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璐瑶
采访者：张璐瑶
受访者：贾平凹
从《废都》到《带灯》：写作环境好了
记者：记得您说过，您的作品必须要有原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带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山深处一位女乡镇干部，能不能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
贾平凹：写完《古炉》之后，有段时间没事干了。我写完一部作品，就习惯去下面跑一跑。一方面要跑最繁华的一些大都市，一方面跑最偏远的乡下，这样比较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目前，尤其在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
写完《古炉》之后，我去了陕西、河南、甘肃等周边的许多县城、镇子采风。跑着跑着，我就跑到了《带灯》中写到的地方，也遇见像“带灯”这样的一个乡镇干部，跟着她跑了好多地方，她每天也跟我说很多东西，慢慢地，我对乡镇政府大院的日常工作都非常了解了，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
我写作有一个习惯，就是必须要有原型，就像打基桩一样，必须有一个桩扎进去，我再围绕这个桩来想象，作品就不至于虚起来。这个镇的素材并不足以撑起《带灯》，于是，我又回到老家，了解了我家乡的很多情况，把这些都集合在一起，写了《带灯》。
记者：《带灯》里的樱镇就相当于您看到的中国乡镇的一个群像。
贾平凹：对。樱镇是相对虚构的。我把我见过的乡镇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综合起来，最终完成了文学里的樱镇。不过，里面的材料虽不能说100%是有来历的，起码90%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至于小说中展现的故事，是在原型的基础上做了文学加工。
记者：《带灯》中描写了很多乡镇干部维稳、民众上访的故事，这类题材还是挺敏感的，出版的时候有障碍吗？
贾平凹：没有。刚开始我也没想着《带灯》能出版。但作为一个作家，我看到、知道社会上有这种情况，就应该把它写出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我要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不能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因为害怕这样那样而放弃了。写的时候，也必须要很真实、很诚实，而且一定要投入真情，这样才能给这个社会做一份记录。一旦写出来，能不能出版，就是报社、出版社的责任了。
《带灯》写出来之后，挺受欢迎，也多次获奖。我很宽慰，《带灯》也是幸运的。
书和人一样，一本书一旦生成，也都是有命运的。《带灯》“出生”的时候命好一些，不像当年的《废都》，一生下来，受的磨难就特别多，命不好。我从20多岁开始写作一直到现在60多岁，我亲身体会到，现在的写作环境比起当年，确实是好得不能比了。
有那一种光比没有那一种光强得多
记者：《带灯》的主人公带灯是一个善良、有想法的乡镇女干部，跟一些传闻中的乡镇干部形象很不一样。
贾平凹：乡镇干部是社会的最基层，直接和老百姓面对面。很多社会的危机都是通过最基层的干部爆发的。实际上，他们承担的压力特别多，还特别辛苦。而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工资待遇也特别少，做得不好老百姓要骂，工作做不好上面又要批评，他们就夹在中间。
书里面，主人公带灯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佛祖是神圣的东西，乡镇干部在为国家服务，他们的工作也是神圣的，但他们的光焰向上的时候，烛泪却是向下流的。
现在，有些乡镇干部对老百姓存在专横、不负责任、态度蛮横、漠视等作风危机，但设身处地来想，如果我是一个乡镇干部，在带灯所处的樱镇，面临同样的一些事情，我会怎么做？怎么想？这样一想，就越发觉得带灯的不容易。她也得哄老百姓，也得训斥老百姓，有时候也得撒很多谎，想很多办法应付上边，也应付下边，但她的心是善良的，她总想在社会中有所作为。在现实中的这些乡镇干部中间，如果有一个像带灯这样的人，那就相当了不起了。
记者：主人公为什么叫“带灯”？
贾平凹：“带灯”原来叫“萤”，就是一个萤火虫。萤火虫的光不是外来的，是自己在发光，很小，就照那么一丁点儿。在小说的结尾，樱镇出现了成百上万只萤火虫，于是产生了好多光亮，虽然微弱，但在黑夜中，有那一种光，总比没有那一种光要强得多吧。
记者：带灯最后也被领导处分了，受了好多委屈，在小说开篇里提到的“樱镇的虱子”又回来了，这好像又是一个循环的开始。这样的结尾想表达什么？
贾平凹：小说最后写道，河面上出现了很多萤火虫阵。这也是一种象征，预示着在这种环境下，带灯虽然受到了好多委屈，沉下去了，但她的精神，对后来人的启示，对这个社会发出的呼唤，有更多人看到了，也是想给人一种希望吧。
“出去吃顿好的”对写作也是一种激励
记者：具体到文字上来说，《带灯》的写法和《秦腔》、《古炉》不一样了，您在后记中也提到，您有意在学习西汉时期的文章风格。
贾平凹：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带灯》分了许多小节，有的小节甚至就一两句话。最早我决定用这种方式写《带灯》，是因为看了《圣经》。
我不是要写一个具体的故事，而是要表现这个乡镇的方方面面，这些小节就能把这个小镇社会的很多面都给摇开、铺开。
小说里还穿插了很多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都是非常抒情的内容，这又增加了一种另外的气氛，适合更年轻的人去读。要插入这部分，也只能采用分节的方式去写，如果用以前写《古炉》的写法，这就没法解决了。
记者：这种转变对于您而言，难吗？
贾平凹：肯定有难度。以前没写过这种，就想着行不行，写的时候又有一种兴奋感。但要比原来有所突破、提高，比较难。
人们说这部作品比那部作品好一点，也只是好那么一点点，突破了一点点，但那一点点就特别难，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而自己会知道哪儿有改变了。这种改变也让我很兴奋，毕竟我还能突破一点点。
记者：准备写《带灯》的时候，您说您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写了几十年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当时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吧。
贾平凹：写作过程中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自己要给自己鼓掌。写作毕竟是一个耗时几年的漫长过程，一个作者几年写一个长篇，几年都不挣钱，付出特别多。这期间，人容易疲劳，丧失自信心。我只能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就不停地给自己写条子，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这个过程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要不停地有刺激、有鼓励才能坚持下去。实在没办法了，哪怕出去吃顿好的，对自己也是激励，不然还真的坚持不下来。
