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珊

施战军

　　采访者：郭珊

　　受访者：施战军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批评家，施战军与文学批评最早接触源于大学时代阅读古代文学批评史，在转向现代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九叶诗人唐湜和京派作家李健吾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那时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好的批评家对于整个文坛风习的益处，他说，批评家犹如一个摆渡者，挑出作家作品中的木秀于林者，将他们摆渡到文学史的彼岸。

　　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施战军一直在思考：文学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被文学吸引？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文学和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而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他觉得自己的思路正日渐清晰。

　　讲座当中，施战军指出，无论现今的文学题材如何类型化，文学写的始终是人本身。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带有人文趣味的，有一个终极的指向，就有要包含对人的“体恤”。文学是人文的，它不仅需要朝前看，还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向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某些“掉下来的好东西”。施战军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主义大大挤压了人文主义的空间，人们“身上只有科学的视角，心中没有存下人文的自觉”，这种倾向也为当前文艺创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他倡导听众们对“崇拜向前”、“一切可知”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与反思，在心中保留一份人文主义者对世界的敬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重申，探索人类“何以如此”以及“何以为爱”这两大命题，仍然是当今文学艺术所要秉承的第一要义。

　　谈人文与科学

　　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记者：您在讲座里探讨了“人文之心”与“文学之魅”的关系，而在今天，人们可能更习惯于将“人文”一词与“科学”相提并论，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家，在您看来，“人文”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与“科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施战军：用最通俗的话说“人文主义”，其实就是要探究人之为人的意义，而且要探究人与其他存在的联系，在联系中确定人的位置。文学有时候不会具体地告诉你怎么生活，就像路遥的《人生》没有办法做人生教科书，但是小说的意义确实非常大，它告诉你人生可能就是一个无尽的循环过程，每次都是借此历史循环的力量往上推进，而科学是始终往前看的。

　　记者：您强调要对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反思，在今天重谈人文主义，和五四时期鲁迅等前辈倡导的“立人”思想相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施战军：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理论上的渊源也有过。上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文化史上曾经有关于学衡派的论争。五四时的主流思想是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候我们对于科学的崇拜几乎是一种概念崇拜，只要是科学就代表正确，到今天我们也依然是，一说什么正确就说它是科学的论断，科学表示绝对正确，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认真分析科学这个词是什么。科学成为一种绝对、不可撼动、唯一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五四时就给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毛病，而人文被搁置在一边。

　　在以科学为宗的思想下，我们的历史观也容易出现问题。那时社会流行的历史观是线性的，认为往前越来越好，极大丰富，生活永远是前面是最美好、最牛的，一切都是向前的崇拜，往前走就要无尽地掠夺，将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这样才能发展，最后反而是“人”找不到了。而文学是人文的，甚至有时候要停下来往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掉下来的好东西”。中国作家当中有两个特别聪明，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老舍。沈从文就是一个“站着不走”的人，老舍的观点比沈从文还朴素，他认为自己所有创作的价值，体现在呈现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他们保持了“向回看”的能力，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

　　学衡派那一批人从美国回来，深受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经过世界大战，西方世界开始反思自己的现状，不少人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掀起一股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潮，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这样的主题开始成为世界文学、哲学的主流。包括哲学家罗素，他们认识到西方由于过度的发展观、扩张观、话语权，使社会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失衡，怎么办？他们从东方的典籍里找到了修复这样的社会关系、修复人心这样的一种武器。在那个当口，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东方文学家泰戈尔，这是西方的人文需要，他从古老的东方文明看到了比如说和谐，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间一体的凝视，其实我们的先祖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万物、人与宇宙这种感性的感应联系，在泰戈尔的作品中表现异常突出，他的作品就为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提供了范本。

