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鸣
海啸
采访者：马晓鸣
受访者：海啸
海啸：当代著名诗人，1973年出生于湖南隆回。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代表作品有长诗“三部曲”（《祈祷词》、《击壤歌》、《追魂记》）及《暮雪》等，出版诗集《爱的漂泊》、《最后的飞行》、《海啸三部曲》，主编《中国当代诗歌选粹》、《朦胧诗精选》、《百年中国长诗经典》、《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美丽悦读：中国经典诗歌系列读本》（30卷）、《海子经典诗歌》等40余种。2003年创办《新诗代》并提出“感动写作”诗学理念。现居北京。
“‘海啸体’来了，今天你‘海啸体’了吗？”你的诗歌《可爱的中国》曾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广为流传，随后被称为“海啸体”。这首仅15行诗歌的“海啸体”成为2011年流行语，并被媒体评选为“2011年中国诗歌十大新闻”之首。你是怎样看这首诗和这起诗歌事件的？
对于《可爱的中国》，与那次所谓“海啸体”事件，一直以来，我都不愿意多谈。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首诗并无什么过人之处，无非是在特定的时机，更易被大众所“接受”的一首作品。我曾尝试过一些相对简单的诗，但并不多，难以构成整体性的风格。大众媒体的催化很容易造成误读与曲解，尤其冠以“海啸体”后，多少会让人产生某种非诗的图谋。之前出现过的某某体事件或者闹剧，让我产生本能的警觉，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只是一首诗，一首属于海啸的诗歌。仅此而已。
你的长诗《海啸三部曲》成为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与争议的作品，也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史诗作品之一，在中国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人看重它“心灵史”的成分，有的人看重它“乌托邦”的成分，如果是你来看这部作品，你看重的是什么成分？
我更愿意将“三部曲”看成我某一阶段性的作品。一个诗人终其一生，其实就是为了“一首诗”的完成，或者所致力抵达的一首“大诗”的完成。我们对诗人的理解有个误区，认为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26岁便创作出了诗歌名篇《豹》，同样，法国诗人马拉美也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创作出了《天鹅》，海子写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仅仅25岁。而旅居加拿大的台湾诗人洛夫72岁高龄，仍然完成了长诗《漂木》，也是被公认为诗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在想，如果海子现在还活着，那么，他的诗歌成就显然是另外一种景观，他生前所建构的《河流》也好《传说》也罢，以及他的“七部书”，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座诗歌“宫殿”而不只是留下一片诗歌“废墟”（尽管有人将此比喻成“伟大的废墟”）。一个诗人的写作，天赋秉异自然重要，但后天的积淀才能真正成就自己。“海啸三部曲”呈现了我30岁之前的诗歌理想、观念，换到现在，我可能不会那样写，至少不会那么放纵自己。我不否定它对于我的意义，回想起来，我看中的正是当初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语言的真实。
2007年5月，韩国《环境工业新闻》报“中国新闻”版开辟 “中国诗”栏目，专门推介中国当代诗人及其优秀作品，到2008年底，“海啸专栏”才连载完毕。你是作为该报首推诗人，并精选出你的百余首优秀短诗作品翻译成韩语，国外媒体为中国诗人开辟诗歌专栏，专门发表一个诗人的作品，每期配发简介与照片，这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尚属首次。你的诗歌在韩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诗歌在韩国连载了两年，至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自然无法感受。期间也有一些韩国留学生通过这一途径找到我，也无非是想与我探讨些汉语问题。后来也有机会去韩国访学，但当初因儿子太小还是主动放弃了。记得韩国有位著名诗人来中国，本来约好陪他一起登长城的，那天正好有事抽不开身，便委托一位朋友去机场接他并将最新一期的《新诗代》转赠给他，他极为惊讶地唏嘘起来：“办的这么漂亮，海啸是不是特别有钱？！”朋友电话中给我描述的这句“是不是特别有钱”当时就差点让我晕倒。“有钱”也就罢了，这位“国际友人”想让我约请北京某刊主编共进午餐，这位主编当然也是一位诗人，只不过与我诗趣天壤，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韩国诗歌现状我不了解，不过在中国，真正优秀的诗歌刊物无不是一些“穷诗人”办的？所以，我拒绝了那次见面。这件事让我隐隐有些不快。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诗人海啸的名字越来越成为一个醒目的标记。你有时会觉得海啸这个名字陌生吗？
从开始写作第一首诗、到1987年在《诗歌报》上发表第一首诗开始，我就一直用海啸这个名字。包括我的同学与朋友，我的家人也早已习惯了这个名字称呼我。后来也有人问我，这个笔名是否受另外某位诗人的影响。我只能哑然失笑。名字只是个人的标签与别人对自己的称谓而已，谈不上熟悉还是陌生。
你曾说：“中国当代真正的诗人不超过100位。”怎么去理解你的这句话？
