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晓玲
迈尔森接受采访。
继普林斯顿的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之后，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罗杰·迈尔森（RogerMyerson）教授近日也来到上海参加学术交流活动。记者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联系上海交通大学的周林教授，由他沟通和安排做半个多小时的采访。半个多小时专访大牌经济学家，可以了。
没有料到的是，专访足足进行了130分钟。话多，是迈尔森给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比如，当他解释经济学理论时，他有时会借助自己的数学科班背景来说明，甚至会涉及计算机原理、历史、文学作品和电影。他确实担心那些博弈论和机制设计原理过于深奥难以为外人理解。广征博引，联想丰富，滔滔不绝，这与他的哈佛同窗埃里克·马斯金形成鲜明反差——去年底我采访马斯金时，他是那么的寡言腼腆、惜字如金。对此，迈尔森自己也有所意识，他对记者说：“我和马斯金不一样。每次碰到记者和媒体提问，我会用太多的话来回答，我的回答总是很长。”他甚至会为此感到有所歉疚。这次专访，当我们结束谈话时，他略有歉意地说：他自己说得太多了，耽误了好多时间……
把经济学变成“经济工程学”
1951年，迈尔森出生在波士顿郊外一个殷实的家庭，重视科学和阅读的家庭氛围，以及波士顿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为青少年时代的迈尔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迈尔森那代人生活的1950年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冷战气氛弥漫全球，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幼年的迈尔森对原子弹的威胁满是恐惧。当时的政治漫画中充斥着有关苏伊士运河战争可能引发全球危机的内容，他也很是忧心；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一再告诉他，政治领袖们会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来解决危机的。这让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能带来更安全更和平的未来。
12岁那年，他读到了科幻大师伊萨克·阿西莫夫的经典科幻小说《基地》。这部小说预言：银河帝国将土崩瓦解、化为废墟，黑暗时代将持续三万年。这种预言着实令人悲观。不过，阿西莫夫所构想的“心理史学”，则能够把人类带出黑暗世界并创造出全新的文明。迈尔森为了这部小说同他的朋友们进行过长时间讨论，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美好希望，他们意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人类危机的更好途径。
高中时代，迈尔森开始接触经济学。一年暑假，他开始读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他说：“这一次，我被深深吸引了。”进入哈佛后，尽管没有在经济学系就读，但他攻读的应用数学专业，使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学到经济学方面的课程。
1972年，作为哈佛的大三学生，迈尔森选修了一门叫做决策分析的课程。课程结束时，讲课的教授说，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图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分析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博弈论。不过在当时，博弈论创造出的成果还相当有限。正是这一现实，促使迈尔森决定选择博弈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我觉得，如果不能分析这么基础的决策模型，我怎么能算作是理解了社会科学呢？”那年夏天，他开始狂读博弈论方面的资料。
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博弈论方面的专门课程，迈尔森只能去图书馆阅读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说，自己最初同博弈论的智力交流，就是那些在影印的期刊文章边上所做的笔记。尤其是当他发现了对博弈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C. Harsanyi）的研究成果时，更是欣喜若狂：“我发现，我总算找到自己想投身其中的研究项目了。”他在哈佛图书馆整整研究了三天，以试图理解和重构海萨尼的合作博弈理论，并努力将其简化。这直接促成了迈尔森在博弈论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成果。
1976年，迈尔森凭借自己所完成的“一种合作博弈理论”（ATheory of Cooperative Games）获哈佛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从此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把抽象的数学和经济学理论实际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一个被普遍传诵的经典案例就是，美国政府把迈尔森的“合作博弈理论”和后来发展的“机制设计”原理引入相关法律，限制了医学院的招生数量，确保了医生的质量和高收入，从而解决了一向棘手的医学院招生难题。的确，在迈尔森那里，经济学俨然成了一门“经济工程学”。
继约翰·纳什和海萨尼等人凭借博弈论于1994年获得诺奖之后，迈尔森获诺奖似乎也早有预兆；2001年，芝加哥大学高薪将他招入麾下，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作为“诺奖经济学家的摇篮”，芝大经济学系先后产生过24位诺奖经济学家，这里有专门的分析师对全球5年内可能得奖的经济学家加以评估，然后将他们挖进学校。
