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采访者：石剑峰
受访者：卡明斯基
乌克兰裔美国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的每次诗歌朗诵都会让听众震惊，因为你完全听不清他读的是什么。快1.9米的他，在朗诵诗歌的时候会蜷缩着，全身绷紧，低着头，像个巫师一样从胸腔吼出诗句，没有停顿，没有起伏，几乎是一口气，把他所写的那些句子，从第一个单词到最后一个单词全部吐出来。中国读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朗诵诗歌的诗人。卡明斯基是这次上海国际文学周上唯一一名受邀的外国诗人。
伊利亚·卡明斯基出生、成长在还是苏联时的乌克兰敖德萨，直到16岁后才随家人移居美国，然后在那里重新学英语，用英语写诗。从俄语到英语写作，这样的经历，可以联想到，最后的白银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再往前推还有纳博科夫。卡明斯基出生在1977年的敖德萨，布罗茨基出生在1940年的圣彼得堡，纳博科夫出生在1899年的圣彼得堡。这三个人，最后都用他们的非母语——英语——丰富着英语写作。卡明斯基不太瞧得起北美的英语诗歌写作，因为美国没有历史，他们的诗歌不够有历史感。
他是个诗人，对纳博科夫的诗歌评价不高。他是布罗茨基的追随者，1993年他跟家人从敖德萨移居美国，3年后布罗茨基去世。在他的诗集《舞在敖德萨》中，他用了两小段来写布罗茨基，他写道：“为了遇见他，我回到1964年的列宁格勒。街道魔鬼般的冷；我们坐在人行道上，他突然开口告诉我他的人生阅历，我们交谈时他的话变成冰柱。我在空气中阅读它们。”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卡明斯基在“给布罗茨基的挽歌”中还写道：“我试图模仿你两年了。感觉像燃烧，并未燃烧而歌唱。”
在《舞在敖德萨》中，他还写了两首诗给自己的敖德萨老乡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但在这本书中出现名字最多的是白银诗人女王茨维塔耶娃。在《灵魂的喧嚣》中，他说：“这个对俄罗斯语言着迷，对同代俄罗斯诗人着迷的诗人，这个在她自己的哀歌时刻，为所有别的人——包括活着的人——写哀歌的诗人，刻意不说话。”
在上海的那几天，卡明斯基的作品翻译者、诗人明迪跟在他身边，充当他的贴身翻译。浓重的斯拉夫口音英语和因早年失聪导致的不规律的语速，让普通人很难理解他的英语，除了他的好友明迪。4岁那年，卡明斯基意外失聪，在一个沉寂的世界中生活了多年，他在无声的世界中寻找快乐。然后16岁来到美国，一个陌生语言组成的国度，使他再次经历“失聪”，但他开始用稚嫩的英语去表达自己的哀伤，“以新的语言悼念亡父”。
《舞在敖德萨》是卡明斯基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这不是一部几十首诗歌的大集合，卡明斯基也承认，这些诗可以当作组诗来看待，写他从4岁失聪到移居美国的人生轨迹，也是对他曾经生活的故土命运的记录。
翻译读诗是由于饥饿
东方早报：《舞在敖德萨》是你第一本诗集。尽管这里面的诗写于不同的时期，但这些诗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写你的成长、移居和你祖国的历史命运。这样一本诗集结构是预先设定的吗？
卡明斯基：我认为写一首诗和写一本书是一个道理。我在写诗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结构，而是走到街上，看到任何新鲜的事物，鸟儿、阳台上讲话的女人、提着一只鸡的女人等等，看到这些景象，我就把它们记下来。好的就保留，不好的就扔掉。一本诗集也是如此，我不会一开始就有完整结构，而是一点点地收集。全部的诗都在反映生活，这就成了一本书。我想引用一句话：如果这本书里有37首诗的话，这本书就是第38首。
东方早报：你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写诗。16岁你来到美国，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英语足够你写诗歌了？
卡明斯基：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1994年，我父亲去世之后，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在写什么。我就换了一种语言用英语，而且我那时必须要写。所以，并不是我有意识的决定，“好，现在我要用英语去写”。我完全是因为想用另外一种语言去写，这样家人就不知道。
东方早报：那个时候你对英语的掌握肯定还没有达到熟练。但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你怎么看内心写诗的激情和对新语言的陌生？
卡明斯基：写诗是要熟练的语言技巧，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发表诗歌。一直到我写了六七年英语诗后才开始发表，所以我的第一本诗集也很薄。你爱上一种语言，就像你爱上一个姑娘，希望她更漂亮。诗人常有两种感受，一种自认为是语言大师，一种就是希望自己的语言日臻完美。所以关键的是，如何让语言更漂亮。
东方早报：你和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一样，都是来自俄罗斯/苏联的写作者，你认为自己和美国本土诗人的区别在哪里？
卡明斯基：我跟他们有太多的区别，正如同我与自己家人的区别一样。美国是没有历史的国家，当今的美国诗人，能写出历史的只有黑人诗人，因为他们能写出痛苦的来源。我相信这点。其他人写美国历史，太肤浅和不可信。我来自于一个有太多历史的地方，但我想走出来。其实，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在欧洲不强，甚至比不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东方早报：你对布罗茨基推崇备至，在这本诗集中也有不少内容是关于他的。你跟他一样，来到美国之后重新用英语写作、翻译，也对白银诗人非常推崇，你认为自己跟他的区别在哪里？
