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纳森·萨弗兰·富尔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2002 年出版的小说《中性》以一个两性同体人的特殊视角展开叙述，铺陈了一个希腊家族在20 世纪历史中的命运遭际，以及两性主人公艰难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2003 年，该小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今年初，该书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

    《中性》的主人公卡尔·斯蒂芬尼德斯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60 年1 月出生在底特律，那时他是个女婴；第二次是1974 年8 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里，那时他是个十几岁的男孩。他（她）原名卡利俄珀(Calliope)，直到14 岁才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男孩的特征。医生判定，他（她）是个罕见的“两性人”。卡利俄珀决心不再做女孩，剪短头发，搭车来到旧金山寻找新出路?

    这部历时9 年写成的心血之作，使杰弗里?尤金尼德斯囊括美国普利策文学奖（2003 年）在内的4 项国际文学奖，另获3 项提名，在国际知识界掀起热烈讨论，译成33 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300 万册。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会对自己正着手写的东西感到厌倦。写作《中性》时，这么长一段时间，把精力都放在一个故事上，你是怎么做到的？时间的流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你的写作？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写《中性》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我要竭力不去违背我的写作初衷。刚开始写时我还觉得自己挺年轻，写完后我觉得自己已是中年人了。在写这本书时，我也遭遇到一个人一生中所碰到的各种生活中的变动，我父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去世，我自己也当了父亲。威廉·赫·加思说过，要写一本大部头作品很不容易，因为你一边写，一边有所进步，然后你就不得不回过头去改，好让以前写的东西与现在写的保持同样水准，这种事我经常遇到。我一遍一遍重写这本书的前面章节，乐此不疲。即便如此，我还要确保前后章节有同样的语调和精神实质。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写累了怎么办？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此书本身的结构使我的疲劳得到了缓解。《中性》每一章节几乎都涉及到历史方面或感情层面的新领域。刚处理完希腊-土耳其战争方面的材料，我又得振作起来去解决底特律禁酒时期的内容，接着又要去研究基因学和性学。《中性》包含许多不同的故事线索。我不断地用新事儿提起兴致。这本书让我和它一块儿成长。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中性》给了我一种强烈印象：它是以神话、生动的政治神话开头，逐渐发展成一个成长故事。你有个女儿，此书的写作是否受了她的影响？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女儿是在《中性》写到一半时生的，她影响了这本书的情节。书中有对孩子出生和胎儿成长的关注，有许多关于怀孕过程的描述，也有关于男人如何感到自己在这过程中无关紧要的描述。这些细节中有我女儿的痕迹，不过早在她出世前这本书就成形了。

    纳博科夫说过，所有伟大小说都是神话。《中性》开头两部分是用史诗文学的精神构思的，所以不会离神话太远。我故意要把这本书弄成一个混血儿，就和它的两性人叙述者一样。一半是第三人称的史诗，一半是第一人称的成长故事。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在《中性》里你好几次影射到一些民族的史诗，尤其是希腊史诗。对我来说，我们现代的史诗，比如，《尤利西斯》、《百年孤独》、《午夜的孩子》都对本民族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你有为美国读者写一部希腊史诗的雄心，是不是？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常想写一部宏大的喜剧史诗。你提到的那些书都是我青少年时代喜爱的书籍，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我就梦想着能染指写喜剧史诗。我想在我变得太老之前，最好开始动手做，因为我知道这个举动会在肉体上和智力上把你消耗光，而且喜剧性的精神会随着一个人逐渐衰老而消亡。我从来没有打算写一个“希腊- 美国”式的喜剧。起初我只想写一部两性人回忆录式的虚构小说，这令人想起其他文学上的两性人，如提瑞西阿斯。雌雄同体把我们引向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把我们引向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把我们引向我的家庭。我利用了我的希腊祖先，因为他们在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能派上用场，而不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过既然有了尤金尼德斯那样的名字，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一旦卡利性别的真实情况被人发觉，她最后在一家性别认同的诊所里放弃了她原来的女性性别。那儿有个性学专家卢斯医生对她做了一连串检查，想确定她“真实”的性征。小说的这个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先天还是后天培养才能决定一个人的性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在小说中的作用？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出生在男女性别差异消失的70年代，那是后天环境决定论的全盛期，人人都坚信人格，尤其是性别特异的行为是后天形成的，性学专家和女性主义者认为每个刚生下来的婴儿都是一张有待书写的白纸，是后天决定了他的性别角色。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生物学和遗传学被认为是行为的真正决定因素。因为已经经历过第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论点的消亡，我怀疑第二种论点也即将过时。眼下我们过分夸大了基因在我们命运中的决定作用。正如卡尔所说，遗传学把古希腊有关命运的观念深深植入我们的基因中。但它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基因和环境在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里相互影响，它们共同左右着人类。生物学家们明白这一点，不过文化界普遍不太理解。