不过，对坊间的这种传言，迈尔森并不认同。他说，早在1985年，芝大就邀请他加盟了，“去芝大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已经在西北大学呆了25年，该换换地方了。毕竟，能在不同地方工作是挺好的一件事。如果我在芝加哥呆上25年，也会转到西北大学去的。”
迈尔森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西北大学完成的，比如1979年发表的“激励兼容与讨价还价问题”，1981年发表的“最优拍卖设计”。如今，他的妻子仍旧在西北大学工作，自己的家也在那里附近，“西北大学很好，有我想要的一切东西，有更多的博弈论研究者，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看得出，尽管已经转换门庭，迈尔森对西北大学一直怀有知遇之恩。
近年来，迈尔森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撰写博弈论教科书和用博弈论研究政治选举之类的问题上。作为非常高产的学者，他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他说：“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获诺奖的研究论文才是最好的，我的其他研究也很重要，我也为此而骄傲。”
最想研究儒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迈尔森位于芝加哥的家中，卧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画，这是上一次他和夫人来中国时购买的，迈尔森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上面画的桂林山水。
说实话，迈尔森对中国的了解，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仿佛是一个专业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火药和纸，这两项对现代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发明都来自中国，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宋朝，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火药和纸的发明，事实上改变了整个世界。”
“儒教是一种学术传统，它致力于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还没有充分理解自己国家的经济传统，比方说，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当中有谁把儒教传统的影响纳入自己的经济研究模型之中。我虽然还读不懂中国的古文，但我有兴趣更多地了解儒教指导下的中国古代政府是如何运作的。”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过去两千年长久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和其他国家相比，经济投资也是非常安全的。我们知道，西方的商业能够发展，是由于它们有一套发源于古罗马的法律体系，而中国传统的律法起源于秦朝，是用来保护王朝权威的，不同于用来保护个人的西方法律，尽管如此，中国在长时期里仍然取得了很好的商业发展。中国的这一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最想研究的中国历史问题……”
迈尔森对中国情有独钟，也深深影响到他的女儿。2007年暑期，他的女儿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回国后，女儿带回来的很多拓展阅读书目，迈尔森也会拿过去读，父女因此相互影响着：“她对中国感兴趣是受我影响，当然，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不少。”
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这位诺奖得主也是娓娓道来。这次来中国，面对媒体多次提出的为中国经济开药方的要求，他也毫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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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有价值的东西出口到美国，换回的是美国债券，是未来的钱。一个替代方案是，现在能否就把这些钱在美国花掉？如果要购买，中国会购买什么？当然可以购买使生活更好的消费品，也可以购买教育，让更多的人来美国大学读书，还可以购买工业品来发展中国经济。无论是公共购买还是个人购买，都要考虑回报。我想说的是，中国把有价值的东西出口给我们，理应得到更有价值的回报，而不只是换回一些纸面上的债券，当然，这些债券也是有价值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保证的，不能让这些债券有大损失。”
与诺奖有着不解之缘
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迈尔森给予了高度评价：“记得诺奖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发时（1969年），我才刚刚进入大学。当时人们认定，这一奖项将记录经济学的进步，也将成为社会了解经济学进步的渠道。……当我们想了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诺奖得主的名字就散落在这条前行的路上。要想说清楚经济思想的历史，不可能不提及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用新的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观察。”
不过，谈到自己于2007年的获奖，迈尔森谦虚地表示，它只是增加了自己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之前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人如今仍旧感兴趣，那些没兴趣的人依然还是了无兴趣。”
在同迈尔森的交谈中，记者惊奇地发现，在他获诺奖前，他的生活其实已经同众多诺奖得主密切关联着：迈尔森从仰望他们并向他们学习开始，到最终自己登上诺奖领奖台、变成别人故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差不多勾勒出了他的成长史。
