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端子
采访人：端子
被访者：田中禾等
有报道称，国内一线大牌作家近来纷纷病倒，遭遇严重的“作家病”。文中称贾平凹就是一位“著名的病人”，大病小病没断过，今年两会期间更因病不得不从北京返回西安治疗，而原本就患有严重腰肌劳损的麦家旧病复发，连新作《风语》的宣传会都没有赶上。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一些大牌作家之所以拼出老命地写，除了要证明自己未老之外，多半还是市场驱使的结果。
文章最终的落脚点是说这些“作家病”可能只是表面现象，作为一个敏感的群体，作家内心的焦虑从不易为人所察觉，长期焦虑会有害于他们的健康，使他们免疫力下降，不得不面对各种身体疾病，种种迹象表明，心理焦虑正在成为作家们的大敌，无论这种焦虑与市场利益有关，还是与“江郎才尽”的文人的固有的担心有关，文章中的心理学家建议，敏感的作家其实应该学会心理上的“钝感”，这就必须看淡很多事情，包括名利和走向文思枯竭的必然。
疾病以年轮计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河南作家目前的创作和生活状态怎样？健康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同样被这种焦虑所困？
记者带着疑问以随机调查的方式，选取了年龄跨度达40岁的11位河南作家作为调查对象。就创作与健康的关系、创作状态与内在心态，田中禾（1941年生）、杨东明（1950年生）、周大新（1952年生）、李佩甫（1953年生）、墨白（1956年生）、阎连科（1958年生）、李洱（1966年生）、傅爱毛（1967年生）、鱼禾（1967年生）、乔叶（1972年生）、南飞雁（1980年生）等老中青三代作家分别接受了访问。[NextPage]
作家简介
（以年龄大小排序）
田中禾，河南唐河人，先后担任过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发表《落叶溪》系列短篇，《椿谷谷》、《南风》、《最后一场秋雨》、《明天的太阳》、《轰炸》、《匪首》等短、中、长篇小说，荣获了上海文学奖、天津文学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世界文学征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一些作品以英、日、阿拉伯文译介国外。
杨东明，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造山时代》、《迷彩的诱惑》、《欲情世界》、《再生之门》、《拒绝浪漫》、《问题太太》、《最后的拍拖》、《感情动物》、《谁为谁憔悴》、《姊妹》，电视连续剧《人祖伏羲》等。
周大新，河南邓州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专业作家，《湖光山色》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已发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等，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银饰》、《旧世纪的疯癫》等三十余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文等。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国家一级作家，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等8部长篇小说。
墨白，先锋小说家，剧作家。河南淮阳人。著有《梦游症患者》、《欲望与恐惧》、《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来访的陌生人》、《裸奔的年代》等多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光荣院》、《风车》等40多部，获“飞天奖”最佳编剧奖。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近20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供职于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创作状态很活跃
问题
目前在创作什么？
李佩甫：正在写长篇，算是我的“平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已经写了很久，自己不满意，就把写好的全部废掉了，重新开始写，漫漫长征路，不知何时可以完结。
周大新：我目前刚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因为还在创作中，内容与题目我还是先保密一下吧。
墨白：正在创作一部名为《寻父记》的长篇小说。
