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峥 陈立荷

刘恒：现实不是写不好剧本的借口

　　采访者：李峥 陈立荷

　　受访者：刘恒

　　任何人面对编剧刘恒，都能看出这是一位好脾气的先生，他泛着红光的圆脸，总是笑盈盈的。文化圈里，同行们也一致认可他谦冲的性子，“刘恒从不去攻击别人，是个好好先生”。

　　好脾气会不会让作品失去个性？面对这样的问题，刘恒的眼里闪过一丝狡黠：“这个可不好说，没准儿这是假象呢？人不可貌相。”

　　事实上，抱着中庸生活态度的刘恒在创作上一点也不平庸。翻开他的作品表，不少人会发出惊叹，“原来这都是他写的！ ”早期，他偏重写小说，有《狗日的粮食》《狼窝》等大量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后来，他的很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改编自《伏羲伏羲》的《菊豆》、改编自《黑的雪》的《本命年》、改编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同名电视剧与电影《没事偷着乐》等，同时他自己也创作了《西楚霸王》《漂亮妈妈》等十余部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数百集。此外，《张思德》《集结号》《云水谣》《金陵十三钗》等一系列小说走上银幕，他就是幕后的剧本改编者。

　　前两年，刘恒为北京人艺献出了自己的话剧处女座《窝头会馆》，本周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坐在观众席里的刘恒面对如潮的笑声与掌声显得有些意外，“没想到上海观众也这么喜欢，我一开始还以为笑的都是北京人。看来这本子写得值了”。

　　“窝头”在上海找到了知音

　　记：《窝头会馆》连珠炮似的老北京话台词让观众感受到了强烈的方言魅力，这个特点在您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也出现过。

　　刘：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这是听觉上的积累。剧中使用的主要是南城土话，就是北京原住民的话，外人还真是分辨不出来。

　　我觉得台词对上海观众来说肯定是压力非常大，不仅非常密集，而且节奏也快。就算是北京人，要是对底层生活不太熟悉的，听的时候也会有跳跃和断裂。实际上，这个剧的成功，演员们功不可没，尤其是何冰，他的台词量和语速，估计放眼全国也没人能替得了。

　　记：《窝头会馆》不仅在舞美上，还是在人物设计上，都让人联想到《茶馆》或《四世同堂》，是否有向经典致敬的意思？

　　刘：这个戏是为了向建国60周年献礼，我的老朋友张和平调入人艺时找我写的，但写戏的目的并不局限于这个时机。实际上，当初我设想这个剧本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规矩——必须要向人艺传统的风格靠拢，融于北京的地方特色，而主要的角色就是城市的平民、底层的百姓。进一步确定的是时期背景，我觉得这个题材放在解放前会比较好，比如说清朝末年一个王朝的没落崩溃的时候，最后还是落在1949年之前，一个腐朽政府崩溃的前期。历史上，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象能给我们以教训，我也希望自己的描绘能带给观众一些思考。

　　记：这部戏也是从开演以来就引起了热议，大家都在探讨，《窝头会馆》的灵魂是什么？

　　刘：现在观众的资讯索取得非常方便也非常发达，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多方面的。有人从左边看，也有人从右边看，看法也南辕北辙。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总是希望我捕捉到的、表达出的东西能够被观众所接受，但这常常是编剧的一厢情愿。有时你自己觉得写得深刻，但某些观众觉得是老生常谈；有时你觉得这里很幽默，但大家也不一定就会如你设想的笑出来。观众中，只有一些知音能够跟我们产生共鸣，我们所痛苦的他们也感到痛苦，我们感到喜悦他们也喜悦。

　　这个作品在北京，首演那一轮连演70多场，观众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我佩服北京人艺，这是一块好土壤，里边活跃着这么多伟大的演员、伟大的导演等戏剧工作者。如果一部剧只停留在文字上，它还是一个死的东西；只有经过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那些干瘪的文字才真正的充满了血肉、才活跃起来。

　　记：这是《窝头会馆》第一次来沪，您觉得上海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刘：这些演员在台上生龙活虎的表现，我想不会有人不喜欢。但上海观众的反应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笑声与鼓掌的场面甚至比北京还要热烈。在北京，观众是有点端着的，谢幕时也不会轻易站起来。但这个戏演出时上海所有的观众都起立了，我非常震惊，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记：只有遇到好戏的时候是这样。