直接受教于阿罗
1972年，哈佛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因一般均衡理论获诺奖的时候，迈尔森还在那里读本科。“当时我很兴奋，毕竟我们的大学又有一个教授获诺奖了。”在哈佛，迈尔森可以听阿罗讲课，向阿罗提问。作为一个本科生，这足够幸运了。
后来，迈尔森和马斯金同时成为阿罗的直接门生，而这两位同窗2007年同时获得诺奖，也为诺奖的“阿罗家谱”增添了新的成员：“我们是阿罗门生中第三和第四个得诺奖的学生。第一个是1994年的海萨尼，第二个则是2001年的米切尔·斯宾思（Michael Spence）。我的很多研究也受到阿罗其他门生的启发，我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就是在海萨尼的启发下完成的。”在迈尔森眼里，阿罗是个非常好的学者，他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他首先把保险业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概念带入了经济学。而在强调数学分析对理解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方面，阿罗则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为纳什介绍成就
《美丽心灵》的主人公约翰·纳什1994年因博弈论获得诺奖后，迈尔森打开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香槟为之庆贺。时至今日，迈尔森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家里一直珍藏着一瓶香槟，期待诺奖能够花落博弈论。1994年10月，我打开香槟，在办公室与同事庆贺。为了等到这一天，我把它在冰箱里藏放得太久了，以至于打开时香槟的泡沫都快没有了。”
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惯例就是，在诺奖宣布的一年后为本国获奖者举行庆祝仪式。为纳什的庆祝活动是在1996年1月6日举行的。仪式上，通常都会由相关的年轻学者介绍诺奖得主的主要贡献。迈尔森说：“我就是当年那个站起来介绍约翰·纳什的年轻人。为此我非常骄傲。”纳什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此之前，迈尔森从来没有见过其本人。迈尔森说自己非常了解纳什的工作，“我的所有研究都是在他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当迈尔森如愿以偿地去普林斯顿介绍自己的博弈论研究成果时，“纳什真的来了，他听了我的报告，也问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对于和纳什的交往，迈尔森很兴奋，他甚至说：“那天站出来介绍纳什的学术贡献，以及后来自己获诺奖站在瑞典国王的身边，对我来说都是值得骄傲的经历。我已经说不清哪件事更为令我荣耀了。”
与马斯金同窗
2007年的诺奖颁给了马斯金和迈尔森这对同窗，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他们在哈佛同时师从于阿罗，同时于1976年取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同时在31岁的时候成了教授。有传言说，两人在哈佛同窗时，学期综合排名，马斯金通常排第一，迈尔森则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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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两人各奔东西，做着各自的研究。但是有一点连迈尔森本人都觉得神奇：“我和马斯金相隔几千英里，他在波士顿，我在芝加哥，但有好几次，我和他都想到了同一个主意。”除了机制设计理论，迈尔森举了另一个例子：“不久前，我开始研究亚诺什·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我有了新看法，并开始看一些文献，竟然发现埃里克也是这一领域最优秀的行家之一，他几年前就在相关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这一次，我们又想到了一起，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们常常会有相似的领悟。不同的是，有时候是我先想到，有时候则是他先想到。”
这对同窗都酷爱数学，希望用数学来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他们在表达看法时，都会用数学思维来思考。一个寡言少语，一个滔滔不绝，似乎成了两位同窗为数不多的一个区别。
和克鲁格曼一样痴迷《基地》
近年来，面对媒体和公众，迈尔森有很多次被要求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解释机制设计理论，他坦言，自己的解释水平这些年来并没有太大提高。就此而言，他很欣赏去年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者，他总能让人们了解经济学家是怎么工作的，经济学又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理论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他和克鲁格曼之所以对经济学研究感兴趣，竟然都是源于各自在少年时代读了伊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基地》中的科学家用数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银河帝国里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也是促使少年克鲁格曼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主要驱动力。迈尔森为此调侃道：“我不知道马斯金在12岁时读了什么，但是谈起对经济学的兴趣，我和克鲁格曼会同时投票给《基地》这本书的。”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