农村题材或许会慢慢消失
记者：您曾说，写完《带灯》之后，更了解中国农村了，可不可以谈谈您的收获？
贾平凹：现在农民的生活，和上世纪50、60、70、80、90年代都是不一样的，温饱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农村所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病、灾。
城镇化发展很长时间以来，重心都在发展城市，国家一直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也经常发感慨，谁来建设？你走到大江南北任何一个农村里去，都没有年轻人，都是老人和孩子在那儿坚守。不是建设，仅仅是守着。
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
记者：这种冲击会不会对您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有影响？
贾平凹：肯定啦，很可能多年后，农村题材会越来越少。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80后、70后跟我们50后写的就不一样了，农村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欧洲如今的乡土文学就是田园文学，或许多年后我们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也会慢慢消退消失了。
记者：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乡土文学还有市场吗？
贾平凹：当然有。现在中国流行反腐题材的官场小说，有多少腐败分子看？乡土文学严格来说，主要读者也不是农村人，而是城市人。就像我写张三，但我希望李四、王麻子都来读，都来关心张三。
记者：您现在对农村的情感跟20年前有什么不一样？
贾平凹：二十年前的好事情是大家都追求好生活，虽然来到陌生的城市，想到原来的那个乡村还是贫穷落后，还是活得不自在，但大家都来到城市，宁愿在城市里过很简单的生活，也不再回到乡村，对农村的感情也慢慢淡了。父母在的时候对那里还有一丝牵挂，一旦父母不在了连牵挂都没有了。所以说对于农村的现状，我还是有许多想说、想交流的东西，也有很多很茫然、很无奈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办。
记者：不少批评家提到， 50后作家没法写都市小说，因为他们的根是扎在农村的，是乡土味的，只有70后80后作家才能写出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您怎么看？
贾平凹：确实是这样。50年代还是农耕思想为主，那个年代的作家更了解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势下的农村，也包括当时的城市。所以他的生命里面、血液里面，关于那些东西的元素就太多了。而且一个长期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到50岁、60岁才去接受一个新的东西，不一定能写得特别好。每一代作家都有他的使命。
记者：您的使命是什么？
贾平凹：我的使命就是把我经历过的事情我来把它写下来就对了。我不指望啥都会写，比如城镇小说咱就写不了。
创作初期尤其在意文学批评
记者：很多人说，《废都》是您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好的作品之一，您是怎么评价的？
贾平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部作品就像自己生的孩子，孩子有出息你要为他骄傲，没出息你也得疼他。《废都》是我不到40岁时写的，跟后来写的《秦腔》、《古炉》、《带灯》相比，《废都》更有激情，但写作的技巧、节奏的把握、语言的运用，还不成熟。而后来的书，写得更沉稳，但却没有当时的那股冲劲儿了。很矛盾，但它们横竖都是我的孩子，虽然出息不一样，命运不一样，还是得操心。
记者：《废都》刚出版时非议很大，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又重新发现了它的好，有人说，这只是当时大家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和欣赏程度还没到今天的水平。
贾平凹：作家写东西要懂得思考，思考中就会有一些前瞻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容易和社会发生摩擦。人们总是一窝蜂地来阅读，很多作品在当时很火爆，过后又被人们遗忘。文学作品应该慢慢读，慢慢看。作品中的人性，表达和反映的内容，都是好东西，要细琢磨，有的人却像猴子掰苞谷一样，掰一个扔一个。
记者：您会在意当下的文学批评吗？
贾平凹：当然在意。尤其在创作初期，骂得太厉害了就把人打击了。这就好比在街上走路，路边好多草，你不经意就把那掐掉一个草尖儿，这棵草想再长一个新芽就特别费劲。如果是一棵长大的树，你砍一斧子或许没什么影响，但对于小苗子，一掐就完蛋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年轻的时候，谁批评我我也不高兴，很委屈。一旦走了作家这条路，面对评论家，你是没话语权的。你要是不认同他说的话，他说你不谦虚，你会受不了，但你坚持一下，时间长了，是有好处的。
不能不停地歌颂，也不能一味地批判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时代气息，您怎么看文学与现实？
贾平凹：搞过写作的人都知道，当下的东西比较难写。谁也不知道真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而当下如果胡编，写出来一走样就会被发现。
用文学作品写现实，需要一种责任和担当。作为作家，要关心这个时代、社会，起码要了解这个社会是什么形态，人们是怎么个生存法，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东西。
在表现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写的时候也要投入巨大的感情。如果对这个社会的最基层没有真知，看到好的不高兴，看到坏的不生气、不悲哀、不悲伤、不忧患，都不能把感情写到位。
记者：这种真实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
贾平凹：真实的东西本身就是生命。没有真实就没有生命力。现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很多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如果深入这个社会，就能发现很多东西。
小说中，带灯也说过一句话：“你了解以后，它（社会矛盾）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老主持公道，就有德、有望，公道主持得好，人们就说这个人“德高望重”。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也是在说出公道话。这个公道话建立在国情、民情、实情的基础上，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