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英 俞峥

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斯

　　中国成为2009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斯上任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在接受记者记者专访时，尤根·博斯说：“毫无疑问，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是中国。”在尤根·博斯之前，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是福尔克尔·诺伊曼， 本来他的任期要到2005年才到期，但主办方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因为对他的一系列改革不满，在2003年突然宣布不再与他续约，提前8个月让博斯接手。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最大的年度图书版权交易会。在博斯看来，书展在商业化赚钱外，还应该延续“使命感”的传统，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完成出版业所应承载的社会使命。

　　不久前，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记者记者专访了前来参展的尤根·博斯。

　　中国做主宾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记者：你曾说，请到中国做主宾国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为什么？

　　尤根·博斯：这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中国现在代表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从规模上讲，是任何国家不能企及的。另外，中国文化对西方人来讲有很强的神秘色彩。大家都希望去了解，有很强的好奇心。大众对中国的热情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国的政治体系也和西方国家不同，很多西方人无法理解。正是因为无法理解，所以需要我们去推广，去让人了解。这三个方面都是选择中国的理由。

　　记者：为成为主宾国，中国申请了十年，困难在哪里？

　　尤根·博斯：在我看来，中国政治近年来才开放到允许它与外界有这么多的交流，之前的前提条件可能都不是那么成熟。

　　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选择有许多标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文化上的兴趣，随着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是青年人，希望知道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二是政治的开放，这也让外国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中国也更多地向外界呈现自己；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出版商对中国的作品和对出版社的合作感兴趣，版权的交易越来越频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从经济的角度讲，中国也受到国外更多的关注。所以，最终书展基于以上理由选择了中国。

　　中国作品翻译出去的太少了

　　记者：你说这次法兰克福书展将要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你来说，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尤根·博斯：15年前，我在出版社工作时，就到过上海。那个时候，我主要在和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商打交道，对中国的认识很局限，根本不能认识一个全面的中国。这几年，通过翻译，很多中文作品翻译成德语或者其他欧洲语言，我能从中多角度地了解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中国。

　　国外出版界和普通大众读者普遍关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在说，中国将是我们最大的市场，将带来最多的顾客群体。大家最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然后也很关心政治环境。

　　但我感觉，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这部分有点被普通读者忽略，被遗忘。当然，像传统的中国文化，比如书法、古建筑，最经典的古老的东西，外国人还是知道的。但是中国当代的文学、当代的文化、当代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到底怎样，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

　　现在的这个局面慢慢就有些改变。近两年，在德国，中文翻译成德文的文学作品随便就可能找到十几本，甚至还有生活在纽约的中国人写的中国都市生活的作品，现在的途径和可能性比以前多了很多。

　　记者：从出版数量来看，目前中国和德国图书的出版数量不对称，从歌德到格拉斯，他们的所有作品在中国有完整出版，但中国作家作品却很少在德国出版。

　　尤根·博斯：这不光是中国和德国之间，中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都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这就是现实。就是由于翻译的作品太少了。

　　记者：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尤根·博斯：这是一个循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要有更多人对中国作品、中国文化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去买书，出版商才会意识到这个也能挣很多的钱。随着买书的人越多，翻译的作品越多，翻译的数量越大，翻译的质量自然而然会提高。但是一定要先大家感兴趣去买，卖得好了，然后质量自然就会提高。

　　我们现在最关注手机随意下载

　　记者：作为书展主席，你对法兰克福书展的影响在哪里呢？

　　尤根·博斯：主宾国的思路肯定会延续下去。如果说在我的任期里有创新，那可能我会比较关注出版界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数字出版。和以前的印刷媒体相比，数字时代将如何影响出版界呢？这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这会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