真正的诗歌是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胎记。在当前这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诗歌也似乎活活跃起来。不过，各种光怪陆离的表象构成种种大众眼中的诗歌现场，就像洛夫所言：水在后退，泡沫在前进。诗人应该保守一种精神自觉与文化自觉，才能有效抵制无边的喧嚣与虚无。关于“中国当代真正的诗人不超过100位”，这句话来源于《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我的一次采访。当然，每个人对自己心目中诗人形象的定位都不一样，这句话只是代表了我个人的理解。
你主编《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诗集，短短七天，从组稿到出版，创造了出版奇迹，这本诗歌写满了沉甸甸的爱、写满了对逝者的哀思和重建山河的寄托和希望。在大灾大难面前，诗人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是什么？
在民族危难乃至巨大灾难面前，诗歌成为了情感渲染或宣泄的方式与途径。这本诗集的所有发行收益全部捐献给了灾区，这也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将“地震诗歌”归纳为一种文化层面，或者社会层面上的“诗歌事件”我觉得更合适。“汶川地震”已整整过去了六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冷静思考曾经的诗歌风暴，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由此回到诗人的责任和担当，这显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就这个问题，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School?of?Mines）教授、诗人西风（当时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曾在2006年对我本人的一篇访谈中，针对他“当代诗歌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不应该（不必要）承担什么？”借此机会我重述一遍：“我觉得承载可能更恰当些。承担更侧重于诗歌外的‘重量’，古往今来，中国诗人已承担够多的了。诗歌的写作应该注重于心灵，向‘内’，而不是向‘外’。把诗歌当成武器、工具、教义或准则，都是不正常的，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疯狂与变态。如果必须要承担，就去承担那些该承担的：光明、梦想和黑夜。”
如今，诗歌的门槛看起来很低，在自媒体时代，谁都可以写下所谓的“诗歌”，谁都可以自封诗人。在你看来，“诗歌”与“分行的文字”，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再就是，你怎样看待“网络诗歌”或“网络诗人”？
就像唱歌，每个人都能哼几嗓子，我们总不至于把那些会唱卡拉OK的人称为歌唱家吧？把会写字的人称为书法家吧？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写“分行文字”的人称为诗人吧？这个时代太多卡拉OK式的“诗人”，由此让诗人这一身份或称谓变得日渐模糊。
关于“网络诗歌”与“网络诗人”概念，我始终认为是个伪命题。网络作为传播载体，和以前的黑板报、手抄本、乃至油印小报的功能有着相似性。也可以这么理解，在某个黑板报上，同时刊登了两个人的诗，一个是我们所熟悉的某个著名诗人的诗，而另一首则是某个小学生的诗歌习作，我们当然不能将他们“统一”称为黑板报诗人。像《今天》杂志也开辟了网站与论坛，我们也偶尔能看到诗人北岛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与诗歌，因此，北岛的诗很可能会与某个或某一群诗歌爱好者的诗并列在一起。我们总不至于，把在网络上（包括博客与微博、微信等）发表诗歌的人都称为“网络诗人”吧？和网络小说不同，网络小说是网络时代衍生的文学“商品”，而诗歌很难“等价交换”。网络上的诗不见得就是“坏”诗，而公开发表的诗并不见得就是“好”诗，关键在于阅读者的体验与辨识。很多人也试图谈论诗歌的标准问题，这当然很难判定。如同我们对美的判断，是一种情感基因与文化基因。诗歌的奥义也在于此。[NextPage]
2014年5月10日，你惊闻诗人卧夫死亡的消息后，你写下了题为《死亡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诗歌。面对越来越多的诗人自杀或者离世，作为一名诗人，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告慰逝者、安慰生者？
得知卧夫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那天我正好从北京赶往湖南岳阳湘阴县去看望好友周瑟瑟，他的父亲5月6日凌晨不幸去世。在返回长沙的途中，接到周瑟瑟打给我的电话。他从微信上得知了卧夫离世的消息。我当时的反应以为是意外事故，下意识对身边的朋友说：不可能，除非是出了车祸。没想到卧夫却是以这么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我们。“这个时代盛产谣言，也批量生产/死亡，一匹孤独飞驰过/二百迈的野狼，铺毯成一张/最悲伤的诗卷。”在这首《死亡是一种行为艺术》中，有人对其中的“二百迈”表示费解。在这里我顺便提下，有次几个朋友一道去北京郊区，在回程的京承高速路上，卧夫开着车一路风驰，车速数次超过了两百迈，当时感觉车都要飘起来了，把坐在他身边的我吓得半死。
