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宇
采访人：李怀宇
受访人：董启章
董启章中学成绩优秀，考入香港大学时，却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一年后转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他解释转专业的原因：“第一，当时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比较保守，教学方法没有新鲜的东西，所以觉得有点失望，后来就去尝试听听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课，那边的教授教书方法很不同，比较重视启发，而不是把一些既定的东西告诉你；第二就是以前看外国文学也不多，在大学接触之后就有新鲜感，也希望多学一点，后来就转到比较文学系了。”
1989年，董启章本科毕业，接着攻读硕士学位，两年以后开始写作。当时《星岛日报》新开一个叫“文艺气象”版面，编辑鼓励年轻人创作，董启章一个月发表几千字的小说，大受鼓舞。可惜“文艺气象”办了一年就停了。他便从香港投稿到台湾。1994年，董启章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1995年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
1994年，董启章硕士毕业，试着去求职，找过一两份工作都不顺利，就决定在家写作，拿奖以后觉得暂时可以生活下去，便没有找工作。迄今为止，董启章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全都是兼职，主要在一些大学教写作课。
在香港，单靠写作很难维持生活。如果成为专栏作家，便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董启章却觉得自己不适合写专栏。有一段时间，他写了很多书评，每个月大概有几千块的稿费收入。对家人的反应，董启章说：“可能刚开始不太明白，因为我以前念书蛮好的，大学时我跑去念文科，已经是属于不怎么赚钱的科目，毕业后也没去找工作，写文章，但是也能够生活，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要求我去改变。我的家人还是很包容我。”
董启章的太太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书，收入稳定，使董启章不必担心生活的问题。因为董启章的时间有弹性，多由他照顾小孩，白天送孩子上学、放学，晚上陪做功课。而自己从上午到下午都非常有规律地写作，通常可以写三千字。
2009年秋天，董启章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这一年同去的是大陆作家格非。董启章说，爱荷华城很小，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走路到达。女作家聂华苓是爱荷华灵魂式人物，董启章说：“就是因为她非常主动邀请作家去那边参加写作班，重要的台湾和大陆作家几乎都去过了。”
临别前，我问：“在香港写小说会不会觉得寂寞？”董启章淡淡地说：“可以这么说，但也不一定。所谓‘寂寞’，就是作家在创作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面，而发表空间很小，出了书也没有人注意，会感觉自己处在真空状态，也不知道写之后的结果。如果这样说的话，会觉得寂寞。但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经常见面聊聊写作的情况，所以，虽然你写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也不会觉得没人跟你一起做。”
文化人虽看不见但存在
李怀宇： 在大学读书时，你觉得在文学上哪方面的养分吸收多一些？
董启章： 西方的比较多些，虽然我大学念的是比较文学，所谓西方文学就是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也不是很全面。
李怀宇：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
董启章： 在读研究生时，我研究的是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本科的时候就很喜欢他，当时只是读了一部分他的书，非常喜欢，于是就告诉自己，如果想更好地读完他的书，就把他做成一个研究题目吧。他对我的影响最深，也有其他人的影响，比如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影响我最深的是大江健三郎。
李怀宇： 西方的小说与中国小说的传统有什么不同？
董启章： 我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学，各自有自己特殊的地方，也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比较好。我在中学的时候，喜欢中国文学，那时教的都是古典为主，也受到有修养的中文老师影响，后来觉得没办法突破新的看法和观点，所以到了大学就产生一个转变。
李怀宇： 在香港生活的痕迹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董启章： 当然，我主要写香港的题材。我在这里成长的经验，我父母的经验，这段历史的背景对我的写作是很重要的，我在《天工开物》中写我的祖父到爸爸到我在香港的生活。所以，我想象不到不写香港的题材我写什么。当然，我想写一部对香港人有意义的书。我也尝试把香港发展到今天的形态，与同类型的当代社会文化去作比较，希望有一种普遍意义的探索。
[NextPage]香港一方面很商业化，另一方面也很自由，没有政治的限制。在表面商业化的底下，也有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不过是比较少数的、看不见的，但是他们是存在的，而且也做得非常好，我受本地作家前辈影响也很深，像刘以鬯、也斯和西西。
