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佳

    采访人：吕佳

    被访人：张翔

    中篇小说《余震》，穿越历史的厚厚屏障，出色地构建了一个地震之后疼痛与梦魔相纠缠的世界。在斑斓驳杂的人性中，作家虔诚地高扬起怜悯和宽恕的旗帜。

    随着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上映，原著小说《余震》的光彩逐渐显现，出生于温州、毕业于复旦、现旅居加拿大的作者张翎翎，也开始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创作过《空巢》《金山》等多部力作、在海内外获奖无数的她，没想到会因为《余震》而遭遇两种极端的评价——业内认为《余震》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但批评者们说张翎翎没有经历过唐山地震，甚至从未去过唐山……在接受本报吕佳者专访时，张翎翎终于忍不住道出了自己的“委屈”：“说句老实话，有那么多人质问我不是唐山人，让我委屈。不是出于对那片土地的爱，我会去涉及那个离我那么远的题材吗？我写《余震》的时候，根本没想要摇旗呐喊，而是用一种隐忍克制的方式写的，更没有杂念要让大家‘流泪叫好’，那不符合我一贯的写作主张翎。”

    “心理疼痛也许不能消除，但可以正视，可以和疼痛相处”

    吕佳者（以下简称吕佳）：你曾说“设置成姐弟只能救一个”的情节有原型（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但这种残酷的选择是否主要还是为了令小说的矛盾冲突更集中更鲜明？小说侧重“疼”，电影侧重“暖”，是否各有利弊？

    张翎翎（以下简称张翎）：这种残酷的选择是天灾把人逼到极限中才会有的，而天灾中类似的选择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比如面对埋在废墟中的亲人，是决定立即截肢还是继续等候时机？再比如坚持让营救人员在危险的境地里工作，还是决定放弃被埋的生命而撤离？残酷的选择是天灾的真实内容，不是为了制造小说才产生的。

    无论是“疼”还是“暖”，应当看它是否真实地还原了作家、导演内心的感动，无法用“利弊”来衡量。

    吕佳：听力康复师的工作是否令你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疼”？对普通人来说，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的“疼”都是否应该求助于专业人士，否则会像方登一样难以自拔？

    张翎：我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医疗部门工作过十七年，是一位职业听力康复医师，我所接触的病人中，有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战和中东战争的战场上归来的军人，也有从阿富汗、海地及其他灾区进来的难民。我对战争和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有一些第一手的感受。在西方，心理专业治疗是很普通的治疗手段，它并不能消除创伤带来的也许是终生的心理疼痛，但是它指导人们如何正视疼痛，并学会和疼痛相处。

    “我写作的全过程是欲哭无泪的，但从未想过要‘催泪’”

    吕佳：关于为什么选择这部小说拍电影，冯小刚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一说是讲给身边人谁听了谁哭；另一说是“让观众落泪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在拍摄中一直试图控制情绪”——那么你在创作小说时的初衷是什么？是让读者落泪吗？你觉得除了“感动”，小说还有别的吸引人的东西吗？

    张翎：我写《余震》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是为了“催泪”。全过程是一种欲哭无泪的伤痛，真正流泪只有一次，是写到方登千里回乡，找到母亲，隔着30年的时空距离，母亲从阳台上俯下身来，问“闺女，你找谁？”

    促使我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原因是“疼痛”的感觉。和我对待其他小说的态度一样，我力图在《余震》中真实地、少受污染地还原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如果一个作家能够真实地对待自己的内心感受，那么他的作品应该也能够起到感动别人的客观结果。

    吕佳：电影中加入了汶川地震，你是否觉得这样会将灾难下的人性挖掘得更彻底？

    张翎：我不知道汶川地震的插入是否使“人性挖掘”变得更深入，但是它给主人公的心理重建带来了一个合理的契机。方登在另一场天灾中看到了另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瞬间明白了自己母亲当年的无奈——这是她与母亲和解的开始。

    吕佳：对于灾难题材的处理，国外有很多作品，即使是虚构的灾难（如《后天》等）都非常打动人心，你觉得这种题材打动人的核心点是什么？你选择的是亲情——也许有点苛求了，但电影无法像好莱坞的类型片一样令所有人动容（有人概括为“只有中国人看了会哭，外国人就不会”），你觉得是遗憾吗？

