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向阳 晏梦辉 任中敏
洛夫
采访者：庄向阳 晏梦辉 任中敏
受访者：洛夫
每年的读书月，正是洛夫先生与深圳相约的时间。连续两年，每当温哥华寒风乍起，洛夫先生都会收拾行囊飞来温暖的深圳。诗人的到来，是深圳之幸，也是记者的幸运，因而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洛夫先生接触，倾听他关于诗歌的一些看法。
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新的美
记者：我读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诗歌，但是后来发现大陆诗歌不能吸引我，因而转向台湾诗人的作品，台湾诗坛显得正常得多。回首来路，台湾诗歌走过了怎样的旅程？
洛夫：诗歌最起码的要求是一首诗，不能是一段对话。诗有它的美学要求。一首诗，如果诗的境界、内涵、情感都没有的话，不能称为一首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非常深刻。各种新鲜的艺术思潮兴起，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对台湾诗坛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在做《创世纪》诗刊的总编辑，我有系统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艺术思想、表现技巧和代表性诗人作品翻译成中文。每辑都有固定主题，持续做了好几年，在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多年以后，西方的艺术思潮在台湾产生一些反效果。有的人写诗非常内在化，变成自言自语或者内心的符号，不是很明朗。白话的口水诗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把门关起来，让别人去猜谜，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有些读者反映看不懂诗，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评论，同时也使诗人产生一种自觉。那时候，台湾的诗歌可能向西方走得比较远，回到原点也比较快。
后来我下决心把中国传统诗歌和诗话都通读一次，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一种新的美，比如在李贺的诗里发现超现实主义，而中国只是没有这个词语而已。我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的现代诗如何突破困境。这种路向也就是后来台湾诗坛的主流：把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在大陆的年轻诗人也是受到革命诗、政治诗的影响，对台湾语言不太习惯。台湾语言既有生活化的语言，也有社会化的语言，诗的审美特性显得活泼、有亲切感。这类型的诗很受读者喜欢。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的结合，不但是台湾诗歌的主流，也是香港、新加坡，包括局部华人文化圈的主流。
记者：“中国新诗传统，仿佛在大陆断裂了，但是在台湾却保持了下来”，在大约20年前，我的这个观点曾经受到老师批评，如今这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台湾诗歌似乎也在变化，至少现在不像当年那么繁荣，且能产生一批开创性的诗人。
洛夫：上世纪三十年代，像徐志摩、李金发那类诗人是全面的、无条件地向西方学习，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台湾，影响差不多持续了五、六年。后来，诗界发起了一个现代诗运动。经过《现代诗》的创办者纪弦先生的倡导，很多年轻人开始感觉到：“五四”时代的诗，在语言方面不是很完美，甚至有些语言很粗糙，对诗的追求不够纯粹、彻底。于是他们开始反思，把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台湾诗歌发展得比较好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发展持续了二三十年。
后来，由于台湾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本土性，本土诗歌就比较排外。有一派本土诗人排斥外省诗人，他们有“意识形态放到第一位，诗歌放在第二位”的倾向，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倾向。同时，他们以台湾化的语言写诗，台湾化语言的组合完全不一样，导致读者的范围很小，所以影响不大。
记者：在台湾年轻一代诗人中，您觉得哪些诗人做得比较好？
洛夫：新一代诗人大多是来自学院的诗人，我们那一代很多来自军旅。学院派诗人接受传统国学知识，受中国语言的影响，所以写的诗比较文雅一点，因此也有一些比较文雅的诗出现。台湾过去有一个现象，几个大报都由诗人担任主编。他们对台湾诗坛也产生影响，经常刊登诗歌作品。
记者：您曾经说年轻诗人为了迎合大众，把诗歌写得很直白。其实在大陆还有这样一种现象，有更多诗人转行，放弃写诗而从事其他行业。您对此怎么看？
洛夫：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没有关系。转业之后剩下的诗人就专门写诗，反而使诗歌更加纯粹。今天大部分的诗人总没有正常化，总是带有一种目的性，好像要自讨民心一样。
写诗不仅是写作行为，更是价值的创造
记者：您在中国当代诗人中非常特别，诗歌艺术生命很长，甚至被称为“高龄产妇”，能一直保持如此高产的秘诀是什么？
洛夫：我73岁写出3000多行的长诗《漂木》时，整个台湾诗坛都感到惊讶。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也有很多记者问我，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我，无怨无悔从事这样一份孤寂的事业？在诗歌处于边缘化的今天，我觉得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自信和信念，不可能做这样一件事情。当我的诗歌投入市场时，我从来不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来衡量诗歌的价值。
当然有人说，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现在有很多不幸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诗歌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都能产生这种效果，也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产生这种反应。我总觉得，诗歌有一种创造和想象的空间，能实现人的某种梦想。