　　这一百年来，中国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科技主义的傲慢，这种傲慢的情况下，会使得我们的人文学科受到轻慢，人文的东西一旦受到轻慢的时候，往往会过分倚重科技，而把“心”轻慢了。比如我们过去说“学问”是了不起的，“学问”本身是人文的，但是现在“项目”和“文章”都是数字，是很科学的，过去的学术大师在今天的衡量标准下不一定受认可，但他们就是大师，那个时候，人文的东西可以得到它相应的认可，在今天，这种认可比较难，就在于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至于“立人”思想，五四时强调的是个人、个性，要建立一种个人的权利，让每一个人的人性都苏醒，这没有错，但是忽视了人与人的关系。而在五四那批作家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人文的偏失，所谓科学、民主更多是社会理想。启蒙思想里永远都有强势的个人，去启蒙那些混沌的、麻木的平民，在这样强势的观照中，更多是高高在上的呵斥和审视，很少有对平民的同情。“立人”的思想后面应该是对每一个生命的体恤，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对每一个生命都有怜惜之感、都有爱、都有痛惜。而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强调人文，而不是要拿“人文”来灭“科学”。[NextPage]

　　谈文学创作

　　现在的纯文学主题太单一

　　记者：在“怀疑主义”盛行的今天，文学本身也有逐渐边缘化倾向，但前段时间，电影《悲惨世界》引起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赞颂，甚至有人感叹说中国当代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在您心目中，一部作品怎样才算是伟大的、堪称经典的？

　　施战军：我们写了那么多题材，历史、现当代、女性、知识分子、乡村文学、城市文学、成长小说等等，实际上文学是写人的，就是人何以如此、何以言爱。文学除了要解决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问题之外，我们还缺少一个纬度，也就是老舍、沈从文所思考的属于文学的纬度，也即我在哪儿，把位置安妥下来。接下来就是“我何以如此”，这个问题连带着历史、人性、人心、生活、时代。

　　真正大的文学作品、大的经典作品都是大的综合体，没有一个是单一的、单薄地讲一个问题的。一部《悲惨世界》其实就是对法律的审判史，有法律、有等级观念，还有类似《水浒》这样的烙印，永远脱不掉的身份歧视，但是它的伟大在于，即使在悲剧里，也要赋予人物以神性的光辉，在人物内心与环境的强大反差产生的张力之中，他才成为一个不朽的人物，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和社会直接针锋相对的斗士，我反叛、我杀人，这就不是雨果、不是《悲惨世界》、不是世界名著了。

　　好的作品最终指向的都是人要达到的东西，好的作家永远笔下带有指向，未必在作品里写得明晃晃。不太伟大的作家往往就是写成一个半成品，写到人的遭遇、写了人物命运的悲惨现状就停住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过程、只是材料，它还有指向。中国很多作家就困顿于找不到这个指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上只有所谓科学的视角，心里没有人文的自觉，没有弄清楚文学究竟要做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被线性世界观和廉价创作误导了。

　　《复活》等这样的作品都是如此，好的、大的作家都首先肯定人是有破绽的，没有必要否认和回避，关键是好的作家都知道在这个破绽的基础上要看到人的某种完整性。如果缺少对人的某种完整性的向往，仅仅是描写一种现状、一种场景，比如说一种凶狠、狰狞的感觉，他有可能成为有特点、有个性的作家——这一点在今天做起来也非常不容易，但是势必成不了大作家，尤其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

　　记者：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您喜欢读网络文学吗？

　　施战军：网络文学严重地冲击了现在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的思考，它是一种“几乎什么都不想”的创作，像洪水一样涌入，比如盗墓、穿越，什么流行来什么。但是网络文学我觉得有一点很好，比现在的纯文学好，每天我们编辑部都会接到特别多的稿，每当编辑们凑在一起商量下一期出什么稿子，排出这一期发表目录时，问题就出现了，现在的纯文学的主题怎么这么单一啊，真不如网络文学丰富，大部分人写的是乱七八糟的恋情。有时候我写卷首语时就想问作家们，你们的想象力、趣味何以如此，纯文学的这种现状，真的太烦人了。