　　刘：那这说明我们的戏真的不错。（大笑）

　　死亡是绕不开的探讨主题

　　记：《窝头会馆》是近年来话剧中非常成功的作品，但也有些人以此为例，认为现在大剧场只能演历史，当代现实题材只能在小剧场里。

　　刘：其实并不一定，大剧场和小剧场的区别不该在这儿。但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许多历史题材吸取的素材是经过鉴定的，它的质地、含金量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所以冶炼的时候有把握。而现代生活恰恰不确定性非常大，这对剧作家是一个挑战，一般的作者也不愿意在这上面有闪失，害怕在概括现代生活时露出破绽。另外，现代生活就像一个滚开的锅，靠一个作者的力量很难把这个复杂的现实理清楚。你如果是自作聪明的话，很有可能在观众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反馈。那时做了就不如不做，至少我自己对现实有畏惧。

　　记：这种畏惧是不是当下缺少好的现实题材话剧的原因？

　　刘：这个现象在各行各业都一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政治生态，植物要在这种生态里生长得好，需要很多条件。不管条件怎么样，我们生长需要的就是该吸收什么营养吸收什么营养，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记：在文化界，您以多产、质高出名，张艺谋、冯小刚(微博)都愿意跟您合作，觉得您的剧本“一出手就能用”。您觉得自己是个天赋型的作家么？

　　刘：真不是天赋型的，我对自己很了解。但是当我通过后天努力，掌握一定的能力之后，我确实有自己的写作特点。写剧本，有极其痛苦的时候，也有写得飞起来的时候。是人都有局限性，我觉得优点可以随便让人去说，因为就算你自己不知道，它也跑不掉。但一个人对自己的缺点应该非常敏感，不然怎么改正？《窝头会馆》是我的处女作，我以后还要坚持写话剧，但我深知自己五十七八岁了，不年轻了。所以就得想办法写出更纯粹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对得起演员与观众。

　　记：每一个编剧所写的剧本里都有一个核心，您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想要表达的核心是什么？

　　刘：如果说得简单一点，还是对死亡的思考。我的所有主题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包括《窝头会馆》，最后也以死亡为句号。人生有许多痛苦，但都比不上死亡这个终极痛苦。而对于死亡的探索，也可以反过来思考“生”的过程。这个戏里讲的都是些“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新社会”与“旧社会”，还有那些鸡零狗碎的冲突，但背后要衬托的是一个死亡的主题。就是把死亡这个坐标往上一戳的时候，任何人生中它的意义就显出不一样的状态来，这对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主题会有帮助。[NextPage]

编剧要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记：近年来，您为很多导演做了将小说改编为剧本的工作，上映后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但观众最后记住的还是导演与原著作者的名字。

　　刘：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写诗，写小话剧，写小说，都是在我没有成功以前做的事情。后来我的小说被拿去改编成影视剧，我就说我自己来嘛，再过一把写剧本的瘾，这就“误入歧途”了。世界上有很少工作你做完之后就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任何人的工作只是一个环节，夸大自己也是不对的。

　　记：听说您最近也有意向往导演的方向发展，但不少编剧变成导演之后并不成功。

　　刘：所谓导演，是我自己在常年的写作之后想过一把瘾，我的写作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我是希望青年编剧在年轻的时候做一把导演，如果有能力的话。了解导演的工作，对写剧本非常有好处。导演的工作何尝不是一种书写？尤其是剪片子的时候。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功力的磨练。但我老了，没机会去做了，如果我还年轻，我肯定会去做，而且做好的话，表达依然会深刻。但毕竟，能特别纯粹地掌握一种能力的人是极少的，导演也是一样，也有许多平庸之辈。

　　记：如今大多数编剧只能以约稿的方式生存，不仅写不了自己想写的剧本，还要受到资金方的压制，在您身上是否有这个问题？

　　刘：这个现象是事实。但我没有这个问题，毕竟江湖地位摆在那儿。（笑）

　　记：但大多数还在熬地位的编剧，还是感觉到现实在压制自己。

　　刘：怎么说呢，在这个工作程序中，资本是源头。有了好的资本方，工作的河流中才会有水。

　　我觉得编剧们还是要培养基本能力，一定要像杂技演员一样训练自己的功底，技能高了，也先不要急于求成，抓住一个适合自己的题材，竭尽全力把它做好。不要总说，这个是为资本家写的，那个是为导演写的。怎么可能呢？你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为你自己决定的，建功立业也是为的自己，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价值也一定会散发出来。如果总说“我凭什么为别人卖力气，资本家懂艺术么？懂个屁。”这种心态，其实砸的是自己的饭碗，毁的是自己的业绩。这个社会对好剧本的需求如饥似渴，如果你真的是一把好手，别人会扑过来找你。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哪怕你一无所有，要做独行侠，也需要飞檐走壁的功夫。老在抱怨，孤芳自赏，是没有用的。

　　（实习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