李洱：目前在写一部有关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已经写了几年了，今年有望结束，名字嘛，暂时保密吧。
田中禾：刚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在《十月》第二期、《中国作家》第二期发出来，在做定稿出版的工作。
南飞雁：目前主要是两个中篇小说的创作，也就是“官场小说系列”的最后两部，计划是五部，目前已经出三部，未出的这两部中，已经完成一部，但题目未定，我喜欢全部做完后再定题，最后一部也已经开始创作，因为是系列，所以人物、情节与前三部都是有勾连的。在创作这两个中篇的同时，也在为一部谋划已久的长篇整理素材。
乔叶：目前在创作小说，中篇和短篇，主要在写的一个中篇是讲述一个远离故土的女人多年后回到家乡的诸多遭遇和感受。鱼禾：我不大勤快，对自己掌控庞然大物的能力也不大自信，所以比较习惯于体量小的形式，万字左右的随笔，十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在写的就是这两种东西。
杨东明：我眼下同时在写两部长篇小说，所谓“同时”，是说一部还没有写完（《尘世天堂》写了十几万字，已经用了两年时间），另一部又上了马，《选择阿波罗》。想把新上马的这部长篇在今年完成。前一部，不急，或许会再用上两三年，想磨出一部好东西。
傅爱毛：一是修改去年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的长篇小说《被弄丢的隐私》，二是整理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情书》，三是整理二十万字的散文随笔《鲁院杂感》。阎连科：目前正在写一个长篇，20万字左右，今年应该可以完成，可以说它是乡村题材，也可以说是有关知识分子的，或者可以说有些不伦不类，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大胆的尝试，让我的写作更自由，不但表现为内容，还表现在写作方法上更解放一些，是完全自我、随心所欲的书写，与出版与否和读者阅读关系不大。这样说并不是不在乎读者，可是在写作之前，完全不考虑出版。我想过，也许等着这个长篇的出版社编辑一旦拿到稿子会觉得一筹莫展。而对我来说，出版社都不出我也能谅解。一个作家从事写作都在想着出版和读者的关系，我这次就是想从这种关系中解放出来，不为所累。[NextPage]
大多生活很规律
问题
生活作息规律吗？创作时习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
阎连科：我的生活相当规律，晚上10点多睡，上午8点开始写作，写到10点钟左右，只写两个小时，下午完全不写，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挑灯夜战的情况年轻时干过，现在绝不这样，十多年都没有开夜车的习惯了，晚上我连封信都不会回。所以说，专业作家有专业作家的好处，时间可以自己掌握。
周大新：作息比较规律。每天上午写两个小时，下午写两个小时。白天的其余时间读书或干点别的。早晨6点起床后快走40~50分钟，午休约一个小时，晚饭后再散步40~50分钟。晚上不写作，读书、读报、看电影或看会儿电视。我已经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工作时间，年龄不饶人。
田中禾：我的生活比较规律，从不熬夜。白天也顶多干五六个小时。写作中还常插上读书、听音乐。墨白：我的生活很有规律，白天写作，夜间阅读。而每天清晨的五六点，则是我的思维最活跃的时候，一些白天想不清楚的事情会突然有了条理。我写《〈洛丽〉的灵与肉》和《博尔赫斯的宫殿》的时候，几乎都是这个时间段完成的，晚上读完书，一觉醒来所思考的问题都涌现出来，不写下来就再也没法入睡。
乔叶：我的生活总的来说比较规律。习惯白天写，一般是上午，精神比较足，脑子比较清爽。晚上不写，一来孩子放学，需要照顾，二来还要抽时间去散步，健身。
鱼禾：我的作息基本上规律，一般是白天写，晚上看书或者出去玩，不夜战，那太跟自己过不去了。也有例外，比如特别精神和特别懒的时候。
傅爱毛：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因眼睛近视，很少挑灯夜战，一般写东西都在白天。晚上喜欢到幽静的地方去散步，也喜欢和朋友们喝茶聊天儿品小吃。
李佩甫：几乎没有什么规律。有时候半夜会坐起来，一支支抽烟……要说规律，我习惯晚上散步，一个人到处走走，就像是城市的流浪者。我年轻时是夜战，而且几乎是不分时间的。现在年龄大了，主要是上午。上午算是我的黄金时间。每个人一天当中都有精力最好的时间段，我想，我大概就是上午了。虽然不能保证。
李洱：写长篇的时候，能够做到生活规律，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我也力争做到作息规律。但这几年事情太多了，母亲的生病和去世，让我在三年时间里无法真正平静下来写作。我以前习惯于白天写作，现在晚上也写一点，主要是修改白天写的东西，加起来大概有七八个小时。
