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也退
采访者：云也退
受访者：桂裕芳
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年诞辰之际，北京大学法语系的退休教授桂裕芳接到了媒体打来的电话，让她谈谈与杜拉斯的交往。“我的记忆已经很差了啊，”桂老师说，她比杜拉斯小16 岁，“我记事很不确切了，我跟那个记者说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我并没有见过杜拉斯，我只是翻译过她几部后期小说。我见过的是另一个法国女作家，叫……不是尤瑟纳尔，也不是萨冈，叫……对了，萨罗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约三十年前，桂裕芳临时调去教科文组织做了一阵工作。她住在总部附近的一所军事学校，靠近塞纳河，娜塔莉·萨罗特住在河对岸的一所正对着塞纳河的公寓楼里，几乎只相隔一座桥的距离。这位生于旧俄、后入籍法国的犹太女作家，日后成了法国“新小说派”的主将，也是几位主力之中最年长的一位。认识之后桂裕芳着手翻译萨罗特的书，这就是1986 年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童年》。
法语文学翻译家大多不怎么喜欢“新小说派”，1950 年代兴起的这个流派反传统的小说叙事，撇开连贯的情节，注重捕捉感觉、印象、念头、光影等碎片。桂裕芳却相反。“我过去也读法国小说，但真正产生集中的兴趣，是从新小说派开始的。我看王蒙的东西，都感到与新小说派有点相像。新小说派现在已经不流行了，但那种写法别有味道，他们说，你不能从全知全能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物和事件，你不能假装不仅看到他的外观衣着、容貌神态，还懂得他内心。新小说派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看到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要写物，写物才真实。”
桂老师举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为例：“嫉妒”（La Jalousie）又有“百叶窗”的意思，“怎么叫嫉妒呢？是指主人公嫉妒他的妻子跟邻居有关系，可是整本书里没有出现过‘嫉妒’一词，主人公只是有意无意地通过一个窗口看外边。写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坐在一起晒太阳、喝茶，他就看到椅子腿，彼此接近，越来越近。这是好有意思的写法，我很欣赏这种写作。”
《童年》是桂裕芳最好的译本之一，也是“新小说派”为数不多的代表作之一。她喜欢翻译小册子，不爱大部头，《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拥有二三十个中译本，却没有桂老师的一份，她是个明白人，性情人，不喜欢凑热闹，好在也没这个需要。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拖进了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任务之中。她名下有一大批法国名作家的作品：雨果的《九三年》，纪德的《窄门》、《背德者》、《梵蒂冈地窖》，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和《黛莱丝·戴克茹》，萨特的《恶心》，米歇尔·比托尔的《变》，萨罗特《童年》，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还有莫泊桑和皮埃尔·洛蒂等等。“这里面，只有比托尔的《变》是我主动申请翻译的——我是个被动的人。”
桂裕芳曾有过往来的另一位法国作家，也是“新小说派”的一员：克洛德·莫里亚克。克洛德比萨罗特要晚一代，很多产，写过小说，也写过很有影响的传记，但是，桂老师说，他同他的父亲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关系不好，争吵不断。老莫说小莫写的那套亵渎了法国文学。老莫的牌子大，贵为195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桂裕芳翻译了他两部最优秀的代表作《爱的荒漠》和《黛莱丝·戴克茹》。
桂裕芳刚刚装修了位于北大宿舍区的宅子，房间里阳光明媚，但存书很少，因为装修的缘故，书籍都堆在了其他地方。她还把她的翻译手稿都撕了，“太多了，我不喜欢留它们。”内心通透的人，不为外物所累。
记者：你也是译林出版社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的合作译者之一，当时为何做这件事呢？
桂裕芳：当时译林社的编辑韩沪麟的胃口很大，他到我这里来，说要做这件事，请我参与。我说：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弄啊？结果我被他拉进来了，开了好几次会，十四个人一起，为了书名怎么翻译吵了好半天。后来有一个人说不应该是“似水年华”，没那么诗意，就是“时间”嘛。我担任翻译的是第二卷里比较短的一部分，我说我要那段短的，不要翻长的，长的那部分交给袁树仁去翻译了。
七卷本，翻译第一卷的李恒基是个很好的译者，徐继曾主要翻译的是理论著作。这之前，郑克鲁编一个法国文学选集时找过我，让我翻译《追忆似水年华》里“小玛德莱娜点心”那一段，也就是两三千字，这段给我的记忆非常美好，从一个点心里找回童年，等等。所以韩沪麟要我翻译，我还是答应了，就是译得少了一点。
我做翻译总是很被动的，比如《洛蒂精品集》是柳鸣九给我的。我接法语翻译的活基本只有一个条件：篇幅不要太长。
记者：你还翻译过法朗士的《贞德传》，还有萨特的《恶心》。
桂裕芳：《贞德传》，对了，这本书你觉得有意思吗？一点意思都没有，把贞德一路做了点什么说一遍。编辑硬把这本书塞给我，真没劲。《恶心》我也不是有意翻译的，是出版社要的，收在《萨特文集》里，台湾也拿去出版了，书名改成了《呕吐》。这本小说，我的感觉一般。
记者：你对莫里亚克有系统的研究吗？
桂裕芳：在法国有一些研究莫里亚克的社团。很有趣，最大的社团有两个，到一定时候就开会，交流，我去过几次，是受他们邀请的，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有一个社团在索邦大学搞研究，确定主题，但没有时间对话，每个人念自己的论文，开完会之后就出一个小册子。另一个社团在莫里亚克的家乡波尔多，波尔多大学的文学系有个主任，对莫里亚克特别感兴趣。这两个组织互相唱对台戏，看谁是最正宗的莫里亚克爱好者和研究者。
巴黎的那个社团声势很大，还出钱在巴黎市中心竖了一个莫里亚克像。这个社团要创造一种“莫里亚克国际”的气氛，所以请来的人各国都有。波尔多那个社团则是用英语进行活动的，所以请来的人都是英美的。
我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不过收集了莫里亚克的日记，内容很丰富，还有他的非小说作品。这些都没翻译成英文。有出版社找我写一本莫里亚克的传记，我推辞了。但这些资料都很宝贵，应该有懂法文的人把它们利用起来。
记者：你在北大这么多年，对于这所大学，你应该有话说？
桂裕芳：“反右”的时候，北大的校长非常好，上边压下来指标，他都会设法保护底下的人。这是好校长。八十年代后半程，丁石孙做校长，曾经把校门关了跟学生谈心，那时的党委书记也特别好。他们都下台了。我喜欢这样的校长，我不喜欢那些忙于外交、门面的校长，请这个外国人来，请那个外国人来，出去开开会什么的，学生根本见不到他们。我记得1950 年代做校长的马寅初，那时候，有了运动和报告了，我们师生都坐在台下，他拿个凳子坐在台上，看那个说话的人怎么讲。后来批他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一大帮人斗我这么一个老头，我无所谓。后来北大搞教育改革，让教师们自己选校长，他们都选了北大方正集团的创始人王选，但王不肯上任：“有专业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做校长，这等于是给自己套枷锁嘛。”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