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k
仇晓飞
仇晓飞的书架
采访者：kk
受访者：仇晓飞
相比起三年前拜访的时候，仇晓飞的工作室乍看之下也变得凌乱了不少。其实，颜料的码放依旧很整齐，只是量大了许多。也许是不成形的画框，新添加的喷枪工具，巨大的画幅上随意流淌的笔触给人以错觉罢了。细看下来应该说，他的工作室充满了一种新的气质：热烈的自由。从2003至2006年用反复绘制老照片为自己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到2007年后通过理性的精神分析直面自己的内心困境，再到上月个展“南柯解酲”中任由色块推着自己在精神世界里游走，不难看出仇晓飞的绘画并不像一般艺术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解决绘画的问题，而是一直围绕着另一个与所有人都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解决自己的困境——作为人的困境。当他将绘画简化到“画什么，怎么画”，“仅仅是两个物体的碰撞”（就好像涂黄油这个简单的动作）的时候，仇晓飞摆脱了现代主义之后难以解决的绘画困境，获得了某种期盼已久的自由。当然，仇晓飞自己并不认为这就是终极的答案，海德格尔用“路标”为题来写作，仇晓飞就用这件事来打比方——他所有作品的构成都只是某种路径而已，终点在哪里并不清楚。按照仇晓飞的说法，他的阅读也是一样，更像是一个文化采样人，什么有用看什么。
仇晓飞的书架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小说，哲学，大量的黑胶唱片。不过既然是什么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就看什么，那么自然就不难找出其偏好了。仇晓飞说自己也被“文艺青年”老爸推荐过大仲马和狄更斯，但早年间读过的文学作品里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是罗伯－格里耶的《橡皮》。“传统小说里，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谁，作者总是站在故事的对立面，有一个固定的身份，要不是故事中的某个人，要不是旁观者，但是罗伯－格里耶小说中作者的身份错位了，视角也开始变化。”仇晓飞说，这种变幻的视角令他感触深刻。而一般看来与新小说毫不搭界的佛经在他的阅读里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为走入困境的思维打开一道门。其实无论是赛亚·柏林，精神病药物历史，尼采，还是海德格尔，仇晓飞的阅读都围绕着那个他试图用绘画去解决的问题，即个人的精神困境。也因此，不管是音乐还是书籍，他都偏好存在主义之后的作家，因为这些人所处的环境，面对的问题更容易与之产生共鸣。随着聊天的深入，仇晓飞时常会陷入长达数分钟的沉默，但每次思索后，他都会给出一个全新的有价值的答案。他说自己一般不拒绝谈话，因为有意义的提问可能把他逼到死角，从而打开另一个通道。
开车送我回程的路上，仇晓飞问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书推荐，我说，前段时间看了一圈又倒回苏格拉底了，似乎还是他最为迷人。晓飞即刻回应道：“是的，因为总要回到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谈到那个时候的哲学家不光是写作，而且是身体力行地按照自己的认知来生活的时候，他说：“这就跟挖坑一样，你不能总站在地面，想要挖得深，最后必须跳进坑里。”
仇晓飞这样来描述对黑胶唱片的喜爱，“音乐也是一个物跟另外一个物之间的碰撞。唱针和胶片的轨道之间的摩擦产生了声音。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人说话的声音就是由声带震动带动空气震动，最后由耳膜震动来接受的。数字的东西很干净，没有任何杂音，但是有时候你需要回到一个稍微有温度的东西。有一个黑胶唱片的广告说，‘嘿，哥们，生活是有杂音的。’”
记者：你新个展的英文名是Apollo记者angsDionysus，你是很喜欢尼采吗？
仇晓飞：尼采？当然。如果就写作来讲的话，尼采的写作肯定是在哲学家里面最接近艺术的一个，也是所有的哲学家里面把艺术上升到最高层面的一个。他强调酒神精神，认为人活着是因为一种莫名的冲动，而这就是艺术。表现主义就是酒神精神的体现。但是今天这个世界肯定被理智和逻辑结构所压制着的，光有形式的冲动已经不够了，现在疯掉的不是酒神而是日神，所以我想强调日神的重要性。当然尼采的东西太好看了，比如《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完全可以当小说来看，但是它又比小说更要触动人。
记者：你在阅读上有什么偏好吗？
仇晓飞：比较杂，我觉得相比起梁漱溟那一代人我们接触到的东西太混乱了。我可能在看到一部古典作品之前先看了一个很当代的东西，接触到中国的作品前先看了西方的。这种错位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做文化采样的，就像美国那个特别著名的自由爵士乐手约翰·祖恩（JohnZorn）。没有顺理成章或者逻辑清晰的东西，思维都是在混战里产生的。
记者：罗伯·格里耶对你的启发是什么？
仇晓飞：他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在于他不光是在拍摄这个世界，摄像机本身也是这个小说里边的角色之一。就像绘画，始终都有限制，画模特的时候，你与模特的关系就固定了，那是比较被动的，人们常会说被动就换个环境，其实换环境也是一个被动角色。但是罗伯－格里耶给了我一种提示，去考虑自己所处的位置，站在另一个视角去看自己的处境。当你将画笔、颜料、画板都当作物体，那么绘画就是几个物体之间的碰撞，你虚构的物体和真实物体又发生碰撞，进而迭加的关系。同时，真实的画笔和颜料也可以变成虚幻的，这里就有了一种自由度，一种在被迫之下的自由。我从来没觉得人会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去做任何事情，永远都是被迫的。但是在这种被迫下肯定需要寻找出路，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根源，就是始终要去解决为什么要存在，被动地，不停地活下去的意义所在。
记者：那么你认为现在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仇晓飞：最大的困境就是没法建立起一个整体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给我的感受就是碎片化的，有穿越感的。打开电脑或者是手机，我们可以随时切换到另外一个场景或时空里面去。坚固的东西已经被击碎了，但你又不甘于被这种击碎后的剩余材料所包裹。
记者：你最常看哪类书籍？
仇晓飞：第一类可能是佛经。这种书有点像为你清理内存。它的道理很简单，其实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可以反复看，看了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有能让你像电脑那样重启一下。我不是佛教徒，也没有把佛教看得特别高深，它确实有高深的地方，就是说那么多真的就只有一个空，空就是回车嘛。另一类就是对话形式的书，相比一个逻辑结构紧密完整的作品，这类书可能更有意思。像尼采或维特根斯坦，他们的书也是一种谈话式的，他没有对话，从叙事方式来看是一个人一直在讲。哲学发展到现在有一些困难或许跟这种对话的消失也有关系，例如海德格尔，他写得很好，但是有一些自己发明的新词，如果不了解其背景，是无法理解和沟通的。我越来越喜欢对话的形式，这可能跟我想在绘画中带入这样的东西有关。那种将自己抽离出来，按照设计好的结构和逻辑去呈现一个感兴趣的东西，这种方式太古典。10年过来，我已经逐渐放弃了这种方法，因为在这种结构中处理困境，还是不够真切。
记者：最近在看什么？
仇晓飞：现在很少随便抓一本书认真看，大多都来自朋友的推荐。例如《杜尚之后的康德》。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