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采访者：记者

    受访者：赵毅衡

　　客厅的两座大型书架被划分为符号学与叙述学、比较文学、现象学、心理分析、存在哲学几个区域。

　　赵毅衡的住处可以俯视连日暴雨后的锦江，以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赭白相间的教学楼。2010 年回国后，他在这所高校任符号学与叙述学教授至今。朗澈的住宅，除卧室和不常使用的开放式厨房，其余空间均设有书架。客厅的两座大型书架被划分为符号学与叙述学、比较文学、现象学、心理分析、存在哲学几个区域。其余一些书则是以前认为重要现在不再珍贵的百科全书、百科辞典和已完全用不上的传记辞典，它们被赵毅衡称作“史前时代的遗物”。书架一角，也有他为博士生开辟的一片领地，用于收放白皮本论文。他也是个勤勉的专栏作者，整齐列放着的图书、电影或音乐碟片，多是由专栏稿酬换来。

　　茶几一端摆放着《万象》和《读书》，赵毅衡是这两种人文期刊的长期撰稿人。最近几年，他却不得不重新考虑年事已高的事实，全力将重心转向学术，为穷尽一生的研究做总结。自然，给报刊写文章的这件“十分享受”的事情需要再缓缓。站在今天的角度，他同样懊悔过去为翻译《美国现代诗选》，写作《诗神远游》、《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建立一种现代禅剧》放纵了大把光阴。这些作品在赵毅衡的学术生涯中无疑构成了岔路的风景，而他又是一个“兴趣广泛、缺乏拒绝走弯路毅力的人”。

　　无法逆转的时代趋势，曾让这位南京大学英语系高材生在煤矿熬度7 年。那时，每天不得不学习的毛泽东相关著作，竟成为他埋头苦读的材料。赵毅衡一边盯着领袖文集，一面把书上的汉字逐个“心译”成英文。1978 年恢复高考后的招收研究生的工作也得以启动，赵毅衡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新文化运动代表诗人卞之琳，成为卞的首个莎士比亚研究生。然而，不过数月卞之琳即发现他更适宜做理论，继而建议改变方向——从新批评入手，研究整个形式文论。后来的 1981 年，赵赴美游学，考取了伯克利加州大学汉学家西利尔·白之的比较文学博士。

　　伯克利求学、伦敦教书多年，一直带着的书不多，马恩选集、鲁迅全集他倒是一直留着，“马克思实在是位了不起的哲学家，年轻时读过到现在还觉得有用。”这期间，赵毅衡购买了不少图书馆低价售卖的二手书，这些经历被记入一篇名为《英国人如何读书》的随笔中。为方便研究和购书，他在国外选择住所时的标准之一就是邻近图书馆。当然，通过书店途径购买的全价外文书也有，他甚至意欲在重要研究工作完结后，翻译他于 1982 年在洛杉矶入手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1914 年 8 月》。

　　音乐和电影是赵毅衡的生活调剂品。

　　《外滩画报》：请谈谈近期的阅读书目和研究课题。

　　赵毅衡：最近读得比较多的是《存在符号学》。在学术上，我对之前的工作还不够满足，所以近几年需要我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总结。最新要出版的一本书是《广义叙述学》，已经修改到第四稿了，为此也已经工作了三年。广义叙述学涵盖种类很多，譬如做梦或者一次法庭宣判、一场比赛，好像我们只是看客，人们通常都没有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讲，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总结在一个体系当中。老年人容易守旧，但我需要的是完全新的体系。

　　《外滩画报》：最初走上形式论研究道路受到卞之琳先生怎样的影响？

　　赵毅衡：进社科院后，卞老很快就发现我喜欢做抽象理论，对他个人来说，也总觉得在理论上欠了一笔债。上世纪三十年代，“新批评”理论创始人之一瑞恰慈在北大和清华教书。以及后来到中国就赶上抗战的燕卜荪，他在西南联大教课，所以当时曹葆华、卞之琳、杨周翰等一批人很早就直接接触到西方形式论，他们也把这些东西传到下一代，后来中断了。卞老对此觉得很愧疚，认为应当有人做起来，所以他给我布置了这个任务。从 1979 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完成老师的嘱咐。