杨东明：我三十岁做专业作家，当了三十年，发表了十几部长篇、一大堆中短篇。职业病有，从来不敢熬夜。原来用手写，手腕忽然鼓了个包，拿不住笔了。外科医生看了，说是腱鞘炎，写伤了手关节。太太难受，说是无论如何也要买电脑。那还是黑白电脑，刚有，只有640ｋ内存。很快学会了，写得很快，能盲打。结果无名指与手掌间的关节又肿了，外科医生说是腱鞘炎，打键盘打的。后来肘关节疼、肿。外科医生说是“网球肘”。我不打网球，抬着胳膊打键盘，一样出毛病。右手僵硬了，医生说是“鼠标手”，用鼠标用的。这类病，都是往腱鞘上打了封闭针才好转。我现在用手提电脑再不用鼠标，就用指头直接在下面的触摸板上划拉。
南飞雁：不是经常为创作挑灯夜战，倒是经常为单位的事情加班，目前生活还算规律，每天早上七点起床，送儿子上幼儿园，下午六点下班，接儿子回家，晚上九点半哄儿子睡觉后，和太太聊聊天、喝喝茶，十点半到十二点多写作，一两千字就收手，休息。[NextPage]
焦虑源于对自己的要求
问题
在写作中，有紧迫感和压力吗？或者说那种内在的焦虑吗？
李佩甫：写长篇是个力气活，是需要长时间面壁的。就像是一个人的战争，你面对的是你自己设计的“沙盘”，你要长时间面对“沙盘”作战。进入写作状态后，殚精竭虑，有时候人就有些病态了。创作是一种状态，可你还要不时地从这种状态里拔出来，去参加一些必须参加的会议，这就不免让人焦虑。就像是两线作战，一个是“沙盘”，一个是现实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分裂。
田中禾：紧迫感、压力感每一个干事业的人都有，正因为有压力，才要主动减负，保持从容。创作是持久战，焦虑反而误事。我的态度是：不敢焦虑。
墨白：由于生命有限，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尽量要把时间用在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上，因此紧迫感会不时地出现。有时候也会有焦虑，但会渐渐弱化。我觉得焦虑的原因更多的时候同功利和庸俗有关。解决焦虑的方法是好好地修养自己，一个人的修养和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阅读，是提高人生品位的主要途经，这种阅读和思考会让一个人更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自由。
杨东明：写小说还好，最怕签合同，写别的东西。先拿到人家给的预付稿费，规定什么时间一定要交稿，文人讲信用讲信誉，说到就要做到。前些时候，接连给两个部队写了两篇报告文学，就是合同式写作。大年三十下午还在写，三十晚上咬咬牙，给自己放假，看了看除夕晚会。大年初一又开始写了，很累。
记得那年给电视台写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人祖伏羲》剧本，是对方先给钱，合同规定三个月内完成，累得直恶心，像大病了一场。还有一次，是写电影《情与网》，剧组成立了，要开拍了，请我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最后修改，对着宾馆里一部小屏幕的手提电脑，改得我颈椎病复发，只觉得天旋地转。我还算不错，有的作家真是写死的，法国的巴尔扎克最典型，为了多挣稿费好和贵族妇女们周旋，长篇小说还没开笔就先拿了出版商的预付稿费，然后喝着黑咖啡熬夜赶稿子，早早就夭折了。陕西作家路遥，和我同岁。当年我在《莽原》做小说编辑时，他在《延河》做小说编辑，我到了西安在他家侃苏联文学，他说他要写多少部《静静的顿河》，结果一部《平凡的世界》就要了他的命。他不是死在西安的，他是在下面躲着写小说，送到医院就不行了。他是个壮实魁梧的大汉，就是肝不好。湖北作家姜天民写的《第九个售货亭》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我们是文学讲习所的同学。他也是肝不好，在北京学习时天天熬夜。我说你小子当心呀。他说不怕。结果回湖北后肝病恶化，东西没写完就死了。山西作家钟道新，哥们儿爱喝酒，身体倍儿壮。小说写得倍儿棒，是最早当电视剧写手的，当时号称稿费挣得最多。他正写着一部电视剧，还没写完，就死了，脑血管意外破裂。
乔叶：写作中的紧迫感和压力感我几年前经常有，因为约稿的杂志太多，欠了许多“文债”，编辑一说留着版面呢，我心里就会绷着一根弦，想着要赶紧还债。现在习惯了，也学会了应对，所以缓解了很多。不过内在的焦虑还是经常有的，这种焦虑主要针对的是自己。
对我来说，创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早已经在生活中安排好了，它不是不速之客，不用另外安排。我要做的，就是如常便可。
阎连科：创作过程不是出版本身带来的紧迫感和压力，而是自己与自己的战斗，因为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这一部小说和上一部小说不一样，和别人的不一样，这种压力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还有就是写作内容中与现实存在的某种紧张关系所带来的压力，比如对历史关注所带来的痛苦思考。我一直说写作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但有身体上的损耗，还有作家对生命、历史痛苦的思考而又无法逃避所带来的心神的损耗。
