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晓岚

陈希我

　　采访者：尚晓岚

　　受访者：陈希我

　　福建作家陈希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我疼》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京举行了研讨会，许多中坚评论家到场，显示了对其作品的重视。陈希我的小说，通常和“先锋”、“疼痛”、“黑暗”等词汇相连，无论这些标签是否准确，他的写作确乎与众不同。日前，陈希我接受了记者记者的书面采访。

　　几乎所有文字都是在删改之下才得以面世

　　记者：您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小说了，90年代末引起关注。这个过程似乎比较长。您是怎么写起小说了呢？

　　陈希我：最早就是受了“伤痕文学”的感召开始写作，那时我才十多岁，感觉写作能促进社会变革。但实际上那些能够发表的作品都是把握好恰当的“度”的，而我却没能做到，所以一直没能发表。我也不肯妥协，记得有一次一个杂志建议我把小说背景改成台湾，我一口就拒绝了。所以我20年几乎没有发表作品。现在一些爱写作的人对我说要像我这样写作，我告诉他们不要学我，一，你能熬20年吗？二，即使熬20年也不见得能发表，我终能发表是撞上了狗屎运了，你们未必能撞得到。

　　记者：研讨会上，评论家申霞艳也提到您多年来屡遭退稿。台湾版《冒犯书》甚至被福州海关扣留。您被退稿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呢？要求修改的话您会答应吗？

　　陈希我：申霞艳同时也是编辑，是我的好朋友，但也频频退我的稿。我有不少私交甚好的编辑、主编，但他们也不敢发我的东西。我的作品经常被认为写黑暗和写性，《冒犯书》被扣留大概也是这原因。现在我会看情况修改，否则你就看不到我一篇作品。我的几乎所有文字都是在删改之下才得以面世的，虽然很无奈，但总比放在抽屉好吧？我觉得写作就是发言，放在抽屉里不是发言。曾有诗人说他们可以不发表，但写诗可以，写诗是发射激情，写小说是怀孕生育，很难让一个孕妇接受十月怀胎后胎死腹中的现实。

　　不挖掘黑暗人性，写作没有动力

　　记者：评论家似乎普遍重视您的《移民》，说这部小说有忧患感，在您的作品中是个“异类”。那么您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呢？

　　陈希我：《移民》所以“异”，因为它直击社会现实，我的其他作品更多的是揭示人性现实。必须说明的是，人性不可能是空洞的人性，正如所有历史都是当下史一样，所有人性都是现实的人性。一个对社会现实麻木的人是没资格写作的，特别在我们这样风云际会的时代，写作者会难以遏制地被刺激起来。当然《移民》在写现实时仍然写出了黑暗的人性，不挖掘黑暗人性，我的写作没有动力。

　　记者：批评家们既肯定您小说的逼视人性，肯定那种冒犯、尖锐和独特性，也批评您的题材不够开阔，用力过猛，缺乏日常合理性的铺垫等等——但同时，似乎又有一种阐释上的困惑，比如觉得您要是把缺点改了优点也会消失……您怎样看待这些批评呢？

　　陈希我：我想写作者和批评者及读者的立场是有区别的，批评者、读者希望完美，而写作需要的是“这一个”。某种意义上说，特色就是局限，完美就是平庸。我们读卡夫卡、鲁迅、王小波、残雪，一眼就能认出来，很难想象卡夫卡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但是作为研讨是可以求全的，我也会在保持我写作风格之上听取意见。但对疼痛的感受不会麻木，对黑暗的揭示不会迟疑。至于对我作品阐释的困惑，我想引用研讨会上雷达先生和陈晓明先生的意思：我们现在阐释这代作家所能够用到的概念和理论非常少，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概念和理论，否则无法揭示出今天汉语文学的一种格局和它的变化。

　　记者：您有时以第一人称女性口吻写作。您笔下的男性时常显得粗暴、狭隘、占有欲强，女性相对被动和顺从，但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两性关系似乎不怎么美好。

　　陈希我：也许我的作品里确实没有美好，但与其说我写两性的恶斗，毋宁说是博弈。既然是博弈，那么男性就采用男性的方式，女性就采用女性的方式，但这种关系会发生逆转的，某种意义上小说写的就是逆转。有人说我是男权主义者，但也有人说我是站在女性一边，我觉得我自己试图站在女性一边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撇开意识形态原因，这也是一个好写作者必须有的自觉，男人太刚性，女人柔软，才能体会入微。当然女性视角也有问题，好作家应该是“雌雄同体”。

