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生死疲劳》是您的第十部长篇小说，诞生于您五十岁的时候，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而您《生死疲劳》的扉页上便醒目地印着“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小说中也传达着一种经历了各种苦难之后的豁达和平和，这与您在前两部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中的对欲望的探讨和《檀香刑》中对民间自由精神的赞扬很不相同，您在创作这部新作的时候心态与以前有什么大的不同么？在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特殊的事件促成了您的这种变化么？
答：从1981年发表处女作到2006年推出《生死疲劳》，时间过去了25年。我也由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中年人——按照农村的看法，已经是个老年人了。回头看我当年的作品，譬如《红高粱》等，确实有不胜唏嘘之感。也就是说，那样的作品，现在的我，已经写不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创作，必然地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自身的和社会的。年龄也是影响创作风格的一个原因。我在五十岁时写出的《生死疲劳》如果还像《红高粱》、《红蝗》那样剑拔弩张，那就说明我二十年来没有变化。其实，关于苦难，关于命运，关于人的痛苦和欲望之关系，这些大道理，几十年前我就明白，但明白并不说明信奉，折腾到了五十岁，一切都基本上成了定局，回首往事，才可能有那么点沧桑命运感吧。佛教之禅宗，是讲究顿悟的，当头棒喝，豁然开朗，瞬息间明白了天地间的大道理。其实，所谓顿悟，也是建立在长期的痛苦探索基础上的。一个人获得一种豁达和平心态，那是长期挣扎后的结果，即便有某个事件为契机，但顿悟的能量，还是在长期痛苦中累积起来的。
问：《生死疲劳》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评论家大都高度评价作品中的讲述到的人和土地的关系、农村题材等，但是，我以一个普通读者看来，作品中倾诉感情更多的是对生命、生存的思考，不管是西门闹的六次“喧闹”轮回还是蓝脸在现实中的默默承受，这都是生命所承受的“疲劳”表现，这不禁引起人们的思索。一个理科研究生在看完之后说，刚看完第一页的“生死疲劳，皆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不太明白，看完整本书之后，很多感觉就出来了。我猜测，不管是土地、农村，还是生命话题，都是您关心的，那您最关心或者说在创作过程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答：你的感觉是准确的。农民跟土地的关系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在小说里，这样的关系比较难以表现。我想大多数读者也并不希望通过我的小说来了解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真正属于文学的，真正让读者能够感动的，还是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的命运。人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人的情感的历程。同样，我做为一个作者，所真正关心的，也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所以，尽管我带着这么重大的问题来写小说，但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后，我的笔只能跟着人物的命运和感情走了。所以，我在创作之前所确定的主题，在小说中变成了副题。其实，这也就够了，重大问题点到为止，让它成为一个若无若有的背景音乐就行。如果它轰然而起，那反而没有力量。许多批评家其实并不明白政治和小说的关系，他们大概更希望看到那种“问题”小说。至于我引用的佛教经典里的几句话，乍一看似乎跟整部小说很游离，因为我在小说中，对蓝脸等坚持抗争的人，还是倾注了很多的感情，持肯定的态度。但从佛教的角度看，人世中这些为了名利的纷争，其实都没有价值。为猪为狗，为官为民，都是“生死疲劳”，只有灭欲忘我，才能永脱轮回，进入福慧境界。我引用的经典，是笼罩一切的，我和小说中的人物，动物，都在这只慈悲巨眼的注视下轮回表演。
问：您在小说中，让冤屈的西门闹轮回了六次，分别降生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儿，在选择前五种尤其是前四种的时候，您为什么会选择驴、牛、猪和狗呢？在这六次轮回中，您又赋予各个动物何种性格呢？您自己更喜欢哪一个呢？
答：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村和农民，驴、牛、猪、狗，都是跟农业社会密切相关的。另外，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放过牛、驴，养过猪、狗，对这些动物的习性十分熟悉。我放过的那些牛的面目和个性，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留有鲜明的印象。至于选择猴，是因为后来的故事，进入了城市。城市里没有驴、马、牛的安身之地。而猴子，跟人相近，有一个成语叫做“沐猴而冠”，我们老家人说就是“猴子戴帽装人”。用这个动物，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吧。在西门闹转生的这些动物中，我最喜欢那头猪。因为，前面为驴为牛时，它们更多地还是受到西门闹的牵制，动物性受到人性的压抑，到了猪，动物性开始压倒了人性，那种狂欢的劲头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可以当做儿童文学给孩子们看。
问：我始终认为您的骨子里有一种对自由精神的偏爱，从《红高粱》开始到大大小小的中短篇到《檀香刑》中的孙丙、媚娘，但是，我认为以前的自由精神都有一种英雄式的远离百姓的色彩，恰恰是在《生死疲劳》中，沉默寡言的蓝脸才是坚守了自己的主见，在众人压力中坚持“自由”一个，他是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最近的具有自由精神的一个。您是如何看待种种体制下的自由精神的？
