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瑛
采访人：王雪瑛
被访人：贝拉
作家贝拉，凭借《魔咒钢琴》中、英文版名列2009上海书展图书销售排行榜前茅。今年，她又以反应其十年文学创作风貌的作品《爱的路上》书系再次亮相2010上海书展。
《爱的路上》书系包括六部作品，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新浪漫三部曲《911生死婚礼》、《爱情神秘园》、《伤感的卡萨布兰卡》外，还有青春伤痕小说《太阳破碎的季节》和代表作《魔咒钢琴》，更有为此次书展特别推出的最新作品集《爱的路上》。
在贝拉拉完成与读者互动的签售活动后，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她的创作与女性对生命与爱的感悟展开了话题。
王雪瑛：无论是《魔咒钢琴》，还是《911生死婚礼》，你都非常注重小说的题材，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小说总是虚构的，但你设计故事发生的背景却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911后的美国，比如两次大战后的上海。让虚构的人物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上展开自己的故事，真实和虚构交融后，读者往往忘记了小说的虚构，产生真实的幻觉，这是你对自己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设计，让小说在许许多多虚构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吸引大家的阅读，这是你特别追求小说可读性的一种方式，也是你在许许多多的写作人中脱颖而出的一种方式。这是在文学边缘化中作家赢得市场的一种方式，在一个网络时代，作家要赢得市场和关注度是不是特别重要？也是他存在和生存着的关键。
贝拉：在真实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展开故事，塑造人物，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们惯用的写作手法。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个时候没有市场概念，也没有网络与文学竞争，完全是大师们根据小说的创造规律和自身心灵来创作的。我的小说背景如果不真实，我的故事和情感就无法着力，虚构的东西没有依附，就觉得不踏实。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踏实的东西，当然读者就更不买账了。所以，我习惯用真实的背景，我熟悉的城市和生活来写作，与市场无关，与信仰有关。与我自己的思考有关。作家应当要有使命感，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文学作品都是纯商业化的，是很可怕也很危险的，文学始终是一种精神产品，作家应当用灵魂写作，而且在一个极端功利世俗的社会中，精神上的东西或者说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王雪瑛：你是不是特别追求小说的可读性？你觉得小说的可读性是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吗？
贝拉：我没有特别、也很少意识到小说的可读性。文学之于我，已经是一个思维的定势，一个诉说的习惯，一个渗透到骨子里的叙事模式。如果说，有什么刻意，那也是长期写作和读书磨练出来的潜意识。我相信任何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读性，有更多的人喜欢。真正的文学是属于大众，属于时间的。你想想我们读过的那些文学名著哪一部不是广为流传呢？
王雪瑛：《魔咒钢琴》是你成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这次上海书展推出的《爱的路上》，是你的中短篇小说及创作谈合集，集中反映了你近十年来的创作成绩，这是别人的概括。我觉得这部作品，集中体现了你女性意识的觉醒，特别是你对女性的情爱心理的认识与理解。请你谈谈这次《爱的路上》系列书的大概情况。
贝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对女性心理特别是情爱心理的认识肯定是有长进了。但重要的是对人类大爱的理解和认识。对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宗教精神的理解。 《爱的路上》印证了我的创作经历，概括了我的人生足迹，也燃亮我整个生命。我的小说背景涵盖了世界各地。这些地理背景和跨文化、跨民族的背后，承载的不仅是我的脚步和履历，更是一个世界漂泊者对爱的敬畏和探寻，对人类大爱的信仰！在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背后，我要传递的正是穿越时空的永恒之爱。
这个系列由三部分组成：《911生死婚礼》三部曲是以美国911事件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它讲述的是：911的灾难如何挑战人类的生命和尊严。在绝望中表达了人性的理想，呼唤以人类的大爱，去超越现实的痛苦，爱可以拯救世界，爱对人类生活，对世界的重大意义。 《爱的路上》和《太阳破碎的季节》是对女性灵与欲的解读和刻画，对人性与爱的赞美。 《魔咒钢琴》是“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第一部。此书重温了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漂泊经历，表现了上海与上海人爱与包容的伟大精神，它告诉世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汉文化熏陶下的华夏子民，是热爱和平的人道民族，有足够的胸怀和气度，融合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走向大同与和谐。[NextPage]
王雪瑛：有些评论将你的作品理解为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你认同吗？你读过哪些浪漫主义大师的作品，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贝拉：我基本上认同，但也觉得评论家的概括力不如想象力。实际上，我的大部分作品和故事，正如您刚才的概括，有些是在很真实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浪漫主义的作品不仅对我，对任何一个女作家和读者都有比现实主义作家更深的影响力。浪漫是情绪，是情景，也是情调和意境，具备诗性的魅力和神性的向往。也许因为这些浪漫的品质，很让女性动心。我对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作品非常的崇拜，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我曾在提篮桥前看到这样一幕景色，一位八旬犹太老人柱着拐杖，被人搀扶着，她抖抖颤颤指着“摩西会堂”说，这是她当年结婚的地方，老人的眼神在瞬间闪亮，仿佛时光倒流了……就这么亮了一下，诞生了小说《魔咒钢琴》……
王雪瑛：是什么原因激发你写“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书的？你接下来会写什么？《香肠男高音》何时出版？能用2句话概括某个片断吗？
贝拉：多年来，我离天空很近，而离故乡很远。这几年我重返故乡生活，文学成了我的天空。很多人终生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动力。近年来，我聚焦于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那段历史，讴歌在历史长河中上海这一辉煌的史诗。在我未来的创作中，我将继续深入寻找遗传在上海每根筋络血脉里的大爱和民族精神。一点一滴也要挖掘出来，以文学的形式将故乡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博爱的情怀展示给世界，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比金钱和物质更珍贵的东西，并且能战胜苦难和战争，那就是人类的博爱和坚定的信仰。
我与大家一样，期待早日在大屏幕上看到《魔咒钢琴》，“犹太人在上海”系列之2的《香肠男高音》也将在那时与大家见面。
这是新著的一个片断：一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舞台上让人疯狂的男高音，把笔挺的燕尾服压入箱底，淹没在远赴上海的犹太难民群里，在虹口区舟山路开了一家挂满香肠的餐厅，自己也穿上服务生制服，两手托盘，对一位上海姑娘唱起了咏叹调……
王雪瑛：钢琴家付聪从来不认同大师的身份，他对立志要做大师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自己在音乐面前永远是谦卑的，他内心对音乐有着不可抑止的爱，才让他一直弹琴的。你如何定义你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你为什么要写作呢？
贝拉：文学之于我，一定是神圣的。我为心灵写作，传播爱的信仰。
王雪瑛：你留给外界的一个印象是一个行走者，是一段漂泊的轨迹。但旅途是辛劳的，常常也是孤独的，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前行的步履？你对于安定和归宿怎么理解？
贝拉：漂泊与我儿时的经历有关。我的父亲是军医，经常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我4、5岁开始，每年我都跟随母亲一起探望父亲，火车的汽笛声和旅行的苍凉一直刻在我生命的印记中。一直以来，我的家就在路上，在变迁的世界中。漂泊是一种状态，而安定和归宿要看年龄段。在我年少时，世界是我的家，结婚后，家就是我的世界。由于我先生的事业在上海，所以嫁夫随夫，如今我都呆在上海，也是一个轮回吧，从上海出发，最终又回家了。虽然我在文学上喜欢悲剧创作，因为悲剧打动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但现实中的我一切都很美好，婚姻生活幸福，这让我感恩。
（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