　　记者：人文情怀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好比自然，有大山大水和一花一草之别。现在“小清新”大行其道，而像《悲惨世界》这种鸿篇巨制似有式微之嫌，您怎么看待这种“小情怀”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

　　施战军：这个都没关系，是爱生活的表现，“小花小草”和“大江大海”的价值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面对这些对象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我曾经说过，从我们穿的鞋来看，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生命的旅人，我们文学作家们也是旅人。有的人是穿着锃亮的皮鞋、西装笔挺的旅人，这类的旅人是这样的：坐着飞机到了一个地方，大发感慨，要了很多当地的史志，回到自己的书房以后，正襟危坐，写出洋洋洒洒的文化散文，这是穿着皮鞋的旅人。还有一种是穿着拖鞋的旅人，比如他去了一趟西藏，拍了很多照片回来，然后穿着睡衣，光着脚丫，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张一张地往博客或微博里面贴，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些非常清亮的小文字，偶尔还会配上几张用手机自拍的照片，这是穿着拖鞋的旅人。这些他们都有存在的道理和快乐的方式。最让人尊敬的是那些穿着布鞋的旅人，扎扎实实在街市里行走，驻足，真正接地气的人。乡村文学里面有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城市文学里面有张欣这样的作家，他们每一步都特别扎实，找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方式，找到“体恤”的表达通道，这种创作是“穿着布鞋”的创作。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生活的一种享受，有一些这样小的心思装点自己的生活，那也是美好的，虽然是“小美好”，但它毕竟是美好的一部分。[NextPage]

　　谈文学批评

　　不要尽信学者，要有自己的选择

　　记者：前一段时间，《文学报》的李建军发文批评莫言，进而引发了一场骂战，其中就引出了一个话题：现在的文学批评就是两大派，一个“红包派”和一个“谩骂派”，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批评家，您怎么看待这一点？您个人如何评价莫言的作品？

　　施战军：这个问题我确实是很难回答，他们是他们，李建军是李建军，莫言是莫言，这几个就能代表当前文学批评了吗？现在很多人认识问题的毛病就在这儿，一个事情出来以后，会彻底地“无限上纲”。文学批评界是一个很驳杂的群体，每个人都在干自己的活儿，谁都不想担任合唱队的一个什么角色。每个人对于文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做法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没法评价，我已经三四年没有在《文学报》上发过一个字了，一是因为忙，另外也是文风可能有点不太统一吧。一个批评家他评论写得不够客观，那让这个批评家和报纸去埋单，不要希望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替他们埋单。

　　莫言作品中最可贵的就是魅性因素，从《山海经》、《搜神记》、志怪小说继承下来的文学精神，在他的作品里还有，这是他的中国性所在。另外莫言在今天这个时代获得诺贝尔奖有今天时代的特点，莫言今天还算不上伟大的作家，他是好作家，具有伟大作家的可能性。

　　记者：刘小枫老师倡导读者多读古书，他说，今人之书读多了会犯很多错误。您对此持什么意见？

　　施战军：一般来说，说这话的人都是自己读书读得很多了，现在开始读古代的书了。一个在当代存活的人，对当代的文化现象完全不接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当代也有好东西，当然需要甄别，这取决于你个人的慧识。刘小枫曾经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后来搞宗教哲学去了。他曾经写过一系列很好的文学随笔，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他当时的笔名叫默默，我认为那个时候是他最可爱、最有学问、最具光辉的时候，他的一些文章很影响我们。但我和他对《金蔷薇》的解读是持不同观点的，我曾经也在文章中说出过默默对它解读的问题，他的解读带有很明显的反思文学的特征，他那里面没有看到文学本身的那种甜蜜感;他仍然在找苦难。一个理论家或者学者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都会影响他对所有问题的判断，每一个学者都可能有自己的特点、专长，同时也有他的盲点。学者给你的一些信息，我们要兼听则明，不要尽信，要有自己的选择。

　　施战军，1966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等。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