答：自由都是有限制的，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常识。社会、集体，永远都是自由的限制。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的看法是，人应该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的自由。但从另外的角度讲，对人的自由发生最大的钳制作用的，其实是人自身。我们受到种种道德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委曲求全。在《红高粱》和《檀香刑》那样的故事背景里，个人的抗争，带着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生死疲劳》中的蓝脸，跟《红高粱》、《檀香刑》中的人物比起来，似乎很蔫，但其实他抗争的力度更大。他是一个人跟整个社会抗争，跟历史抗争。而《红高粱》、《檀香刑》中的人物，主要是跟自己抗争。做“我奶奶”容易做“蓝脸”难。我是满怀着激情赞颂这种敢于坚持个性的人物的，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对个性的漠视所累积的心理能量所致。当然，在佛家的巨眼里，这些都属于“生死疲劳“。都没有价值。——现在，你也就进一步明白，我在此书的前面，引用经典的用意了吧。我跟书中人物一样，也在轮回中痛苦挣扎而不觉悟，我既是写小说的人，也是小说中的人。我写小说，小说也写我。
问：在小说中，蓝脸和洪泰岳被塑造成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有自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仰，在我读来，对于蓝脸，您有一种敬佩和同情，而且他的结果在整个小说中也是比较好的；而对于洪泰岳，则是有点揶揄的成分在其中，而且最后他在自己的教条信仰中与西门金龙同归于尽，那么您对这两个人物是何种感情呢？
答：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有价值的个性”和“没有价值的个性”。当然，这里的价值是一个社会学的标准，不是文学的标准。在文学中，一个“反派”人物，只要具有典型意义，那就是有价值的。我对蓝脸尊敬，对洪泰岳同情。
问：《生死疲劳》叙述了从
答：《丰乳肥臀》写到解放后，笔调是反讽的。《生死疲劳》则一直是严肃的。当然，这严肃并不是板着脸说教，而是在动物的狂欢和戏谑中展现人世的痛苦和无奈。
问：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堆的坟墓，联想到其他小说，您的小说好像从来没有过老百姓喜欢的大团圆结局，这是您有意安排的么？还是您的心里对命运比较悲观？
答：大团圆有两种，一种是才子得中状元、小姐终嫁才子；另一种是每个人物都有了自己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死疲劳》是大团圆之书。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很多人死去，似乎是绝望的，那片象征着自由精神的土地，也变成了坟地，但我还是让西门闹最终转世为人，尽管他带着先天就有的、无法治愈的疾病，但女人的头发，可以维持他的生命，生命还是可以延续。这就是希望。这个大头婴儿，身体的其他功能萎缩，但智力和口才超常，这是我对未来人类的一种想象，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大头婴儿，是一个象征。
问：小说采用了章回体的结构，这是与以前的任何一个长篇都不同的，我们知道求新求变一直是您对自己的重要要求，那么您如何认为章回体适合于这篇小说的内容思想呢？在接下来的新的长篇小说的结构上，您又有什么新的打算或者尝试么？
答：求新求变，我认为是一个作家的本能，当然也有人发对，这个也没有必要争论，各人写各人的就是了。至于这部小说使用的章回体，我想这不单纯是一种形式，章回体是一种叙事节奏。《生死疲劳》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在章回体上。写什么，怎样写，我认为是每一个作家在构思新作时都要考虑的问题。考虑的时间，绝对超过实际写作的时间。我现在正在为下一部小说冥思苦想。写什么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怎样写的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变是一定要变的，肯定不会使用章回体了。一定要有个新颖的形式，因为深层的形式，也就是内容。以前有人说小说形式是酒瓶子，内容是酒。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不满足于这种比喻。如果酒瓶子本身也是用酒做的呢？酒瓶子非用玻璃不可吗？酒没有固体形状吗？液体不能盛液体吗？总之，在创作之前，发疯般地想想没有什么不好。
问：您的小说选材始终围绕在农村，创造了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即使涉及到一点城市的点缀描写也仅仅限制在高密县城里。您入京已经二十余年，我想城市生活一定也曾经打动您创作的神经，您有没有创作一部城市题材作品的打算呢？
答：这是老问题。其实我写过很多非农村题材的小说，中短篇不论，单说长篇，《酒国》反腐败，写城市和煤矿；《十三步》写学校和县城；《红高粱家族》写战争；《檀香刑》写历史，写京城；《红树林》写南国城市。但评论家总说我只写农村，当然这也不是对我的贬低。我想，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题材，只要是写人就行。
问：您从1981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之后，到今天文学创作经历了整整25年，这些年里，文学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都认为，如果您从事电影或者电视行业，以您的那些奇思妙想一定会是商品经济的宠儿，可是您执着于纯文学的那片领地，是什么使得您对纯文学如此坚守？
答：我很满足自己的选择。搞影视，当导演，那要有领导才能，要和人打交道，太麻烦也太可怕。写小说，我自己领导自己，关上门称王称霸，太好了。
（编辑：一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