写诗，不仅仅是一个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这很重要，因此我就不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设计自己的创作生涯。写诗是生命内涵的创造，像莎士比亚、杜甫的诗；写诗也是艺术境界的创造，像李白、王维的诗；还有一种更重要——语言意象的创造，可以说诗歌使语言增值，能产生极大的价值感。虽然它是一个很孤寂的事业。只有你坚信自己诗歌的价值存在，才能专心专意从事诗歌创作。如果你有强烈的名利诱惑，就写不好诗。今天有很多年轻诗人要与大众文化竞争，把诗写得很直白，以为这样读者就能懂得他的诗，这样的话，诗的艺术效果会打折扣，读者可能会不屑一顾。譬如，很多的口水诗、叙事诗就是这样。中国是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但我对现在的诗很失望。我摒弃对大众诗歌的追求，宁愿保持对诗歌纯粹性的追求，这更能产生艺术的永恒性。[NextPage]
记者：您有两首重要的长诗作品，一是早年的《石室之死亡》，一是晚年的《漂木》，70多岁了您还能创作出《漂木》这样的长诗，创作力确实旺盛。
洛夫：多年前我就开始构思《漂木》，其中有接近五年的酝酿。那个时候，我拒绝一切和外界的应酬和交往。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它，不管有没有刊物愿意刊登，不管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都要把它写出来。很巧的是，台湾一个大报的副刊主编，在看到我这个诗的若干行后，问我能不能连载。开始的十天，都是整版地连载，在台湾引起轰动。
记者：您曾把自己的创作分成五个阶段，最后的一个阶段您命名为“天涯美学”，《漂木》体现的正是您的“天涯美学”吧。
洛夫：我在加拿大待了16年，内心的世界多少有点变化，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我所居住的地理位置，使我跟他人的应酬比较少，可以称为“深入简出”。但是，我并不是孤立自己，精神生活反而更加丰富。在加拿大的环境里，人跟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就产生一种“天涯美学”的思想。
它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思想：第一种是悲剧性的东西，它不是跟死亡、跟战争有关的悲剧，而是人的漂泊感。我所谓的“天涯”是指超越国界，精神上的天涯。第二种就是心灵的一种宇宙情怀。我住在温哥华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那里既有现代化科技的享受，也有乡村的自然风光，所以感觉自己和自然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人生活在自然中，可以跟自然对话。我不是一个持狭隘宗教观的人，我是一个广义的泛神论的人。我的世界看起来有一种宗教情怀在里面，但这并不是哪个庙里的菩萨，或者哪个教堂的上帝。我在《漂木》里面特别有一章《致诸神》，它是我的第二个宇宙观，跟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比较接近。“天涯美学”是《漂木》的思想基础。
记者：您的诗歌创作经历已有60年，取得了极高的诗歌成就，那么，您现在认为，什么是好的诗歌？
洛夫：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浅显地看，诗歌琅琅上口，明白易懂，能够表达个人的某种情感，这种情感带有一种感染力，读了以后觉得很感动，似乎就是好诗了。其实，诗歌的本质不仅仅如此，我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歌里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探索、研究、发扬的，诗歌应该是意在言外，诗的意境不在语言之内，在语言之外。我认为，诗是一种沉默的语言，不是那种嚣张的、声音很大的叫嚣，那种很激情的语言。诗的语言是有想象的空间，是没有说出来的那一部分，不仅诗歌，绘画、书法也都是这样，比如绘画中的留白。比如我写一首春天的诗，读者为什么喜欢，是因为诗里边留出了想象空间让读者来补充，他会觉得读起来有兴趣，如果这首诗写得像一篇说明文字，像广告词或一篇论文，一看就懂了，那就不需要诗了，读诗就是要读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这是诗歌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学，现在我们读王维和李白的诗，有一种气韵在里面，很美，很动人，那是一种不会消亡的美，我称之为“中国诗歌意象的永恒之美”。
禅，就是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认识
记者：去年11月出版的《禅魔共舞》是您最新一本诗集，拜读之后我感觉，这本诗集与您早期诗歌作品由“魔”主导不同，在这本诗集里似乎 “禅”成了主舞者，“魔”是伴舞者，是这样吗？
洛夫：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谈诗和禅的关系对我有所启发，其实，我的禅不完全是是佛教意义上的禅，就是生活里边一些很平常的事物，用心去体会的话，会发现里边有一种特殊趣味，事物和事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其中的玄机和悟性，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觉醒，有人问我什么是禅，我对禅的解释就是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认识。至于这里边的魔，魔就是我诗歌里的超现实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诗。这本诗集里边，有一些禅，还有一些超现实主义，两者都有，所以是禅魔共舞。
记者：2012年您有什么新的创作？
洛夫：到现在，我仍没有停止创作。我有一首诗叫做《背向大海》，曾被很多论文讨论过。我不需要那种激情式的写作，太激情的东西不是好事，激情会变成滥情。我要冷静下来，透过意象表达我的情感，把热情冷却下来。中国诗歌流传几千年到现在，就是因为它是很冷却的意象。后来我的大部分诗都是这样，很多诗是冷静的。年轻时候的写作，也很少那种激情澎湃式的写作。
今年诗写得少，不像书法写得多些。诗的方面，主要在写“唐诗解构”系列，解构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名词，我把中国古典的诗重新创造，保留诗的意境，比如《登幽州台》、《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对这些诗我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节奏重新创造，尽量保持原来诗的趣味和意境，但是看上去，已经全不一样了。《禅魔共舞》里已经收录了一部分解构诗，但还不够，我打算写够50首，然后结集出版。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