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中国台湾著名作家，祖籍山东临朐，出身文学世家，作家朱西宁与翻译家刘慕沙之女，1958年3月生于高雄凤山，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早年曾私淑胡兰成，17岁即凭《击壤歌》扬名台湾，曾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与其姊朱天文并称文坛“叫好又叫座”的姐妹花，曾主编《三三集刊》，现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我记得缮》《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家的政治周记》《学飞的盟盟》《漫游者》《二十二岁之前》等。

    “不与时人同调”

    “我想用笔，记下当时的风日，当时的亲爱友人，当时的每一丝情牵，见证曾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活过的。”

    和您刚刚在中国台湾推出的全新长篇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相比，《击壤歌》中所描写的还是青春年少时的情爱和惆怅，如今您的作品虽然还有很浪漫的书名，但故事却已经变得非常现实，开始窥探中年之后爱情和婚姻的真实走向。在经历了35年的事实变迁之后，您现在怎样看自己17岁时所写的这本书？

    朱天心：说实话，对于《击壤歌》这本书，我至今都不敢再看。这个“不敢看”有双重意思，其一是因为这些文字所记录下的是一段非常天真幼稚的岁月，如今想来，生命中曾有过那样一段洋溢着热情，执著于梦想的年月也算没有白活。其二就是书中的那种纯真、热情、理想、梦想距我、距今都已经太远，就算为了校订工作，我都不愿再打开它，因为很怕会被书中窜出来的青春烈焰烧到，我毕竟还没有到已经可以唏嘘感慨过往的年纪，现在，《击壤歌》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张青春时期的照片。

    您还记得自己当时写完作品放下笔时的心情吗？当时在创作中有没有想到它日后所形成的影响力？

    朱天心：我记得非常清晰，当时刚好是高中毕业，我等待进台大历史系的那年暑假，一起生活了三年的很多好友都要面临分别。这也是写这本书的主观原因，那时自己对于过往的日子非常怀念，对未知的前程又感觉莫名的惆怅。正巧在当时有出版商来约稿，这也就成了促成这本书面市的客观原因。出版商的目的也许更多只是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因为不少读者都希望知道名校里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NextPage]

    但我本人当时拿起笔只是想记录一段自己的青春岁月，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多留下一些关于那段美好时光的记忆。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出版后会怎样，对我而言，它就像是和朋友一起到郊外出游总要留影纪念一样顺其自然。

    如今，它终于可以和大陆读者见面了，听说您为此特意手写了足足有十页稿纸的大陆版序言，对此您本人有什么期待吗？

    朱天心：期待倒是谈不上，不过，我觉得现在两岸的关系越来越平和，大家已经开始能够愿意聆听双方来自民间的声音。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中国台湾的人而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切片，因为它的记录细碎而真实，能让读者看到在那样一个时间段中，在这座小岛上有那样一群人过着怎样的日子，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世界。

    朱天文老师在谈到《巫言》时曾说过，她写东西从不想结尾，如果一有结尾，就等于这个作品已经死了。但您却说自己和她正好相反，总是很想快点知道故事的结果。

    朱天心：对，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不了长篇而她却可以的原因所在。写小说的人都明白，故事写到某种程度时，主人公就会活过来，有时甚至是作者本人也把握和掌控不了的。我是个急性子，一旦超过10万字我就写不了了，因为人物一旦活起来，我就总是想探究故事的结尾究竟是怎样的。

    您和朱天文老师都算是胡兰成晚年的弟子，能谈谈胡兰成对您的影响吗？

    朱天心：在不认识胡老师之前，我们很少读中国文化的书籍，所以，他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位启蒙老师。他很会带人读书，不是那种手把手的教学，他谈论学问的那种方式本身就会让人对于知识充满向往。

    还记得胡兰成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吗？如果让您现在回想他，您脑海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怎样的？

    朱天心：我记得刚见面时有点失望，因为之前看过他的《今生今世》，而且当时心里想的是见不到张爱玲，能见到胡兰成也总归是好的。但那时胡老师已经是年近70岁的老人了。不过，在和他的相处中，他的言谈举止和思想会让人很快就忘记他的年龄。他周围总是围绕着老老少少各种年龄层的女生，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很像贾宝玉，大观园里的每个女人都喜欢他，他对每个人也都是全心全意、百分之百的感情，这是他的特别之处。

    如今回想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去日本，我和胡老师一起到位于古都奈良的东大寺游玩，当天的风特别大，吹得路边的松树都在摇晃，那些松树和中国山水画中所画的一模一样，胡老师依旧穿着他的中国式长袍脚步稳健地走在最前面，当时有一刻，我觉得他很像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人。

    您曾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还曾说过“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那么如今写作对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朱天心：应该说一路都在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因为无法被驯服，所以不愿和大多数人一样循规蹈矩地过活，而且，我选择了写作，我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我想它们应该是互为因果的，我和大多数人在认知上的差异多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写作也满足了我这种不吐不快的感受。

    当然，随着年岁的变化，近些年有时我也会感到彷徨，因为选择和大多数人不同就要承担这种不同所带来的非议、痛苦以及折磨，有时自己也会犹豫，因为毕竟和大多数人一样才会生活得更安全，比较好过日子。但我还是觉得一样的人已经这么多了，在大家都前赴后继地奔赴某个未知时，有几个人逆向而行，我始终觉得这样的风景才吸引人。就像我喜欢的很多作家，如鲁迅、舒国治、马尔克斯、昆德拉那样，不与时人同调。

    似乎很多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都比较容易成为悲观主义者，而且会越老越悲观。您本人现在会不会有那种无法疏解的焦虑？[NextPage]

    朱天心：我倒反而担心自己会丧失这种焦虑。在自己三四十岁时那种想用文字影响人、触动人的冲动现在会慢慢变少。因为在看过了太多生活的艰辛与不如意之后，人往往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原谅，但这样当年的焦虑和愤怒就会减少，就好像是身上的炸药被拆掉了。我觉得，作为作家的那份焦虑其实是需要我们细心呵护的。

    （实习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