　　《外滩画报》：当时国内可供阅读的相应资料多吗？

　　赵毅衡：形式论的第一篇播种性论文是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是形式论最早的两篇文章之一。这篇东西最早是由叶公超让卞之琳译成中文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经刊登。直到 1964 年学界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对于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必须在批判的名义下才可以介绍这些信息。这本书十分珍贵，卞之琳、杨周翰、李赋宁这一代受西方形式论影响的人全部参与了翻译，它也是我们重新开始研究形式论读到的第一本书。

　　《外滩画报》：回国任教后，有哪些明显的感受？

　　赵毅衡：学生需要学术，对学术的饥渴对我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来了满满一堂的学生，总得让他们听点东西，不能总谈一些感想。中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学批评相当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批评家只是一个能说会道的读者而已，说的都是读后感。那么说读后感谁不会呢？顶多学生嘴笨一点，你笔头快一点，这不能算学术。中国思想往往喜欢大而化之，国人喜欢做宏大的思考，不喜欢做分析，所以我认为符号学如果能够兴起成功，会是中国思想对自己的一个反思。

　　《外滩画报》：先前读过你写的关于学术实用与无用的辨析文章，实用似乎快变得让人抓狂了。

　　赵毅衡：是这样的苦恼。符号学受到的最大的批评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可是有这种想法的人没有深入读下去，恰恰符号学最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现在老在问幸福感，幸福感就是一个符号感觉一种符号认知。幸福感跟物质有多大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它是一种意义解读。国际斗争也是符号问题，我们老在说文化帝国主义，它表现在具体的符号上，是很实际的名人占有率问题。中国人记住美国名人，美国人不记中国名人，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前面的观点我说给那些审批学术项目的人听，没用。萧规曹随，他们认为以前怎么说现在继续怎么说就不会错。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多做功课多解释。 过于实用只能适用于一个小范围，不能扩大、覆盖整个意义表达的领域。

　　伯克利求学、伦敦教书多年，赵毅衡购买了不少图书馆低价售卖的二手书。

　　《外滩画报》：短篇小说的衰亡，也是你曾提到过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个现象应该如何看待？

　　赵毅衡：短篇小说就是散文当中的诗，它需要动脑子。如果短篇小说把问题点出来就没意思了，它不像长篇小说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满足读者的需要。现在都说人们没时间所以要浅阅读，可他们同时又在读几百万字的网络长篇。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看不起网络，因为最后任何一个体裁都要走向消亡。从符号学上讲，任何一个表意方式都不可能永远持久，就像古代西方的史诗完了，中国古诗也走完了。哪怕说电影，现在看上去似乎牢不可破，但没这回事。你可能要说这样的总结有点怕人对吧？实际上是这样的，没有哪个体裁可以千秋万代。

　　《外滩画报》：你是怎么迷上侦探小说的？

　　赵毅衡：我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大道之作。我很喜欢侦探小说和侦探电影，侦探题材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虽然逻辑是编造的，但这里面可以变化无穷，写得好的话就是一本符号学教科书。侦探小说的事件推进就是一个符号学的过程，符号学奠基人皮尔斯、发扬者西比奥克狂迷侦探小说。

　　《外滩画报》：音乐和电影的偏好类型是什么？

　　赵毅衡：最喜欢的一种音乐碟片是 Soundtrack（电影原声），现在最好的音乐都放在了电影里，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往往忽略音乐只注意到情节。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播放这类碟片，如果背景老是轻音乐的话会很单调。影碟倾向于看 《外滩画报》《外滩画报》C 纪录片，它们发音很标准也很好听。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