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唯铭

    从《上海的七情六欲》到《少数人的上海——富裕阶层生活方式探访》，作家王唯铭一直致力于描写“自己的上海”，展现这座城市里不为人知的生活。近日，其由纪实转入虚构写作的首部长篇小说《迷城·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生活的身体力行者

    之所以将上海称之为“迷城”，王唯铭称这与他童年经历有关。祖籍浙江绍兴的他，童年时每年都要跟随父母回趟老家。“每次从绍兴返回上海，对我来说，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感觉。绍兴的乡土风景和城市迥然不同，以至于我返回时，都会对上海产生一种间离感。”这个从童年的间离产生的“迷”一直延续在他的生活里，从青年到中年，“迷”越来越庞大。

    “从1988年进入报社以来，采访的人越多，相遇的人群越杂，这座城市越难以把握。迷离、迷幻。”王唯铭说。包括在进行《少数人的上海》的采访时，他忍不住会想，那些被层层阻隔高墙大院之内的“少数人”，也是城市中的巨大谜团:“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来自哪里，来自生命的生涯中，我们都可以进行无穷的想象。”无法探知的生活让他浮想联翩。

    “这座城市是如此庞大和复杂，很多角落永远不可企及。”王唯铭说，这个城市有太多个空间，对寻常人紧闭着大门，但那些超出日常经验的、无法复制与无法想像的生活，是确实发生着的，“是这个城市呼吸中的一部分”。

    有朋友对《迷城·血》的评价是一部“有当下上海质感生活”的小说。从纪实转入虚构写作的王唯铭，写作中难免带着当初纪实的痕迹。所以，虚构的故事里加入了许多真实的细节。他举例说，小说里写到主人公外滩3号买一个椅子，编号24，“那椅子说不定还在那里”。

    但小说也因此有了“王氏”特质，即在写作中，他始终是个行动者。“写老城乡，写阁楼上，写上海清晨穿过弄堂的叫卖声，很多作家写得比我细腻”，但是他20多年身体力行和对生活的深度接触是很多写作者无可取代的。

    写小说的另一个契机是2005年《上海的七情六欲》的出版，这部广获好评的作品，被王唯铭认为是人生的一个台阶，“上到这个台阶，再去写纪实文学，可能无法超越了，所以我考虑回到虚构中去”。于是，他重新拾起小说。说重新拾起，是因为写纪实文学之前，他写过五六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当年还在《收获》上发表过中篇。而眼下这部时隔近20年的长篇，“是我生活的积累，是整个情感的表达”。

    上海这个“迷”和王唯铭20多年的积累自然不是仅仅一部长篇就足以表述。除这一部《迷城·血》之外，还将有《迷城·烟》、《迷城·乱》两部讲述上海这座迷城的故事。王唯铭为自己的计划取了个名字，“狂澜三部曲”。他的设想是在世俗的书写中，表达一个纯文学的主题。

    《迷城·血》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切的夜空下着血》。切，是切·格瓦拉，王唯铭的精神偶像。他曾经有个计划，要前往古巴切·格瓦拉的公墓祭拜。“我还喜欢《在路上》，这一路的作家很多年前就影响我了。”

    “少数人”的写作

    “我特殊的审美，特殊的新闻嗅觉，决定了我始终写少数人。”王唯铭这样说。《少数人的上海》不过是鲜明提出了“少数人”的概念，而这一主题是王唯铭一直的坚持。

    1990年，王唯铭单身前往北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采访了北京的少数人——一群摇滚圈的音乐人，窦唯，臧天朔，唐朝所有的人，已经解散的眼镜蛇乐队。从上海出发，按图索骥，他采访了几乎所有的北京地下摇滚乐的人员。还有上海歌迷会，那可以说是最早一代的“粉丝团”。王唯铭对这些亚文化有着特殊的触觉和情结。“主流文化都是通过亚文化转变而来，但转变成主流文化后，它就丧失了亚文化的生气。”他们吸引王唯铭的共同点，或许就是原生态的不加掩饰的情感。

    “新音乐，新人群，新空间。”王唯铭如此概括自己这些年的坚持。这另一个的新空间指的是宾馆，这或许不能算是亚文化，但确实为上海的转变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20多年前的上海，每到晚上是一派黑暗。上海明亮起来，不断地建楼，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会，和宾馆分不开。1984年上海宾馆建成，后来的华亭宾馆建成，静安希尔顿宾馆建成，都是上海的大事件。”

    这些都是“青春亚文化”，生气勃勃，使得王唯铭在生活中也总是如此活跃。但他还是在改变，毕竟，他已跨越五十大关，“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正和时尚一起老去。”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