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兮言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一连串效应。

    采访者：李兮言

    受访者：刘江凯

　　记者：中国古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似乎比现当代文学大？

　　刘江凯：是。中国文学在海外被传播接受、产生影响力，主要是在古代文学上。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经过千年历史沉淀，确实是经典，而当代文学从1950年代才开始发展。实际上，海外学者分布层里，研究古代文学的也要多一些。

　　记者：就你自己的留学经历而言，你看到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处于什么位置？

　　刘江凯：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特地到波恩最大的书店寻找中国现当代文学。两层楼的大书店里，我来来回回找了一遍，终于在二楼一个小架子上发现了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书展结束一个多月后，我再次来到那个小专柜前时，中国文学类作品早已被撤走。

　　记者：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阎连科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这一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国际奖项提名。中国人开始获得这些国际奖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几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有所提高？

　　刘江凯：这些年中国作家不断海外获奖，我认为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但是在整体格局上还处于很边缘的角色。国内媒体包括目前学界正在兴起的海外接受研究热，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中国文学在海外很火热。但实际上，这些只是国内舆论的导向或印象。事实上，在欧美市场，不要说当代文学，就是整个中国文学都仍旧处于边缘位置。

　　当然，不同国家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在英美这些国家，能够登上欧美畅销书排行榜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极少。这一点在美国图书市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统计调查说明，美国出版界长期存在一个“3%”的怪圈—外国翻译作品占美国图书的总量从来不超过3%。这可能跟美国本身的强国文化心态也有关。

　　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对莫言本人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短期内会有提升的影响力，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作用—有，但不要抱太大希望。我们国内对这个话题反复提起，某种程度上是民族心态的微妙折射—我们强大了，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平常心对待荣辱的程度。

　　记者：流通环节中，哪些客观因素会影响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接受？

　　刘江凯：最重要的是翻译。莫言和余华是目前中国当代作家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两位，他们都有固定的好的翻译家。比如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葛浩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我自己认为最理想的译者既是研究者又是翻译者，最好还是作家，如我的导师顾彬先生，这对保证译本质量很重要。从海外版权代理这方面来讲，贾平凹的例子很典型。在中国很缺少专业的海外经纪人这种人才。作家不懂也没有精力去搞。

　　从国家文化推广工程来讲，我们目前的操作比较简单，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笑现象出现。一些机构官员对整个文化推广的认知比较简单粗暴，你可能有钱去组织一个会议，但是会议效果怎样？目的和达到的效果存在多少差距？他体会不到。整个文学的海外推广，流通环节最重要的是翻译，而在翻译人才培养这块，国家目前缺乏整体的战略安排。

　　从创作本身来讲，作家语言风格也会造成影响。贾平凹、王安忆，和莫言、余华，在国内是一个档次的作家，但仅就海外传播程度而言，基本上成了两个档次。作家的语言风格容不容易翻译很关键。余华的语言就极其简单，所以“翻越”语言文化障碍的效果非常好，海外传播阻力也会相对小一些。

　　记者：为数不多的优秀翻译家与浩如烟海的希望走出国门的汉语作品相比，是不是有点杯水车薪？

　　刘江凯：是。我的导师、德国汉学家顾彬如今还在坚持翻译诗歌。他说，如果他不搞的话，可能就没有人搞了。翻译在汉学界属于手工活，地位比较低，尤其是在严肃文学方面，因为读者少，翻译就更不挣钱了。目前海外的年轻译者中，很多会出于市场考虑，翻译流行文学。

　　记者：如葛浩文这些汉学家，在中国文学海外推广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刘江凯：情况很多。有的作家主要就是通过汉学家来推进翻译，比如德国目前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出版和翻译，基本上是靠顾彬教授一己之力。在顾彬选择作品的过程中，我相信有和作家个人交往的痕迹。他自己也承认，他受国内学者的影响。他和诗人们也有直接联系，诗人之间会相互推荐。

　　其实现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现在可以自己去拓展交往，作家私交和海外影响力肯定是有关系的。

　　记者：顾彬、葛浩文这样的汉学家可遇不可求，大多数作品面对的还是普通的译者。总体来说，目前西方的中国文学翻译是什么样的情况？

　　刘江凯：这方面西方和中国一样，有些尴尬。相对于其付出，翻译在西方依然是回报很少的工作类型。

　　总体而言，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甚至更早）就存在。以小说为例，我曾统计过60部小说，约三分之二都是由西方出版社在翻译，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中国大陆组织的翻译和香港《译丛》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初可能本土翻译的多些，越往后，西方越起到主导作用。数量上来讲，诗歌小说会多一些。质量则良莠不齐。

　　记者：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主题偏好是否有改变？

　　刘江凯：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来讲，海外对中国各个时期各种思潮的文学都有反应。从海外研究者格外感兴趣的话题来看，他们对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能体现强烈的民族风情的作品会显示更突出的关注兴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作品，这会很快引起他们和出版社的关注。

　　国外主要是通过文字来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所以通过文学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中国“想像共同体”很重要。个别在国外流行起来的文学作品，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姜戎的《狼图腾》等，如果没有更多作品的补充，就会让西方人对中国产生认识与想像上的偏差。

　　这里面还会出现一种“一本书”现象。像卫慧他们，在国内跟莫言、余华相比，还有距离，但是他们的这一两部作品在海外影响力很大，有昙花一现式的爆发。简单从语种和传播范围来讲，卫慧甚至是超过了莫言的。按照我在同一个数据库检索，莫言、余华、苏童的作品翻译语种有13种左右（实际情况会更多），而卫慧仅仅《上海宝贝》一本的翻译，就超过了20个语种。

　　记者：时间性方面呢？比如似乎西方相对不关注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文学？

　　刘江凯：整体而言，他们对1949-1980年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品，基本不是按照文学作品来看的，而是当成社会学材料来看。很多海外学者觉得通过小说来研究中国，比通过纯粹的社会学材料更加真实。他们认为小说能够更好体现整个民族、社会的潜意识，会有更加真实的反映。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整体格局呈现出一种社会学关注。80年代之后，有社会学向文学的方向转变，虽然慢慢在向文学这边靠，但是依然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