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梦诗

　　采访者：姜梦诗

　　受访者：周立民

　　今天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每到巴金诞辰纪念日，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总要接待大量到巴金故居拜访、献花的游客。在中国读者心中，巴金先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和分量。为什么巴金对后人的影响这么大？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精神？昨天，记者记者就此采访了周立民。他认为，巴金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才有可能达到巴金所提议的标准。”

　　讲真话，应从我做起

　　记者：当年，巴老提出的“讲真话”让很多人深受震撼，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周立民：“讲真话”已经成为民族共识，但它尚需成为我们个人的道德律令。三十多年前，巴金举起“讲真话”大旗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还有人以为家丑不可外扬。其实这不过是巴金从五四前辈中接过的火炬，鲁迅先生在1925年就呼吁作家应当撕下“瞒和骗”的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经历过十年“文革”，对自己的人生经历重新反思时，巴金对于“讲真话”有了更为痛切的体会，于是有了那本厚厚的大书《随想录》，在这里他声嘶力竭呼吁讲真话，义无反顾捍卫讲真话的权利。他也曾为不被理解而感到孤独，为遭受误解而忧愤，可是，晚年的巴金是在不断地挤出历史留给他的脓血，疗治岁月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巴老提倡的“讲真话”。

　　周立民：我欣喜地看到，他当年翻来覆去的呼吁总算有了回应，“讲真话”如今已经成为民族的共识。在今天，不论出现什么事情，大家首先要求的就是基于事实的“真相”，大家更欢迎发自内心的真情，宽容带有个性的个人话语，与之同时，人们对于“假”、“大”、“空”表现出空前的厌恶，“假话”的市场越来越小，讲假话越来越受到鄙视。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真话畅通无阻，假话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在讲真话的路上，仅仅有共识恐怕还不行，更需要每个人的行动和维护。更为重要的是巴金并非是在要求别人讲真话，而是首先要求自己讲真话，清算自己讲假话的旧账，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圣人，而是把自己的耻辱摆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讲真话”在他，是一种个人内心的道德律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做到这样，真话才算落地生根，否则仅仅要求别人讲真话、自己却在大讲假话，以这样的双重标准为人处世，那是更可怕的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巴金的精神原点上去，讲真话，从我做起。

　　时代不同，但对强权的警惕仍不可或缺

　　记者：巴金所生活的时代和当下有所不同，您认为有哪些精神是可以作为不变的传承？

　　周立民：反强权，争自由，是巴金一生的精神主线，也应当成为每一个人的独立标准。巴金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唤起下觉醒，在法国大革命民主、自由的氛围的熏陶中成长，在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现实中成熟。在他的百年人生中，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是反强权，争自由，始终是巴金的精神主线。

　　记者：好像巴老也有过迷茫？

　　周立民：是的，他不是没有过迷茫，甚至还一度成为一个“奴在心者”，但是不论经过怎样的曲折，他还是回到了这条路上来，他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拥有人的天性、真情、理性，同时又积极为群体的事业奉献并在其中实现自己价值的“个人”。他一直梦想“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任何强制的社会中”，“没有强制的生活当然就是自由，也就是指有一个机会可以过最适于你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嘲笑这种梦想的乌托邦性，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的天性和世世代代追求的心愿。与此相对的是丢掉这样的梦想，失去这样的自由，甘愿成为一个驯服的“奴隶”，巴金从作品到行动，都在反省、批判这种随时都潜藏在社会中和我们个人性格里的因子。在他1932年所写的小说《海的梦》中，虽然巴金虚拟了一个岛国和异族人入侵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表达了更为复杂的另外一层意思，当奴隶的反抗无效时，或者现实的压迫让他们绝望时，他们会安于现状，失去反抗之心，甚至还会告密，主动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而选择“苟安”。可是，巴金后来不断地告诫我们，没有人会赐予你自由，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取：“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或许，今天，巴金谈论的这些问题的前提都不存在了，我们享受着阳光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然而，我们对于强权的某种警惕不可或缺，正如对于自由的某种捍卫一样。

　　为什么偏偏是“巴金精神”？

　　记者：和巴金同时代的作家们，也有很多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为什么偏偏是“巴金精神”让人念念不忘？

　　周立民：巴金曾经反复说过：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这里呈现出的是巴金之“大”，将“我”融化在这样的“大”之中，生命才有光彩，才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介微尘。如今是个讲“个性”、要“个人”的时代，但是如果“个人”的脚下没有根、没有大地，那不过是随风飘荡的蒲公英，那个“个性”不过是别人的推销品或时代风潮的招贴而已，究其实质，那是个人的“自杀”而不是生命的升华，但巴金所提倡的这些，却是让个人的生命走向永恒的大道，从这一点而言，这是一个高调的巴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那么朴实、真诚，那么低调，这样的精神追求和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本身就应引起我们反思。

　　记者：巴老的自我反省意识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改变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所谓“改变了自己，就改变了世界”，是这样吗？

　　周立民：是的，巴金的这些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才有可能达到巴金所提议的标准。其实，对于巴金本人也是一样，他说从小就不满足于现状，一直在探索人生的道路；到晚年，他也声称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认为两个人在精神气质上很相似的一点就是，那种人生探索的热情、冲动甚至焦灼，自始至终贯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不管是在默默无闻时，还是名满天下之日。一个生命倘若没有这样的生长、蜕变，不经过一股股激流的冲刷，那么它肉体虽然存在着，精神却已经死亡了，成为活死尸。——我们要反抗这样的宿命或圈套。

　　巴金

　　原名李尧棠，1904年11月生于四川成都，1923年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擅长以“三部曲”的形式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的作家，他写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脍炙人口，其文学作品被改编拍摄成数十部影视作品。

　　巴金是享誉世界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文革”后他撰写《随想录》，解剖自我灵魂，在忏悔和反省中提出“讲真话”的精神，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2005年，年逾百岁的巴金先生与世长辞。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