　　记者：你一直在帮一些小国家做展台，做出版，这次还提供这种赞助和支持吗？

　　尤根·博斯：这些计划一直都有，每年会有些不同。有一个叫fellowship的项目，资助从不同地方来的出版界年轻人士，让他们到德国参加展览，还会去参观出版社去学习，我们会出钱来赞助。另外，我们还有邀请信的项目。我们会出一部分钱，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出版商到那里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展台。还有，对实力较弱的出版商，我们就规定，如果你的展台面积小于4平方米，那么我们收的费用就会比一般大的展位低很多。类似的措施，我们一直都有。

　　记者：在你看来，这届的法兰克福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尤根·博斯：应该是新的电子书和网上阅读的改变。去年的确是电子书，但是今年已经发展到手机了。这是一个阅读器的改革。我可能以前要花300美元去买阅读器，那现在就根本不需要了，手机人人都有，人人都可以在手机上读书。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去保护作者的版权。手机上的随意下载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话题。[NextPage]

　　也许很多年后的书展不是这里摆一本书，那里摆一本书，可能就是一个大屏幕。但这都是无所谓的，本来书就是我们思想的载体而已。

　　审查制度不会在这里发生

　　记者：你做主席四年，德国媒体评论你给书展带来的变化是“恢复书展和政治、社会的紧密联系，重视教育，引导人的自由想象”，是这样吗？

　　尤根·博斯：书本来就扮演多重的角色，它一方面是商品，要卖出去；另一方面，它本来就是政治文化的载体。其实这本来就是书的角色。

　　德国人特别喜欢读书。他们认为，读书是获取信息和独立思考的前提，所以德国人非常看重阅读，他们重视经济、政治方面的内容。

　　还有，德国作家的地位非常高。德国有朗诵会的习惯，在中国可能没有，就是作家本人来读自己的作品，这在德国是非常普遍的。借法兰克福书展的机会，我也想让中国的作家站到讲台上，站在中心的位置，面向大众，用中文朗读自己的作品。这也是很好的推动。

　　记者：中国担任本届书展主宾国，也引发了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尤根·博斯：尽管围绕中国参展前后引发了争议，但这只是“第一步”。这就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目标：不强迫中国政府倾听异见的声音，但是提供一个不同人群交流互动的平台。我们也确信，中国可以在言论自由和人权上做出更多的努力，媒体热议的焦点在于法兰克福书展有没有在研讨会出席人员问题上屈从于主宾国中国的压力。法兰克福书展是不会的。作为德国和世界出版业的一部分，法兰克福书展支持全球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以及新闻自由。7000位出版人，300000名游客，还有1000名左右的记者，法兰克福书展是一个公开的论坛，它不会被任何人操控——审查制度不会在这里发生。

　　记者：和别的书展不同，法兰克福书展的政治性引发了很大的争议。1968年5月，一批德国青年学生冲进书展，引发了法兰克福书展的革命。那场学生运动带给了书展什么？

　　尤根·博斯：学生的暴动让书展被动地添上了政治的色彩，比如那些刚独立的国家应不应让他们参加书展，学生要求给这些国家参展的权利。对书展的主办者来说，当时很被动。

　　之前，法兰克福书展和其他书展一样，就是一个单纯的书展。那场“五月风暴”开始了书展的革命，法兰克福书展不再以市场为先，开始介入政治、文化，每一类别的图书都请来代表作家，这样的趋势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书展又发生了变化，大家就觉得我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来进行考虑，不该让书展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在里面。现在，我们又开始认为书展也应该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在书展上讨论一些言论自由甚至其他方面有关自由的话题。但这个时候，不是由外界，不是由哪次运动，而是书展本身也应该在这方面起一定的作用。

　　记者：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你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

　　尤根·博斯：政府对文化的推动是很重要的，就像一本书，很多时候不能靠本身生存下去。有的书，单从内容来讲不可能有很多读者，不可能有很好的销量。不靠外在的，类似政府推动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有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可以促进和保障文化的多样性。

　　在对外推广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和别人建立联系，和别人谈，看别人有什么想法，一定要是互动的联系。要吸收别人的长处，相互的学习非常重要。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