李怀宇： 《天工开物》是一个系列吗？
董启章： 是的，系列本身称为“自然史三部曲”，分成三部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第一部，第二部是《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在2007年也出版了，第三部目前刚刚写完上半部分，叫《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不过第三部上半部分也叫《学习年代》，刚刚完成，将会在台湾出版。
作家被误解但并不难受
李怀宇：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萌生写这种体裁的小说？
董启章： 很难说清最早的写作动力了，因为我在写作的同时也有兴趣看一些科学、演化论等其他体裁的东西，再转化成我自己的思想。常常用非常系统化的思路在我写作上，这种倾向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思考可不可以用小说来诠释这么大规模的体裁。但我同时也继续在香港学习，所以会出现极端的东西，即构思非常大，从我书名就能看出。但书里所写的人名、地名有很地区性、本土性的东西，与宇宙的普遍性之间有差别。因此我才会把两个极端的内容放在一起，我想这和我的思想倾向有密切的关联。
在普鲁斯特的书中也有这种特性，写作范围很大却是个人成长的东西，但也牵涉到了文化、历史和艺术，有点类似于百科全书。我对百科全书和小说式的百科全书非常入迷。我的兴趣就是看这些非文学类的书籍，从中了解宇宙、物理、演化论、生化等各种科学，而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文学作品的材料，都和文学有关联。所以，我没有特定区分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对我来说都是文学。整个世界都是小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
李怀宇： 我突然想起《红楼梦》其实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东西。
董启章： 对啊，古代也是如此。
李怀宇： 你的《天工开物》是以香港为背景的？
董启章： 也有一部分是在广州，主要是想象我祖父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包括与祖母的相遇，抗战时期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有一半是事实，有一半是靠自己的想象。事实部分主要是听我父亲叙述，1945年父亲跟随祖父从广州到香港的经历，此后才是父亲来到香港成长的1950年代、1960年代的生活经历。虽然后来大部分都是写香港，但此前部分和广州都是有联系的。事实上在战前，广州和香港是没有分别的，两地都是开放的，没有边境的概念，包括唱粤曲的歌星在广州唱完可以立即到香港接着唱，茶楼文化也都是互通的。
李怀宇： 你父亲常说他们那个时代的经历吗？
董启章： 以前都是听他说香港的1950年代、1960年代的经历，我也通过旧的书本、影像的东西来想象那时候的香港。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的香港和1950年代、1960年代的香港差别还不算很大。反而我觉得1980年代以后的香港变化就很大了，让1980年代以后的人去理解1950年代、1960年代的香港相对困难多了。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是父辈那几十年的延续，只是有一些东西在慢慢改变，所以我可以理解父辈的生活经历。
李怀宇： 我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印象中的香港都是源自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也是香港文化重要的一部分。[NextPage]
董启章： 当然，香港电影是香港通俗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表现香港的重要媒体平台。而我的印象当中，香港电影很少看见香港真正生活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还是一种游客看香港的角度，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以后都是去尖沙咀这些电影常出现的地方逛逛。但作为在香港生活的人，不会每天都跑到中环，特别是住在天水围的小朋友一年当中都很少去香港岛或是中环，所以他们印象中的香港和电影展现的香港不是一样的。最真实的香港并没有通过电影展现出来，但香港电影又是给香港之外的人展现香港文化的重要平台。
李怀宇： 你在学校里兼职教文学，发现香港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浓厚吗？
董启章： 总体来说，我不是很悲观。因为在新一代里也有一些人对文学是有热情、兴趣的，他们也会写一些东西。而且从现在网上写博客的习惯来看，某方面是在推动人们重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年轻人的博客写得很不错，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近年的文学活动来看，年轻人参与很多，气氛也是十分热烈。我们也很期待香港年轻人都来参与文学创作，只要有一定的人数，我们都不会抱持悲观的态度来看待。
李怀宇： 陈冠中说，他这几年生活在北京，因为自称写作的人在香港会被认为很奇怪，但在北京却又很正常。
董启章： 我在爱荷华也有这种经历，因为爱荷华的学校里办写作班已经有很久的历史，美国的很多学生在里面都是写作，所以和人家交流的时候都认可我是一位作家，但在香港就会被误解，这也是很奇怪的。不过我也习惯这样了，不觉得难受。
（实习编辑：郭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