周大新：内心当然有焦虑感，一部作品没写完时一直想着怎样把它完成。写完一部作品后还要想着写出下一部。每一部新作都要有崭新的创造和发现，非常不容易，需要绞尽脑汁，不焦虑是不可能的。创作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作家跑死才是最终的结局。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要接受这个职业带来的全部东西：快乐、痛苦、劳累、声誉、焦虑、疾病……
李洱：很多人谈到作家在写作中的压力时，常常从名利等所谓的世俗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多数是外行人才会有的看法。至少对我来说，我不会在乎这种压力。我的压力是如何准确地写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体验。也就是说，我的压力和焦虑主要来自于此。
鱼禾：我不把写作视为使命或职业，所以基本上没有压力。至于焦虑，那不是写作带来的。相反，写作可以缓解焦虑，这是我喜欢写作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一天，我感到写作是痛苦的、致病的，那我就不写了。
傅爱毛：在写作中，我没有压力感，更没有焦虑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资质有限，最终也摆弄不出什么名堂来，也就从未奢望过什么。摆弄文字是我的爱好，就像在自家阳台上栽种一盆花那样，它能绽开几朵固然好，如果开不了花哪怕长出几片叶子也行，快乐全在种花养花的过程中。我从不苛求自己。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过日子比写作更重要。我认为，上帝派人类来到世间，是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晒晒太阳，看看月亮，和朋友聊聊天儿，和家人一起吃饭，和知心好友一起散步喝茶，对我来说与摆弄文字一样重要，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摆弄文字的机器。
南飞雁：焦虑感时时刻刻都有，并不是局限于创作，在生活的庞杂和繁复面前，谁没有一点焦虑呢？[NextPage]
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不懈创作
问题
你觉得健康与文字创作的关系是什么？平时注意健身和休养吗？
阎连科：健康与写作的关系非常重要啊，我常说“如果能够活一百岁，人人都是大师”，高寿与大师的确存在某种关系，每个人都不愿做天才，可更愿做高寿的大师。一部长篇只需要一两年就可以写完，而之前可能需要三五年的构思，你就会有事情永远做不完的感觉，非常消耗精力和体力，我常说“创作就像让一个非常强壮的手上永远举着一公斤的东西长途跋涉”。一公斤本不重，可一直举着就很累，很难坚持下去，尤其对把写作当成生命的人。
周大新：健康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不用我来说，谁都明白。一个作家没有健康的身体，创作的量就会小，创作的时间就会短。创作尤其长篇小说的创作，既是拼脑力拼创造力也是拼体力的重活儿。你没一定的体力支持，你伏案写作的时间就不会长。
年轻时不知道爱惜身体，以为自己的体力是用不完的，熬夜、连续写作、吃方便面，不注意劳逸结合，没想着补充营养。年纪大了才明白，身体的透支是会缩短自己写作时间的。如今，我比较注意锻炼和歇息了，每天给自己规定一定的写作量，写完就停下休息或干点别的。有时还会干脆停下一些日子出去走走。
李佩甫：这样说吧，一年一年，我一次次到火葬场去，送走了许多作家同行。我了解他们的日子，对于作家来说，叙述人生是他们的主要生活状态。面壁也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在很多日子里，他们是孤独的。创作需要孤独。一个作家一旦热闹了，这就预示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枯竭。好的文字是要输血的，是要以健康为代价的。但是，一个好的作家往往是可以舍弃健康而去追求好的文字。因为文字不是文字本身，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就像百米赛跑一样，人人都渴望极致。
田中禾：健康的身心必然反映在文字中。不健康的身心也必然反映在文字上。顺乎自然。投入创作时，我会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更规律。保证睡眠充足，心情开朗，愈到关键时候（如开头、结尾，情节转换），愈注意放松，抑制兴奋，下笔慎重。