卧夫很单纯，是个热心人，他写诗，也摄影。但凡诗歌方面的活动，我们总能看到他高高大大，却又略显落寞的身影。我总觉得，北京并不适合他，尤其他常年呆在了宋庄。宋庄是个奇怪而又危险的场域，大家都清楚，那里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与艺术家，同时也夹杂了太多的江湖混子。朋友们也都知道，他有一些钱，人又爽快，自然也就难免上些当，受到伤害。有次和卧夫喝酒聊天，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别太把诗歌当回事。诗歌和生活是两回事，一旦混淆不清，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魔咒”中去。他生前受海子影响很大，也为海子及他全家做了些事情，包括修葺海子墓等，也或多或少受到某些误解与质疑。
打个不太恰当却又最形象不过的比喻吧，诗歌如同你心目中心仪的某位女子，就如同林志玲吧，你心里面喜欢她甚至暗恋她，当最终发现她并不爱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就以为是她抛弃了你、辜负了你。其实，林志玲和你我真的一丁点关系也没有。诗歌也如此，就像林志玲，也并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了的。这和爱的程度、付出多少毫无关系。在这里，并不是出于对卧夫的不敬。对于他，我们可以将离开我们的这个卧夫看成是病人卧夫、车夫卧夫、摄影家卧夫或者是别的卧夫，刻意去强化一个诗人卧夫并不可取。尽管选择死亡是一个人的权利，但他身后毕竟还有为他悲痛欲绝的亲人。逝者如斯，我更愿意相信，他的死，包括当年的海子，和诗歌并无关系。记得有次在海子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子生前的同事，中国政法大学某位教授以“证据学”的方式对海子的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甚至怀疑，在诗歌界内部，是不是存在“死亡俱乐部”的地下组织。显然，这种“俱乐部”并不存在，但他的质疑值得我们深思。海子之后，不断有“自杀诗人”浮出水面，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一极端方式背后的某种“共谋”和“效仿”。这种诗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现象的连锁反应，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尊重亡灵是要我们去追溯与还原真相，避免悲剧不再重演。
在《诗选刊》评选的“第二届最佳报刊诗歌编辑”中，你榜上有名，《新诗代》展示了一个出色民间诗歌报刊的风范。近年来，民间诗歌报刊和网站真如雨后春笋，你认为这些“雨后春笋”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不仅仅是诗人，中国文人对纸的迷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多少让人多了几分安慰。如此一来，将文字变成铅字也就变得情理当中了。大量诗歌民刊的出现，成为中国诗歌界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们曾经对民刊与非民刊的区分无非如此，有公开刊号，有主管或主办或挂靠单位，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政府拨款（救济）的刊物，以及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编辑队伍，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有工资、补助、失业保险等等一系列生活保障的刊物从业人员。而民刊呢，无非是那种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发行，没有出版刊号或书号，也没有那些可以领取“工资”的编辑队伍所选编的诗歌印刷品。用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非法出版物。不过，现在二者的区分已产生了根本改变，很多诗歌民刊都是通过公开出版的形式登上了“大雅之堂”。我所理解的民刊（民间诗歌），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操守，独立、开阔、包容。北岛们的《今天》就不用说了。像诗人谭克修主编的《明天》，中岛主编的《诗参考》，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等等，这些当然是“民间”的。《新诗代》创办至今，其实也是遵循了这一标准：自始至终植根于诗歌的土壤，并坚持着独立的诗歌品质和精神向度。
2013年“首届贵州诗歌节”的举办，你认为对贵州文坛来说，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那次诗歌节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有幸参加了“首届贵州诗歌节”，这次诗歌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尤其是“诗歌节”的举办，是一次集中交流的绝好时机，同时对贵州诗歌的推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记得那次“诗歌节”期间，晚上的朗诵会正赶上了一场大雨，当时我正严重感冒，我是裹着棉被在台下看着漠血、李笠、南鸥、潇潇等诗人顶着雨水激情朗诵。尽管那时观众寥寥，但我却认为是一次最为盛大、也最为“奢侈”的诗歌朗诵会。真正的诗人与诗歌是不适合朗诵的，他们可以面对山川、面对河流，甚至面对草木和雨水，唯独害怕面对熙熙攘攘的观众。我不喜欢那些字正腔圆、激情四射的朗诵，甚至有种本能的厌烦。不仅仅是我本人，相信很多诗人都有这种体会：有一种尴尬甚至痛苦莫过于在酒桌上被人逼迫朗诵诗歌。这种感受如同大庭广众之下，一对恋人必须面对众人表演接吻。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