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怀宇

 

　　受访者：葛剑雄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囊括葛剑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葛剑雄是国内著名学者，并常就公共话题发言。他认为知识分子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必须要负责任。

 

　　广东人民出版社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囊括葛剑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文集由葛剑雄重新编订，当中很多为市面上已绝版的书目。葛剑雄是谭其骧的学生，也是他最后十余年的助手，朝夕相处，情同父子。新版《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经十五年补充修订，真实还原一代学人形象。葛剑雄修订了之前面世的《前传》、《后传》中若干错讹，根据近年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等新资料增补，收集参考谭其骧日记、书信、文稿、照片和大量资料。

 

　　《南北西东》一书首次发表《北极日记》，重新修订《南极日记》、《走非洲》、《剑桥札记》、《阿里考察记》。葛剑雄写道：“在南极，即使是在暴风雪持续肆虐，我不得不整天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涛骇浪的时候，我也以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本能，纵览古今，思考着：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的发现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全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

 

　　受陈寅恪先生经历影响记传

 

　　记者：你写了谭其骧传记。作为谭先生收的第一届博士，这个经历在今天来看非常传奇。当时谭先生收博士的方式跟现在收博士的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葛剑雄：我们1978年考的是研究生。在我们研究生期间，国家通过学位的条例，所以我1981年毕业时拿到硕士学位。到1982年春天，国家开始试点招博士生了。那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我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在职的博士研究生。我跟周振鹤有幸被教育部特批作为试点，实际上只念一年多，1983年8月就通过答辩，9月拿到博士学位。

 

　　1980年底，学校领导就找我说：谭先生工作繁忙，任务重大，身体不好，需要一个学术助手。就让我做他的助手。他晚年的很多经历我都在场，平时我们散步、聊天。他做学问的方法，我都比较了解。更重要的跟着他一起这么多年，各种重要场合都在，我对他的为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给我树立了不只是学术上的典范，他的为人是我人生的典范。所以，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可以说我们虽然是师生，情同父子，甚至情胜父子。他跟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我跟我父亲也不会有这方面感情的。

 

　　有一次，他在看蒋天枢先生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里面讲到“文革”前陈寅恪曾经跟他的助手黄萱说：你跟我了不少时间，你可以把我做学问的方式记下来。结果黄萱说：先生，我学得不好，记不下来。陈寅恪说：学不好也好，免得中毒。他是有感而发的。看到这段话，谭先生就跟我讲：陈寅恪真可怜，这么好的学问没有办法传下来。那么，我就讲：谭先生，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也来不及写下来，我到时准备给你写一个传记。谭先生就说：你写可以，要实事求是。有了这个话，我比较注意积累他的材料。他逝世以后，他儿子代表家人把他的日记都交给我，把他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所以，我写的条件是比较好的。那时候那些老先生还在，我找到邹逸麟、王钟翰、胡厚宣，找了好多人。然后，征集了他的信，还有他全部的日记。既然谭先生叫我实事求是，我也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我也写到他在“文革”的经历，比如林彪叶群要请他来讲课，那么，叶群的信我也找到了。他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

 

　　记者：你做学问，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曾去过南极、北极。这是天性使然吗？

 

　　葛剑雄：我们以前可怜，我1965年做教师，连上海都没离开过。我没有条件，家里穷，所以我小时候在家乡镇上念小学，连县城都没去过。实际上，我这个人很喜欢到外面看。“文革”中间给我开了眼界。因为我年轻，叫我参加了材料组，审查其他人外调。我们学校有一个人以前当过记者，社会关系很复杂。为了调查他，我走了大半个中国。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都要实地去看。到了念研究生就比较自觉了，有条件就跑。以后有各种机会我都利用，比如说到南极、北极、非洲。我到美国当访问学者，人家都不买车，我第一个就开车买车。

 

　　记者：你认为行万里路对做学问很有好处？

 

　　葛剑雄：当然。因为对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了解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体验。我喜欢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走马看花。我到美国访问，集中是一年。而且我这一年不像其他人，我是和家里人同一天出去，同一天回来。当时学校和美国都同意我全家一起去，一起回来。我觉得在那里过家庭生活，买个车子，这种跟他们享受一样的生活，就比较了解了。我到日本差不多是半年，在英国剑桥四个月，在巴黎一个月，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对一个地方比较了解了。再加上跟书本的结合，就对各种现象能够观察得细一点。我总感觉，历史跟现实其实都相通的。好多东西都相通的。你要理解历史，不光是书面的记录。其实没有一种书面记录是真正100%反映真实的。要做历史研究，特别要关注现实，这样相对来讲，农村来的孩子比较能够理解。城市的孩子，特别从重点学校进大学的人理解不了，再聪明都不行。

 

　　现在常发言的多是伪君子或书呆子

 

　　记者：你为什么写那么多时评？

 

　　葛剑雄：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是提倡思想解放。我还起草了一篇文章，用谭先生和我们的名义，在上海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理论讨论会讲的，我觉得要解放思想，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地理。以后，有些报纸来找我，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写出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写的时评比较多，基本每一个礼拜都有，而且不止一篇。

 

　　记者：现在大家讨论得很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话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葛剑雄：我讲过什么是知识分子，不是说大学毕业或者有博士学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有几个条件的，第一，他要有一定的知识跟社会地位，否则怎么叫知识分子呢？当然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第二，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他的本专业，还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社会。如果研究核电的只关注核电，这就不叫知识分子。至少要关注核电以外的问题，或者核电跟社会的关系，这才有资格叫知识分子。第三，他关注的途径、关注的方法，要充分应用自己的知识。你要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负责任。不能够胡说八道，比如我的专业不是教育，我要对教育发言，那我要对自己言论负责。我要调查研究，要了解。到时候我不能说我不懂，不懂讲来干什么。现在所谓的这些经常发言的人物，叫大V叫什么也好，不是伪君子就是书呆子，这两者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不屑一谈这些，我也不愿意人家标榜我是什么公知，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要拿这个来标榜我。我做我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你怎么定位是你的事。另外，我觉得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如果你真正是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的话，也不得不讲究妥协，有很多事只能一步步地做，没有必要什么东西都抖出来，非要把人家逼到死角。有的人一定要说划什么派，我说我什么派也不是。我的朋友有你们讲的左派，也有你们讲的右派，我都不拒绝打交道。比如我写的一篇文章批评北大的孔庆东太粗鲁太无礼，其实他不敢回应我的，因为我跟他也有一面之缘。去年我们去土耳其，正好是同一批的，他对我很客气，我跟他谈话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我的很多朋友相互之间都有过节，但我对他们都是朋友。

 

　　记者：你的微博有100万粉丝。你如何处理自己在微博上的言论？

 

　　葛剑雄：我一般自己也不大发。人家叫我转发，必须告诉我怎么样证明你是真的。万一你错了，我怎么相信你呢？我又没有权利调查你。我说言论自由要堂堂正正地争取，要公开，连这个勇气都没有，那还讲什么言论自由呢？如果从小就养成一种不负责任，造谣生事的习惯，将来害了自己。因为不署名，不是实名，所以不要负责任。我主张公开，实名，怕什么？所以，我的微博是实名的。现在很多人都抱怨怎么不好，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比起以往言论自由还是有点空间了，大家要好好珍惜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双重人格，这很危险。

 

　　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学人文库”之一）：《第一卷：普天之下》、《第二卷：亿兆斯民》、《第三卷：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第四卷：南北西东》。后三卷为待出：《第五卷：追寻时空》、《第六卷：史迹记踪》、《第七卷：冷眼热言》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