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晓东
奈斯比特说，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中心。这个“很中国的”预言，让《中国大趋势》中文版一面世就大卖20万册。中国人的热情也源于奈斯比特的神奇纪录：《金融时报》曾经证实，他最负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因为新书《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约翰·奈斯比特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座上宾。从北京到法兰克福，80岁的奈斯比特在两大书展的间隙，获邀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会谈，和前任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对话，对一路跟随的中国媒体更是有求必应，还忙里偷闲去了趟西藏。
27年前，有两本书在风靡世界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本就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两本书作为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之书。
《大趋势》由奈斯比特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帕特丽夏·阿布尔丹合著。奈斯比特和阿布尔丹合著了一系列以“大趋势”为卖点的畅销书，如《大趋势2000》、《女人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几乎每本书都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在奈斯比特和阿布尔丹离婚之后，阿布尔丹于2005年独自写作了《大趋势2010》，而约翰·奈斯比特则与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了《中国大趋势》。
奈斯比特说，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中心。这个“很中国的”预言，让《中国大趋势》中文版一面世就大卖20万册。中国人的热情也源于奈斯比特的神奇纪录：《金融时报》曾经证实，他最负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NextPage]虽然中国媒体的问题总是大同小异，奈斯比特面对《记者》记者的时候仍然态度友好，说起新作永远兴致勃勃。只是在一开始，他就着重强调《中国大趋势》不是他个人的作品，并暗示记者要给他的妻子发言的机会。
我在中国旅行了将近10年
记者：你和太太如何认识并对中国产生兴趣的？
约翰·奈斯比特：她曾经是一家德语出版社的负责人，负责出版我的《亚洲大趋势》德语版。我们就是在这期间认识。我是作者，她是出版人。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负责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亚洲大趋势》。我一直都对亚洲很感兴趣，非常想去亚洲，但我没想过我们两个人最终会走到一起（笑）。
我们在2000年结婚，之后就到中国游历，也去了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我们一起在做调研，阅读了很多与中国相关的材料。
记者：听说写《中国大趋势》的想法最初源自于你和江泽民的一次会面，是这样吗？
约翰·奈斯比特：1996年，我在北京与江泽民有一次私人会谈，因为那本《大趋势》，他听说过我，所以当我在北京的时候，他邀请我去中南海。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有些矛盾。我对他说，主席先生，台湾的故事很小，但他们讲得非常好；中国的故事很大，但你们却讲得很糟糕。他当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不如你来讲这个故事吧。我们会给你需要的支持。”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当时不能做这个事情。
11年后，中国官员表示希望我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大趋势。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在中国也旅行了将近10年。我看到中国在建设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我在中国的一些商界朋友也说，你为什么不像当年《大趋势》写美国那样，写本有关中国的书呢？而我那时候也做好了准备，就决定和我太太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记者：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了热门话题，出版界也出现了大量中国主题的书籍。你觉得《中国大趋势》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多丽丝·奈斯比特：很简单。所有关于中国的书都只谈到了中国的某个方面，经济、政治或者文化。但我们没有找到一本书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而我们的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并为这个体系命名。
约翰·奈斯比特：要真正地理解中国，不能分割地看待中国的不同方面，不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一个整体。我们从内而外地来分析中国，身处在中国巨大社会变化的中心，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看中国社会的自我创新，而其他书则从外部来分析中国。
记者：你认为支持中国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而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方面某些问题一直多有批评。
约翰·奈斯比特：他们批评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西方自认为是民主的裁判者，能判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他们认为民主一定要有选举。但是，被认为创造了“民主”的古希腊社会存在没有选举权的奴隶，印度常常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却存在种姓制度。存在种姓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是民主国家。[NextPage]
民主的真谛就是人民做决定。至于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每个国家可以有所不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来实现民主。但是西方认为，只要你的和我们的民主不同就不是民主。这是西方的问题。
多丽丝·奈斯比特：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中国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保障社会安定。
约翰·奈斯比特：西方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是独裁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全新的民主体系，一个全新的民主概念。我们称之为“垂直式民主”，而西方世界的民主则是“水平式民主”。
在西方，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每隔几年，就会有选举，有人投票，有人当选。而在中国的“垂直式民主”中，有领导人，有人民。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也可以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机制。
多丽丝·奈斯比特：这种制度将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西方模式曾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现在出现了第二个，而且这种效率很高。
约翰·奈斯比特：我认为西方民主现在正在陷入危机，西方世界的领导人中，除了奥巴马，其他人的领导力都很弱。在欧洲，参政人士都不是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选择做其他事情。然而在中国，国家的领导层里聚集了最有智慧的人。
记者：能否详细说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民主？
约翰·奈斯比特：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几年前各个省份就可以直接和外资进行接洽，而就在几个月前，中央政府宣布，外资引进项目如果涉及资金低于1亿元人民币，无须向中央政府征询批复。中央政府已经在不断采用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这种机制也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稳固。
当然关键是要在“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民意间保持平衡。中国不像美国拥有一个发展完备的成熟体系，而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我们就是想要抓住新体系的精髓和运行机制，我们称其为“八大支柱”。它们是新社会的基础，也是塑造新社会的原则。
28个研究人员的奈斯比特研究院
记者：书中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国内媒体，而外界对中国媒体一向缺乏信任。你们如何保证引用资料的客观和可靠性？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在书中做了解释，一个国家的动向是其境内各区域发生一切的集合。而对所有区域情况进行观察最佳渠道就是当地报纸。
我们在天津的奈斯比特研究院有28个研究人员负责观察中国各地的情况，寻找新的自下而上的模式。比如说，最近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农民工失业，并开始返乡。而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为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创立多种培训项目，指导农民工创业。如果不是对各省份的媒体进行仔细观察，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项目呢？中国地方媒体的报道要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开放，是很好的了解渠道，但这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途径。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也并不仅仅依赖中国媒体，还有我们的亲眼所见，来自我们朋友的信息，来自商人和出租车司机的信息，也有西方媒体的报道。所有的这些信息混在一起，它们必须要相符。如果它们有不相符的地方，就说明我们需要了解更多。[NextPage]
约翰·奈斯比特：有个谚语说：我们不知道谁发现了水，但肯定不是鱼，因为鱼生活在水里，所以没法看到水。换句话说，中国人虽然生活在中国，比我们懂中文，但是当事情发生时，你完全身处其中，反而看不到了。而像我们这样在中国以外，反而能看到你们看不见的东西。整体来说，我们就是要尽最大努力来描述这个全新体系的机制，描述这个新社会。这项工作让我们很兴奋。
中国有很了不起的故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极度贫穷发展到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一个令人惊异的故事。但是中国没能很好地把它讲出来。我们会尽量地帮忙，不过你知道这是巨大的工作。
记者：你同意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说法吗？
约翰·奈斯比特：“超级大国”是一个属于昨天的词汇，它适用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全世界已经形成全球经济的现在，他们应该将这个词汇从我们脑海中抹去。我不会称中国为“超级大国”，我也不会称美国为“超级大国”，这是一个过时的概念。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互相关联的全球经济。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