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创作的剧作《幸遇先生蔡》，在时隔7年后终于在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发表。这部描写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剧作，2001年夏完稿，是年11月由香港“中英剧团”在港连演7场，感动无数人。“虽然已时隔7年，但这部戏依然有它的社会意义。”沙叶新说。

　　２００５年，作为上海话剧中心十年庆典大戏，《幸遇先生蔡》终于有机会在上海首演，但在彩排完成之后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与上海观众见面。如今，在时隔7年后，终于在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发表。

　　患了胃癌，沙叶新不久前刚刚动了大手术、做了化疗，但在他莘庄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老人依然精神抖擞，说话洪亮、妙趣横生，只是不停地感叹最近记忆力不太好了，“化疗，让我脑子进水了，都记不清了。”谈到最近在做的事，沙叶新自豪地透露，“这些日子我在把旧剧作《都是因为那个屁》改编成长篇小说，非常好玩，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沙叶新全然不认为自己是个得了重病的老人。

　　《幸遇先生蔡》最后的落款是“2001.6.18初稿于上海善作剧楼”，在沙叶新的书房门口就挂着李锐题写的“善作剧楼”，“李锐说我老是恶作剧，我对他说，其实我善良着呢，于是就题了这个匾，其实是反着说呢。”谈到自己的那些“善作剧”，沙叶新把它们比作“糖衣炮弹”，所以很多人都不接受。

　　“这样的教育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真是越来越少了”

　　早报：《幸遇先生蔡》完成于2001年，当初怎么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部纪念蔡元培的剧作的？

　　沙叶新：《幸遇先生蔡》最初是应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委员会要求而作，他们给我出了这个命题，那是1998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下去，2001年香港“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古天农，希望我继续把这个剧本完成，当时我在美国，对于他们的这番好意我确实挺感动的。为此，我从纽约返回上海来写作，终于在那年夏天完成了。剧本取名《幸遇先生蔡》，源自吴梅为北大校庆二十年所作校歌中的一句，大意是北大有幸遇见蔡元培先生来当校长。

　　2001年底，《幸遇先生蔡》在香港连演七场，非常受欢迎，许多人被感动得流泪。但我也感慨，这个戏应该在北京首演，最后是在香港，就像蔡先生的墓是在香港而不是在北大一样。

　　早报：蔡元培对于当代的香港人来说，应该不算是个熟悉的人物，而且隔了那么长时间，您觉得这个戏能把香港人感动吗？

　　沙叶新：我觉得首先是蔡元培本人的人格力量很伟大，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教育，这样的教育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讲究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这两者一作比较，他的人格魅力马上就凸显出来。虽然人性是恶的，但也有善良的一面，从对比当中，更加令人感动。

　　早报：除了蔡元培先生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动香港人的原因有没有香港人自身原因？

　　沙叶新：这个剧本在香港引起观众的激动，当然是因为香港自己也有问题。比如，他们对香港的大学在回归后辞退英国教师很激动，而在剧本一开始，也有两个外国教师被蔡元培辞退。当然在作者那里，一开始当然不会想到这点，但是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特别是“思想自由”在1997年回归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问题，回归之后，香港教育界有各种担心。当他们在2001年，回归4年多之后，重新听到这样的声音，看到这个戏，他们当然有独特的感慨和激动。

　　早报：《幸遇先生蔡》中，您没有对蔡元培先生一生作全景的描述，只是选取了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到五四运动营救20个被捕学生这段历史，为何作这样的选择？

　　沙叶新：其实一个作家，看他的功力和思想就看他的选材，我认为蔡元培绝对是一个有意义的题材。但选蔡元培生命中的哪一段，也有很多讲究、考虑。十个人写蔡元培，都可能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坎，就是治理北大。他在北大两年，同样也是对中国历史起决定影响的两年，可以说蔡元培先生主政的北大两年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没有那个时期的北大，就很可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或者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的党。所以，蔡元培对中国近代历史是有推动的。蔡元培可能不太认同共产主义思想，但他能容忍、包容它。没有那段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被改写，中国近代史都要改写。

　　但这段也是最难写的，因为写校长很难写，他跟将军、演员的塑造都完全两样。

　　“希望能鼓舞一些有识之士，来改革我们的教育”

　　早报：在您的剧本中，蔡元培一开始反对学生上街游行，这似乎和主流观点不同。

　　沙叶新：在历史上蔡元培是否同意学生去游行本来有两种观点，在我的剧本中，蔡元培是不同意学生去游行的。我的取舍是，根据我的分析，蔡元培先生一贯不主张学生直接接触政治，他认为读书就是爱国。从人性的角度讲，作为一校之长，他知道学生游行可能会倒在北洋军阀的枪口之下，怎么可能鼓励学生往枪口上撞呢？

　　有个插曲，蔡元培的女儿看了戏之后非常感动，她拉住我说，谢谢你，但她有一个意见，就是希望把她父亲不支持学生游行改成支持。当然，我没有改。而且从编剧角度讲，写他不支持学生上街更具有戏剧性，因为后来学生出了事情，明明责任不在蔡元培，但他还是担当了自己的责任，这更能显示其人格魅力。在剧的最后， 20个被解救的学生一一向蔡元培鞠躬致谢。

　　早报：《幸遇先生蔡》和您以前的剧都不一样，您的戏剧以喜剧为主，而《幸遇先生蔡》则比较沉重，甚至感动许多人流泪。

　　沙叶新：喜欢喜剧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就是这样一个嬉皮笑脸的人。蔡元培这个戏沉重一些，但中间也夹杂一些喜剧的成分。我任何一部剧都有喜剧因素，我爱喜剧。喜剧中又有一些沉重的话题，这就叫做糖衣炮弹，狡猾狡猾的。但喜剧不能浅薄，悲剧不能煽情。

　　早报：《幸遇先生蔡》完成于2001年，而我们对中国大学教育、人物教育的讨论在2002、2003年开始，这部戏似乎有些超前。

　　沙叶新：我越来越觉得，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太重要、太有现实价值了。因为我们之所以在2002、2003年开始讲大学教育问题，从某种角度讲，是离蔡先生的教育理念越来越远。

　　但是，靠一部戏难以挽救大局，只能寄希望它散布一些思想，像火种一样。希望能鼓舞一些有识之士，来改革我们的教育，我想会有一定的精神力量，当然这种力量没办法和政治、行政力量比。

　　这个剧本上个月在《上海文学》发表后，收到很多朋友的信、电话，我很感动。这说明，这个7年前的戏没过时，说明对教育现状心存不满和意见的人不在少数。

　　早报：《幸遇先生蔡》只在7年前在香港上演过，大陆这边还没有排演。

　　沙叶新：将来是否能上演，我也不知道，只能靠大家的呼吁了。这些年来，许多人一直在呼吁上演这部戏，虽然已时隔7年，但这部戏依然有它的社会意义。我听说，蔡元培的女儿也在呼吁。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