    张翎：你的确有些苛求我。我没有想过让我的作品承担一个使所有人为之动容的重大职责，我只是想尽可能少有杂念地还原当时我所感受到的灾后儿童的“疼痛”。写《余震》的时候，从来没追求“催泪”——无论是让中国人还是让西方人。“催泪效果”不是小说自身追求的目的，更不应该成为某种指标。眼泪应该是情到深处的一种自然流露。灾难题材让人无可回避地看到了人类被灭顶之灾猝然击倒时的无奈、失措和恐惧，对失去亲人、家园和熟悉的生活环境的哀伤和疼痛，以及人类在重建家园和重建心灵过程中的艰难和勇气。但是对待这个题材应该允许有多种写法，正面遭遇是一种，侧面观察也是一种。正像写作模式可以有多种，读者的反应也可以有多种。感动是一种，反思是一种，沉默也是一种。

    “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如果13亿人民看完了只发出一种声音，那才可怕呢”

    吕佳：以下评论来自豆瓣某网友，你看了以后有怎样的感受？

    “方登可以遇到无数的困难，但是不应该涉及性侵犯。也许张翎翎是为了追求真实，但是方登被养父性侵犯这个情节大大削弱了《余震》的光芒。这本该是一部讲述好人与好人互相伤害又互相谅解的小说，可是中间突然出现非常丑恶的一幕，让人觉得无所适从……《余震》是佳作，但不是写唐山大地震的最好作品。”

    张翎：有的疼痛是必须面对的，有的丑陋也一样，尽管它使我们感觉不安。《余震》不是为了悦人耳目而写的。我怎么敢说《余震》是最好的地震小说？一切的“最”字让我紧张翎而失措。我可以说的是，我面对自己的感受时，态度是真诚的。[NextPage]

    吕佳：你不是唐山人，对那种“疼”的体验是由外而内的，而真正的唐山人的“疼”是由内而外的，你是如何把握那种由内而外的痛的？

    张翎：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依赖“由内而外”的亲身体验来写作，那么他一辈子只能写日吕佳和自传。我没有生在唐山，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撕心裂肺的大灾难，但是它造成的疼痛依旧深深地刺伤了我。小说是出于对唐山那场天灾和对那些地震孤儿的默默关切——我从来没想在小说里发出大声的喧哗。渲泄是一种表述，克制也是一种表述。对一个事件的表述应该允许有多重视角——有亲历者的视角，也有旁观者的视角。视角越多，叙述就变得越丰富。

    吕佳：但听到一些人（尤其是唐山人）说电影并不能反映唐山人的情感，你如何看待？小说本名是“余震”，没有限定是“唐山”，是否更有普适性？

    张翎：对小说也好，对电影也好，读者观众的反应本来就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13亿人民看完了只发出一种声音，那才可怕呢。每个人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找到了看小说、看电影的一个独特切入点，哪一种反响都是真实而正常的。

    “徐帆的表演太出彩了，与她配戏的人被她遮掩了一些”

    吕佳：据你观察，中国人是最注重家庭的吗？和西方人的亲情表达方式有何不同？

    张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反思家庭价值的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中国人注重团聚相守和彼此扶持，西方家庭也许更注重彼此的精神沟通。中国家庭里子女是核心内容，而西方家庭可能更注重夫妻感情在家庭中的位置。西方的社会体制相对完善一些，养老的责任很大一部分已经移交给了社会而不是子女。但是东西方的家庭观念也是因人而异的，无法下一个整体性的定论。

    吕佳：请分别评价徐帆和张翎静初的表演。有人评论说张翎的表演稍显差强人意，你觉得是本人还是角色限制？

    张翎：我是在五月初看到样片的，当时科技合成尚没有全部完成。剧中演员的整体表现都不错，尤其是徐帆。她扮演的李元妮有些“哭天抢地”的场景，但背景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在这样的氛围里表演天灾之中的惊恐失措悲伤无奈，演员的功力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徐帆在戏里有很强的爆发力，把一个母亲撕心裂肺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我看到她最好的表演之一。张翎静初扮演的方登也不错，只是她在片中没有占太大的篇幅，再者由于徐帆的表演太出彩了，与她配戏的人相对来说就被她遮掩了一些。

    吕佳：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张翎：是《金山》的姐妹篇，描述一位在同治年代来到加拿大洛基山脉一个淘金小镇的中国女子。这个女子利用在江汉农村学会的生存技能，在荒芜的洛基山脉生存下来，并与当地白人结下了情谊。由于她的存在，素不往来的中国人和白种人，终于在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中，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沟通。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