　　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是元素而非来源

　　记者：您有留日经历，如今在福建师大教日本文学。《大势》直接涉及中日关系。《罪恶》、《风吕》写中国人在日本。请扼要谈谈您对日本文化的看法。

　　陈希我：我们常以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抱着这种心态一旦被打，就莫名其妙，特别委屈。实际上日本文化并非来源于中国，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只是作为元素被使用。比如寿司，你可以指出米饭等元素来源于中国，但寿司不是把这些元素杂糅而食，可它又确实给我们这种感觉。所以关于日本文化，有人说是“包袱皮文化”，它不像西方的“皮箱文化”那么具形，它柔软，但很自主，跟日本打交道，必须警惕被假象所蒙蔽而洋洋自得。

　　记者：您说很喜欢谷崎润一郎，他贴着恶魔主义标签，擅长写受虐、性，在其中寻找超越性的美。他的作品给了您什么启发呢？还有哪些作家是您特别心仪的？

　　陈希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主义”来源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有人说，“唯美主义”其实就是“唯恶主义”。“美”和“恶”确实有着天然的联系，真善美和假恶丑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因为有恶，所以文学之花才璀璨。谷崎的“恶”体现在对人性黑暗的洞察，比如虐恋情结。但谷崎笔下的虐恋跟西方不同，他很少简单用鞭打折磨来表现，那是很外在的，这是我不喜欢西方虐恋描写包括萨德作品的原因。谷崎更多的是写日常景象，写心理之虐，这使得他的作品更有力地直接撼动我们的常识。除了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岛由纪夫都是我喜欢的，还有村上春树的中短篇小说。

　　写作能以毁灭生活为代价吗

　　记者：您的小说里似乎很少有美好的、柔软的事物，而是有很多现实生活的污泥浊水，人们内心的小算盘，包括中国人的“窝里斗”，唯一能够超越日常、从痛苦中解脱的出口就是死亡或者说自杀……小说一定要写得这么狠吗？是否会损害文学的丰沛和复杂呢？

　　陈希我：写作是在极端点上的发问，当福柯通过监狱考察人类社会，当卡夫卡把人变成了甲虫，当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虽然极端，但我们被震撼了。文学的丰沛和复杂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折射出来的。中国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抓住关键点，从而产生放射作用，而是去对枝叶事无巨细描摹，导致平庸。

　　说到死亡的超越性，西方是超越了罪，日本是达到了美，这罪和美都是超越现实的，精神性的。而中国是世俗社会，能够把死亡作为对俗世痛苦的解脱已经“很不中国”了，中国人可是讲“好死不如赖活”的。但我感觉还不够，这仍然不能使中国文学达到高级。我正在写一部叫《救赎之爹》的小说，试图书写中国式的精神之路。

　　记者：但是您在研讨会上也说，近来身边三个爱好文学的朋友不幸的精神状态，让您重新思考写作的伦理。

　　陈希我：这是回到现实思考的问题。作家有两个身份，一是写作者，二是生活者，这就导致作家分裂。当我在写作中竭力极致，我的现实生活也危机重重。写作需要审视生活，但生活是不能被审视的，它需要被遮蔽。正如我在《我疼》这本书的“引”里所写，“感谢我们身体里有阿片样物质，因为它，我们才不会每时每刻感觉到血液在血管壁摩擦，神经像闪电一样闪射，我们于是得以活下去。”但写作恰恰是要去揭开这种遮蔽。于是成就了写作，毁了生活。我曾说过，没有写到疯狂、自杀的作家不是真作家。这些出了精神状况的朋友，有的是跟着我写作的，有的是出了问题后作品大放异彩，让我激赏，但我又有罪孽感。写作伦理何在？如果要拿毁灭生活作为代价，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评论家说

　　李敬泽：希我是极有特点的作家，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很受不了。他比许多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和追问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

　　白烨：写痛、写性，构成希我写作的最大特点，从传统看确实是旁门左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创新、独特就表现在冒犯、亵渎之中。他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作家，他跟谁都不一样。但我还是希望看到他超越疼痛，能有更丰富的视野。

　　谢有顺：陈希我的力量来自特殊的精神想象。你读他的小说，在某个精神和存在问题上是环环相扣的，但是在经验层面上，这个逻辑不一定成立。作家的想象力固然可以疯狂一点，可以变形、夸张一点，但是疯狂和变形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最低限度的日常合理性上。他的小说有骨感，但是肉感太少了。

　　张莉：希我不是一个讨喜的作家，他不让自己舒服，也不让别人舒服。我非常不喜欢他的性别视角，我认为他写女性身体的丑陋和不堪，带着内在的压迫心理，我特别受不了。尤其是《抓痒》，我曾经愤怒地跟他讲这样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实际上他把自己当成上帝，他的视角是俯视的，不管男女，他把大家当做蝼蚁般的存在，这是他写作的一个特点，但也可能是问题。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