乔叶：我平常比较注意健身和休养。道理很简单：无论从事哪一行工作，身体都是本钱。至于健康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身体是形而下的，创作是形而上的。形而下是形而上的基础，形而上是形而下的华彩。处理得好的话，我认为这二者就是双赢的关系：身体健康，就可以更好地进行创作。创作出好的作品，也有益于身心健康。反之，身体和创作可能就会互相伤害。有一句话我忘记是谁说的了－－“身体是灵魂的房子。”要想让灵魂安居，当然首先得把灵魂的房子修好。
杨东明：我觉得写作不是跑百米赛，而是跑马拉松，要用一辈子时间来跑，跑下来就是胜利者。对付写作职业病，只有用体育锻炼。二十年前我就跟北京来的舞蹈职业教练学了国标舞和拉丁舞，一早一晚都跳舞，白天全天写小说。不是贪玩，是要把写作这事业坚持下来。国标舞里的探戈最棒，经常有甩头的动作，能治颈椎病，我练了之后再没犯过，这两年停了跳舞，犯过。因为不去舞场了，就在家里练动作。
拉丁舞里的伦巴、桑巴和恰恰防治腰椎病最有效，腰部活动很有节律。我现在很少坐着写作，总是站着想好句子了，才坐下来敲进电脑里。写一会儿，就来段拉丁动作，那是我的课间操和太极拳。
再者，就是游泳，防高血压，心脏病。坚持游泳也有三十年，夏季天天游，在室外。冬季在温水游泳馆，一周两次。从来不冬泳，太受罪。
我现在状态还不错，除了颈椎偶然作作乱之外，各个部位都还守王法。我想，我应该能把文学马拉松坚持跑完。
墨白：如果一个人能在病痛中写作，我认为这个人肯定不是凡人。
南飞雁：创作是体力活，没有好身体万事皆休。但是知易行难，今后会多锻炼，多注意休息。生活也是创作，创作也是生活，两者就像茶叶和茶，分不开。
鱼禾：活得健朗，一直是我的第一目的。当写作成为一种内在需要的时候，其实它和健康是不冲突的。偶尔也有因久坐而致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会做点别的来修复，比如暴走啊，瑜伽啊，飙车啊，谈恋爱啊。写作是生活方式之一。我只有生活状态，而且比较正常，没有额外的写作状态。我希望活得好，活得好才会写得好。
傅爱毛：我觉得摆弄文字对健康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自己的精神和灵魂都在摆弄文字的过程中渐渐地成长和丰沛起来。写作对我来说如同散步。我最喜欢的人生状态也是漫不经心地散步。我不喜欢太过紧张的节奏，更不喜欢为了所谓的事业而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我的生活与绝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就是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打扫卫生。我很享受这种生活。[NextPage]
以之为鉴，做好自我调适
问题
对于这则关注“作家病”的新闻，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阎连科：作家的焦虑被关注，我很感谢，但同时，我也想说，我们作家也不必过分自恋。因为每个行当都有焦虑不安，每个阶层都有着不同的压力，农民工有压力，房地产老板也有压力，哪一个行当没有职业病？每个人都生存在困境中，要看开些，很多人比起我们活得更有压力，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也许更需要关心。与世无争就会变得平和些，境界也会变得单纯些，对名利、权力、金钱看开些就好一些，如果看重了，就会有焦虑，每个集体都有这样的焦虑，我身体不算好，和某一阶段对名利有所追求是有关的，所以，不要抱怨什么。新闻中提到的麦家、贾平凹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衷心希望他们早日康复，写出更多更伟大的作品。
周大新：如果这则新闻属实，我祈愿几位作家朋友都能平安度过病灾，将身体尽快恢复到健康状态。先停一段时间的笔，外出看看山看看水看看田野里的庄稼，散散心。作家乔典运有句话说得好：作品是写不完的，作家的身体是有可能写完的。大家都学会给自己放放假，把身体弄结实了再说。
墨白：对这篇报道中所提到所谓的大家不感兴趣。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此时此刻，你今天高兴和幸福，即使是在黑夜，你的生活也充满了阳光。
田中禾：焦虑的问题不只是作家的问题，其实，当代人在生存、名利的压力下都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只是作家、艺术家、官员们身在名利场中，这问题更突出。作家如寻常人一样，各有各的人生哲学，情况当然各不相同。太在意的人焦虑感强，相对淡然的人就健康些。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新闻不必太在意，不必放大某个个案。个案什么时期都有，什么个案都有。
乔叶：“业内有人分析，他们之所以拼出老命地写，除了要证明自己未老之外，多半还是市场驱使的结果。”我不能赞同这样的分析。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对于这么优秀的作家来说，写作是心灵的本能，是才华的本能，表达的欲望和激情是第一位的。随之而来的名利不过是次之的附属。我相信，对于以创作为生命的作家来说，即使没有稿费，没有版税，卖不出影视版权，他们也依然会写。因此，与其说他们在被金钱驱赶，不如说他们在被自己的天赋驱赶。
