受质疑，比如对于一些新出版的名家作品，似乎通常都是处在一片好评如潮中，文学评论家也不太敢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

　　王德威：你说的是事实，绝大部分是不敢讲的，但我想作为一个批评者，我们应该是希望有更多不同的批评声音出现，至少应该有这个雅量，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被骂不见得是快乐的事情。鲁迅讲过“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这是特别妙的一句话，讲的应该是一个相互对话批评。

　　记者：您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

　　王德威：如果没有个人风格的话，也不能算是批评。批评提出个人意见立场，同时引导他人意见立场，好像一个锁链一样，这个批评的活动才能进行，但如果只是非常情绪化地谩骂，一次讲完讲死了，你就没有继续批评的弓箭。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还是有很多相当好的，只是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热络而已。

　　回到“文的学”的传统里

　　记者：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也在反思中国文学史的重写，认为应该根据中国传统的理解和话语来重新编写，而不是按照西方流行的一些理论去判断。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德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西方理论热，但我相信现在任何高等院校、有些世界观的学者都不会贸然打出一套西方理论来硬套中国文学史。我相信这个西方理论热已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但是我要回头讲，文学史作为一种写作样式和方法，本来就是来自西方，文学史观念本来就是西方介绍进来的，如今等于是说我穿着西方的衣服，然后又说不要这个模式，这个不用刻意来区分，我觉得需要打破这样一个简单的二维方法，当然中国文学过去也有很多不同的批评理论和观点值得借鉴，这是学者们应该具有的自觉。

　　其实刚开始还没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文学？难道文学只有小说诗歌戏剧？1905年以前，文学在中国是有另外的定义，有各种各样表达的方式。现在我们生活在21世纪，从西方借了文类进行文学史写作以后，文学就是文学了，然后现在又说不要用西方的理论，来套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上，但“中国文学”作为学科专业，本身就是西方的胚胎所塑造出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做历史反省的时候，必须做更深入绵密的考察，真正回到传统，真正融入我们现代中国的情况里面，不用刻意地用简单的中西对立来做出论述。

　　记者：假如把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放到一个更广泛的世界范围中呢？

　　王德威：文学的观念作为一个学科名词，都是20世纪的发明，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按西方学科要求所建立的，而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自然就有了中国的颜色。我们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文学史时，不见得还要照1905年的文学史那种写作观。在看待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回到中国的文学流变里面，找寻其他思考的资源，文学不见得只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说不定孙中山的演讲，也可算是一种文学的表征，或者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是一种文学现象，现在我们甚至认为可能包括电影的传播，变成一种文学的思考或研究对象，文学史本身说不定就大大改变。做文学的人，怎样真正下定决心思考文学史、中国这些观念，然后再回到中国原来复杂的历史里面，找寻更多的思考资源，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但在跟世界挂钩之前，我们先回到我们“文的学”的传统里。

　　诺奖是很特殊的文学现象

　　记者：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都更积极地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从去年开始，麦家的作品也接连被国外几家大出版社抢购。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现象？

　　王德威：“走出去”很方便，现在出版这么热络，每个作家都络绎于途，但真正在海外，至少在英语世界能够达到轰动畅销的程度，似乎还没看到。其实诺贝尔文学奖是很特殊的文学现象，在美国街上问谁是获得诺奖的作家，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的。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很崇高的奖项，但大家不会太关心。对于海外文学，无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的文学，至少在美国市场上所占有的影响都不是很明显。还是持平常心，好的作品受到世界瞩目，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对文学史的书写会产生影响吗？

　　王德威：我们在讲文学的时候，永远是不断处在时间流变的过程里面，互相地照应，互相地对话，互相显示，而这个显示是古代和现代、内在和外在、高雅的文学和通俗的文学、西方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总是处于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那么我们在国外编《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强调翻译的问题，还有西方的文学机遇对中国的影响，或被中国影响的可能性，总是处在这样一个传承的过程里面。

　　记者：目前出现的上千种文学史版本，其实大多也是出于科研压力而合作编写的，有其尴尬的一面。

　　王德威：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欧美很少看到这样大批文学史出版。中国文学史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是以很特别的身份做出的产品，只有在中国大陆能以出教科书的形式大量，进行编写出版，在西方则是不可思议的。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