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箫风
王光明
采访者:箫风
受访者:王光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着名诗评家王光明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散文诗的发展,为散文诗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07年11月,在“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颁奖会”上,他被授予“中国散文诗重大贡献奖”。年初,笔者利用休假之机,专程拜访了王光明先生,重点就散文诗研究和理论建设问题进行了访谈,近日又通过网络作了补充采访。
记者:王老师您好!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散文诗,1987年出版的《散文诗的世界》,是中国第一部散文诗理论专着,对散文诗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散文诗研究之路的?
王光明:就自己而言,回看不少做过的事,都充满必然和偶然。或许是因为中学时就读过高尔基的《海燕》和其它一些散文诗作品,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也写过一些被公社广播站一再重播的有激情与诗意的广播稿,我就读大学的城市居住着当代着名散文诗作家郭风,我觉得自己必然要与散文诗研究相遇。实际上,在未编选散文诗选本和研究散文诗之前,我已经在《文艺报》和《花城》发表散文诗评论了。而真正做起散文诗研究来,则是1981年到北大后,受到谢冕、孙玉石先生等学术前辈的启发,“选择一块试耕的园地”。当然,选择这个寂寞的园地,也可能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我真的不喜欢热闹。
记者:您在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散文诗专论(即第四章:散文诗的历程),明确把散文诗作为现代汉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请您简要谈谈散文诗在现代汉诗百年演变中是如何发展的?
王光明: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散文诗是“文学革命”时代“诗体解放”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为《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凑字数,这一章的基础是我20世纪80年代末写的《散文诗:〈野草〉传统的中断》(《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散文诗在现代汉诗百年演变中,经历了与“新诗”一起求解放,又自己走向文类独立的过程,它在20世纪的发展,我把它划分为“五个阶段”(参见《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四章第三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编者注)。
记者:您曾在那篇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散文诗存在的突出问题,“总体上表现为鲁迅开创的《野草》散文诗传统的中断。”能否请您谈谈“《野草》传统的中断”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光明:散文诗是很丰富的,笼统讲也可以归为探索内心与歌唱世界两大类。鲁迅的《野草》代表了用散文诗探索内心感觉意识的艺术高度。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散文诗,一直到80年代初,走的是由内向外、由城市心态到乡村景象、由象征到写实、由复杂到简单的道路,不是不断地追求这一新形式的现代美感和艺术意义,而是走向了激情的宣泄与牧歌情趣的渲染,追求理念和社会道德意识对丰富心灵现象的“净化”,追求情感与现实的一致性。
记者:如何看待散文诗的诗性和独立性,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议不断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多年来一直认定“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从本性上看,它属于诗”。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散文诗的本质属性和美学特征的?
王光明:是的,我仍然坚持“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主要基于其本体特点与历史状况的考虑。一种文类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要看其是否有别的文类无法表达的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鲁迅的《野草》与《朝花夕拾》,为什么同一作家甚至相同题材的作品非常不同,但《巴黎的忧郁》与《野草》却很相通。当然,就“诗意”与感觉而言,它与诗更接近,这可以进行历史的追溯,散文诗与自由诗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
记者:您在从事散文诗研究的同时,还先后编着了《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和《六十年散文诗选》、《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请问您对散文诗“精品”(或称“经典”)之作是如何认定和把握的?
王光明:编选作品本身是文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从文学类型研究而言,我认为应该尊重典范作品的特点和历史变化,不主张理论到理论的推衍和没有依托的思辨。至于“精品”与“经典”,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凝聚了广泛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沉淀的文本,文学经典的形成受意识形态、文学教育和传播状况的影响,情形非常复杂。而我选择的所谓“精品”或“经典”作品,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一定是有最大阐释空间的文本,而主要关心其是否能体现散文诗的本体特征,同时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记者:近年来,随着散文诗创作的长足发展,散文诗研究工作也有所加强,特别是散文诗研讨活动明显增多。但是,我感到“理论滞后创作”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谢冕先生接受我访谈时讲的那样:“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确亟待加强。”请问您对当前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现状怎么看?[NextPage]
王光明:创作与理论批评或许有一种理想的对话与互动状态。但理论不会驱赶创作,创作也不一定能拽着理论飞跑。不过,近30多年散文诗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创作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方面。谢冕先生作为诗歌批评的领军人物,为散文诗贡献了很多精彩见解,北大的孙玉石教授是《野草》研究的专家,年轻一些的如蒋登科教授、黄永健教授、王珂教授在散文诗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并出版了这方面的专着。另外,一些散文诗作家,如耿林莽、徐成淼、灵焚等,也都是右手写散文诗、左手从事散文诗理论批评的高手。中国的散文诗创作与理论批评都有长足的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
记者:去年底,在首都师大召开的“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散文诗群受到不少专家聚焦,您也强调了“我们”的突围意义。请问您对“我们”散文诗群的崛起和探索怎么评价?
王光明:过去,散文诗往往被人们附带着写,偶尔地写。现在“我们”散文诗群却在散文诗的感召下,自发组“群”去探讨磋商散文诗写作的问题,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而且,这个群体出了好作品,为中国散文诗带来了突破,比如灵焚散文诗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周庆荣散文诗在表现当代现实方面取得的突破,以及亚楠散文诗在地域书写方面的有益尝试,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可以说,中国散文诗已经展现出新的广阔前景,鲁迅的传统已经被重视,想象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记者:今年初开始,我与《文学报》合作主编《散文诗研究》专刊,其初衷就是想为散文诗理论建设搭建一个发表平台。目前已经出版四期,第五期正在编选中。您是散文诗研究专家,请您谈谈对专刊的印象和建议好吗?
王光明:你寄来的几期《散文诗研究》专刊我都读了,非常好,创意很好,内容很丰富,形式也比较活泼,的确为散文诗理论建设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近几十年中国散文诗的园地开拓,先是郭风、柯蓝先生主编有“黎明散文诗”、“曙前散文诗”丛书,后来是邹岳汉先生创办《散文诗》期刊,近年又有“我们”散文诗群出版《大诗歌》及散文诗丛书,以及亚楠在《伊犁晚报》开辟专版和承办“天马散文诗奖”,还有你主编的这个专刊和编选的《叶笛诗韵》丛书,都为散文诗的发展作出了值得铭记的贡献。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热爱散文诗,那么多的作者写得越来越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散文诗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