“心理学家建议，敏感的作家其实应该学会心理上的钝感，这就必须看淡很多事情，包括名利和走向文思枯竭的必然”，对此，我觉得，长期焦虑是每个写作者尤其是职业写作者都如影随形的心理痼疾，我当然也有。敏感是把双刃剑。对于写作这个职业来说，敏感是写作者必不可少的特质，会让作品焕发出熠熠光辉。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特质的敏感可能会让生活发炎，疼痛。心理上的“钝感”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以我个人的浅见，如果想让写作中的敏感与生活中的敏感和谐相处的话，作家本身一是可以对内注意自我调节，二是不妨对外做有意的改善。有时间的话，最近两年我打算进行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学习，我觉得这种学习既可以为文学创作所用，还可以用来清理生活中产出的各种心理垃圾，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
傅爱毛：这则新闻中所出现的都是大牌作家，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可比性。我是一个小人物，只喜欢过平凡普通的日子。如果我具有像他们那样过人的才华，可能也会拼命努力。有时候他们可能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深深地明白，自己能力有限，不过混碗饭吃而已，只要温饱有保障，我从不逼迫自己。我喜欢懒散轻松的生活。不喜欢像运动员一样，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更不喜欢竞争和比赛。不管任何事情，一旦怀着比赛的心态去做，对我来说立即意趣全无，我会避之唯恐不及。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说我胸无大志也好、说我平凡庸碌也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好活，每个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上帝一声召唤，我们必须随叫随到，名也好、利也罢，到时候一切都将归零。因此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不想为难和违拗自己。我希望活得最大限度自在和舒心，仅此而已，别人怎么说怎么活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鱼禾：著名的病人们都是被名利累倒的，不是被写作累倒的。以一个凡人的身体，要夸父追日一样的执著，自然是要生病的，不单是作家，任何职业者都如此。纯粹的“文学生活”是没有源头活水的生活，枯竭是迟早的事。还是松弛一点好。我比较“钝感”，所以在写作中不苦楚，反而常常感到欣悦。当然，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只是个刚刚起跑的写作者，还不是十分理解被强大的名利或使命感追赶的痛苦，哈。
南飞雁：看了这个报道后，希望所有的前辈和同行以及自己，能够健康生活，并在健康的生活中快乐地写作，体会书写文字的幸福。[NextPage]
心理专家：要求“钝感”太为难作家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河南的作家群处在一个相对健康、平静的生活状态中，都在培养和维护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在创作中也有意识地调整心绪，努力将“文学的马拉松”跑完。
针对这则报道以及作家的调查回馈，郑州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所长赵山明教授表示，其实焦虑与否与一个人从事的职业没有绝对的关系，主要是由其个性决定，也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在心理临床中就有一种焦虑型人格，这种人对很小的事就会产生很强的焦虑感。而有一些作家，因为对社会的看法不同，以及因此形成了对社会游戏与规则的疏离，也许会造成很深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比如海子的自杀。
对于那个有关“作家病”的报道，赵教授认为新闻报道不是科学研究，这所谓的“作家病”显然有夸大其词的嫌疑，首先我们不知道贾平凹、麦家等作家的真实情况，他们本人看到这种报道时的反应也未必是认可，因为他们焦虑的根源也许与市场根本无关，这种报道其实对作家有某种程度的不尊重，作家的焦虑源于自己的创作感受及对作品独特性的自我要求。赵教授说，生活中很多作家是我的朋友，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感觉他们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生命和人生的思索也常让人心生敬意。有些作家回避了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他的痛苦是内心的，这种焦虑起源于不被大众理解，他可能为这个问题焦虑，但同时也让他的作品更真实和独特。