    我笔下主人公的生活结束了这种争论。卡利是先被当成女孩培养的，由于在青春期产生了男性特征，就采用了男性的性别身份。卡尔是作为一个男人投身社会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个男人。再说即使是男性也是各个不同的。在先天基因还是后天环境之间，我更主张一个中间位置。很显然，这也是书名的一种涵义。不过我在《中性》里不光讨论了第三种性别。《中性》也代表了性别本身这个概念的灵活性。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美国的概念。《中性》是一种对个性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我认为我们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自由，更少受到基因上的阻碍。研究者们本来指望在人类的染色体组里找到20 万个基因，事实上，他们找到了3 万个，不会比一只老鼠的基因多。说得更精确一点，并没有足够的基因来解释人类的容量。我们是如何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难题依旧悬而未决。“中性”是卡尔对他自己身体结构的解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和《中性》有关的另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叙述者的“声音”是否有性别之分？当卡尔变成成年男性时，我并没有发觉叙述者的声音有戏剧性的转变。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我乐于相信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先天上并没有差别。换言之，我至少相信研究个体之间写作的不同要比研究性别之间写作的不同更有意义。关于卡尔的声音这一点你是对的，他并未发生变化，也不该发生变化，当他写这个故事时已成年。如果男性和女性确实存在着先天的语言能力，那是由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以及大脑结构在母亲子宫中的发育造成的，以此来响应不同水平的荷尔蒙。卡尔的声音是他自己的，正如我想象中每个人的声音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是个女孩，必须让女性的经验更可信。当我写完这本书，我把它给我妻子卡伦和其他女性看，问她们我有没有做错什么。这一点这本书的女性读者可以自己做出判断，而我咨询的人们说我关于情感那方面的描写很正确。我所知不多的是脚趾甲油那类事。不过卡利的生活，她受到她红头发的、预科学校的同学的吸引，她青春期的焦虑，她的渴望—这些我觉得我确实有所了解。卡利俄珀，那个14 岁大的男性假两性畸形人以及女子学校的学生—那就是我。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你是否觉得自己女性化？你曾觉得自己女性化吗？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部讲述两性人小说的男性作者是不能用否定式来回答你的（这个回答够不够圆滑？）。在我之前我父母还有两个小孩。我父亲希望我是女孩。他们甚至已经替我选好一个姑娘的名字“米雪尔”。记得小时候我一边听披头士那首歌《米雪尔》，一边思考我被假充女孩来养其实却不是女孩这个事实，那是桩很次要的事，请不要得出太多精神学方面的结论。你知不知道11岁以前大人一直让海明威穿女孩的衣服？你大概会说他在以后的生活里做出了过度的补偿。我十三四岁时长得很漂亮，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我曾和一帮女孩在屋外玩，有位女孩的妈妈出来喊：“姑娘们，你们想喝什么？”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一书里说过，当一个诗人是“学校里的事，是穿裙子的人的事，是教堂里的事”。因此，遵循这一无聊的逻辑，我会说当一名作家你必须具备一些女性特征。性别是一种连续体，每个人都排列在不同点上。此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考虑，确实如此。

    乔纳森·萨弗兰·富尔：目前你在写什么东西吗？有人说过每一本书都是对先前那本书的回应。《中性》会带出什么样的回应？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它会带出一些短小的、可感知的、易于受到检验的写作。我正在写一本比较短的纪实性的讲柏林的书，是为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作家和城市”系列而写的。

    (实习编辑:庞云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