卡明斯基：布罗茨基也是属于白银时代诗人，他可能是最后的白银诗人，他本人跟这批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是新一代诗人，我很钦佩布罗茨基，但我离白银诗人有些远，但正是因为这种距离，带给我一些新鲜感。我16岁到了美国，我不希望跟俄语诗人离得太近，我希望我身边的人是不懂俄语的，任何语言、时间、地点上的距离都会带来清晰度。
东方早报：你和布罗茨基一样，到美国后也翻译了大量俄语诗。你翻译诗歌的原因是什么？
卡明斯基：在我看来，翻译和读诗都是身体性的，都是因为饥饿。布罗茨基也是如此。我把俄语诗吸收进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太激动了无法停下来，我对语言和诗歌就是爱，我觉得太棒了，所以把它翻译出来给大家读。
东方早报：那么纳博科夫呢？你觉得他用俄语写的诗怎么样？
卡明斯基：我更喜欢他的小说。我不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首先是一个小说家，但他的诗歌被翻译成英文。有一件事情要说一下，实际上是布罗茨基说的，有一些小说家本身的语言就很有诗性，他们最初的愿望是做一个诗人，但是他们的语言很好，比如海明威。有一个故事，纳博科夫为什么用英文写书？1939年的时候，他和家人生活还比较困难，出版商说，你用英语写一本小说我就给你们家买去美国的船票，所以他开始写。他是被迫用英文写作的。
东方早报：除了布罗茨基，诗集中还有很大篇幅是你献给其他白银诗人的，比如茨维塔耶娃。你个人怎么看这个诗人群体？
卡明斯基：我在少年时代就熟读他们的诗歌，学校里每个孩子都会去读。我觉得白银诗人比黄金时代诗人更为重要。黄金时代，普希金在最上面，这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而白银时代的诗人，起码有5位诗人是平起平坐的，他们构建了一座文学大厦。白银时代这5位诗人是同等重要的，但他们的书写风格又各不相同。我认为，俄罗斯文学比较年轻，风格不同的声音越多就越好。
写诗就是跟语言做爱
东方早报：在你写茨维塔耶娃的那篇散文《灵魂的喧嚣》中，你一开始就引用了她的一句话，“不可能有过多的抒情，因为抒情本身就是过多。”这句话是回应高尔基对她的批评。你怎么看抒情？
卡明斯基：我以童年为例，儿童时期，小孩子都喜欢听童话故事，童年本身就是很抒情，写诗就是回到童年。所以抒情与叙事在一开始就是在一起的。我不是说，诗人要永远停留在童年，只是我看待诗歌的方式。茨维塔耶娃是能用身体发出音乐的人，茨维塔耶娃说，很多人批评她的诗歌不好懂，有太多想表达，语言都不够了。茨维塔耶娃最关键的是，什么都想表达，她的身体都想表达音乐，最后语言都不够了。
东方早报：你在4岁的时候失聪了，生活在“沉寂”的世界对你意味着什么？
卡明斯基：诗人洛尔迦说：诗人应该要有五种感知，如果你听不见，一定要比别人看得清，如果你看不见，要听得更好。就是说，专注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在观察时，你的童年像童话一样。在沉寂的生活中，我尽量去寻找快乐。我觉得已经没有选择和出路，除了去寻找快乐。听不听得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什么事情。成千上万人都听不见，我又不是唯一的。关键是，自己能创造出什么。
东方早报：1993年你和家人来到美国，对你来说是一个讲“外语”的国家，在这个陌生语言的国家，对你来说，是否又经历了一次“失聪”？
卡明斯基：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有个古老说法，每个诗人都是亚当，亚当可以命名。所以当你长大以后重新学语言，其实是一种”祝福”。因为你可以重新去命名。我跟其他人也没有区别，很多人都有移居的经历，我能做的就是睁大眼睛看这个世界。就像所有的文学都是关于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什么是死亡。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能带来什么新的灵感。
东方早报：有人把你称为美国诗人，但你自称为是英语诗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
卡明斯基：俄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乌克兰是我的故乡，英语是我爱上的语言。它们并不是一样的，但都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从政治意义上讲，苏联是一个帝国，我不喜欢帝国这个字眼，帝国与人类是相对抗的。我不认为自己是美国诗人，我只是英语诗人。如果用非母语写作，就像做爱一样，写诗就是跟语言做爱，你身体的动作不一样，连沉默都不一样。说英语与说俄语是身体上不同，嘴巴动起来都不同。
东方早报：所以你不喜欢用国家来界定自己？
卡明斯基：对一个作家就是这样，但每个作家又是普通的人。如果说我是美国诗人，可能会卖得更好。
东方早报：你的犹太人身份是否也是其中的因素？
卡明斯基：从文化意义上可能确实如此。我只是文化意义上的犹太人，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就像看中国古诗，李白也在不断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但丁、荷马都是如此。在古希腊语里，地球是旅行的意思。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自己的天赋？
卡明斯基：我在这本书里更关注别人的天赋。通过写作，使那些人活过来。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