超凡教育研究所所长、心理咨询师张健认为，作家的焦虑折射出了社会群体性焦虑，这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讲的“每个人都生存在困境中，而作家的压力是对生命、历史痛苦的思考本身所无法逃避的”，张所长说，他非常认同阎连科的看法。
对于心理工作者建议作家应该学会心理上的“钝感”，张健认为很难，因为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那么作为作家他们都具有超越常人的敏锐的观察力，让他们面对生活、社会的种种现象表现出“钝感”，那真的太难为他们了。由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呈现，作为这个感知能力丰富的群体，他们早已深深体悟，但由于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他们面对时更多表现的也是无奈，他们为了缓解这种无奈，于是就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尽可能去适应这样一个现状，而这种适应并非本意，于是在选择中他们焦虑了，所以，张健认为这个群体的焦虑并非名利惹的祸。
大多数作家生活在现实生活的第一线，一直坚守理想，永不放弃。这个社会又太需要大牌作家，太需要大牌导演，太需要大牌演员，太需要大牌……这些需要不就是社会层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吗？即使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工作者，一想到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会焦虑的，但关键是如何调适，不让这种焦虑影响到自己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是我们作为专业工作者能够做到的，但大多数的非专业群体就难了，他们既要工作生存，同时又要面对这一切，困惑自然难免。而我们能做的是处理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这种社会群体性的焦虑自然会慢慢淡化，当然作家的焦虑也会慢慢减退。
作家简介
（以年龄大小排序）
李洱，河南济源人。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石榴树上结樱桃》等。曾获第三、第四届“大家文学奖”。其长篇小说《花腔》被评为三十年最佳十部长篇小说之一，获首届“21世纪鼎钧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华语图书奖。
傅爱毛，出生于新密市的女作家。200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绿色女人》，小说《嫁死》被改编为电影《米香》，并获得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天堂门》又获第十三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鱼禾，女，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小说、散文作家，郑州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数码时代》、《在黑夜里凝望》、《谁的国色天香》、《太没面子》等。短篇小说《溺水》、《鬼使神差》、《有病》、《墙里秋千》、《手舞足蹈》、《喜爱陌生人》等。著有散文集《摧眉》。
乔叶，女，河南省修武县人，河南作协副主席。创作十余年来，出版散文集11部，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4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首届原创小说年度大奖等奖项。
南飞雁，南阳唐河人，河南影视集团专业编剧，省委宣传部首批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冰蓝世界》、《大路朝天》、《大学无烦恼》、《梦里不知身是客》、《幸福的过山车》、《大瓷商》，中篇小说《红酒》、《暧昧》。曾获“首届海峡冰心杯中华在校生中长篇小说出版征集”活动优秀奖，河南省第一、二届“五四”文艺奖文艺类金奖，河南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2008年度优秀图书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