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的崎岖土地，除了是孔圣之乡，还孕育出两个杰出的小说家。一个是清代初年写出了不朽的《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另一个就是中国当代在海内外赢得广泛声誉的著名作家———莫言。
作为小说家，莫言的作品以故事见长，他的小说每每成为影视编导们竞相改编的“猎物”。一个如此会说故事的人，怎么就取了“莫言”这个笔名？
莫言说：自己原名叫管谟业，把当中的“谟”倒过来就是“莫言”，激励自己少说话多做事，即不说闲话多写字。“我是在文革压抑年代成长起来的。母亲教育我，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言多必失。我家是中农，在夹缝中生存，一生坎坷，起了笔名有了重新开张的意思。以前痛苦的记忆太多，重新走向新的起点。”
这一走，确实走出了一个新世界。
昨天，莫言在上海图书馆面对读者畅谈自己的文学生活。这个一上来就称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善于演讲，一听到演讲就很紧张的人”，足足讲了一个半小时。
向往一日三顿饺子的生活
莫言说自己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跟大家是大同小异的，最初的文学兴趣也是从阅读开始的。一开始仅仅作为一个读者被小说感染和影响，被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所牵动。然后，小说看多了，慢慢就产生一种想拿起笔跃跃欲试的感受。而真正让莫言萌生当作家念头的，是邻居描述的一个当作家朋友的“腐败生活”。莫言说，因为那个时候生活非常困难，一年吃一顿饺子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个邻居讲他在济南认识的一个作家，一天三顿顿顿吃饺子，而且饺子里都是肥肉。我当时就想，我将来长大了以后当了作家，是不是可以过上这样“腐败”的生活呢？作家的梦想就这样产生了。但当时，仅仅是梦想。
1976年，莫言离开家乡到部队参军，拥有了让他觉得有“犯罪感”的星期天后，才拿起笔开始写作。一开始，完全是模仿，屡投屡退。等到终于有作品不断地变成铅字以后，又不断地被别人指出小说模写的蓝本：哪部小说是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影响，哪部像《伤心咖啡馆之歌》。莫言说，一个人写作的初级阶段就是要大胆模仿。“当你翻来覆去看一部你喜欢的小说，你拿起笔无形中就会把这个小说语言的味道转移到你的作品里来。但是，如果总是在模仿鲁迅，模仿得再像也是鲁迅的味道。假如模仿很多人，在模仿过几十个作家后会慢慢获得自己语言的感觉，形成自己的味道。”
作为百姓写作
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二十多年中，莫言写下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十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
面对鲜花、掌声，还有赞誉声，莫言没有忘记脚下的那块土地，也没有忘记自己就是平头百姓中的一个，因而，他始终坚持自己是“作为百姓写作”，而不是“为百姓写作”。莫言说：“我的这个说法不是什么理论发现，而是自我提醒。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平民心态，不要把作家这个职业神圣化。我希望自己在生活和社会地位变化之后还能从低的视角来观察生活，总之，不要忘本，不要刚扔掉要饭棍，就痛打叫花子。”
莫言称自己一直很自卑，农民出身，知道自己的“本钱”，狂妄不起来。而且，他也很反感那些写过几篇小说就忘记自己姓什么，就自认为是伟大的作家。这些作家本身养尊处优，口口声声说要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他们哪里能体会到老百姓的心情？“我常回老家，经常听说村子里出现了仙姑看病，许多老百姓都去看。你知道一个老百姓去医院看病的艰难吗？你见过有些医务人员可怕的嘴脸吗？你知道老百姓对某些不为民做主的官员的真实看法吗？你知道一个老百姓辛苦了一年能收入多少钱吗？但老是悲观、宿命也不行，为了活下去，他们发明了幽默，也就是苦中作乐。我们那儿有一个穷人，过年时家家都接财神，他却到大街上去喊叫，穷神啊穷神，到我家来吧，我们一起过大年！好玩的是这个穷人的生活从此发达起来。这故事中包含着很多意思。我的小说也有这种东西，而且写不尽这些东西。”
我这样写是我必须如此
一一盘点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活，莫言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确立自己文学地位的“定心丸”；后来是《红高粱家族》，借助电影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是《天堂蒜薹之歌》，小说根据真实事件写成，只用1个多月就写完了；紧接着是《十三步》和《酒国》；而《丰乳肥臀》，是莫言自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创作的转型之作则是《檀香刑》，这部“用声音写的小说”，是尝试中国个性化写作、民族化写作的成果。最后一部长篇则是《生死疲劳》。莫言说：“到了《红高粱家族》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198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我意识到不能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发自自己内心的东西，跟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有人说，莫言早期作品像刀一样尖锐，到《生死疲劳》等则有更多的悲悯，但不变的是一种厚重、沉重的感觉。对此，莫言表示，早期那样写，是因为我年轻；现在这样写，是因为我渐渐成熟。一个作家是不断变化的，他的作品能够体现他的变化。莫言在写完《生死疲劳》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在文章里他写道：“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这话看上去比较轻狂，但表达的却是莫言真实的想法。“我一直认为写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当今这个时代，你不要指望自己的作品老少咸宜，无论多么牛的作家，其实也都是在为自己那一部分固定的读者写作。这部分读者跟你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你的创作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不会为得奖改变自己创作
迄今为止，莫言的作品获得了海内外众多奖项：包括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第十三届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等等。因而媒体采访时，总会提及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话题，并称莫言是离诺贝尔距离最近的中国作家。对此，莫言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令人厌烦。他说，如果我说不想得诺贝尔奖啊，那我太装孙子了！能正大光明地获得百万奖金有什么不好？这个奖不管怎么说，得了就是世界性的承认，你不管它有几个评委，不管它有多大的偏见，得了以后还是一种肯定。我是想得，但我怎么得啊？难道我知道怎样写才可以得奖吗？难道我会为了这个奖来改变自己的创作吗？
他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也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和坚持，才有了今天的莫言，也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部部具有鲜明“莫氏风格”的作品。
莫言说，写完《生死疲劳》至今的三年左右时间，他一直在读书，希望能写出一部不敢说是最好，但起码要跟以前不一样的作品。而他一直在为此作准备。不少人希望他尽快写出来，他不着急：“写十部一般的作品不如写一部好的作品，如果自己感觉不是特别满意，就不要急急忙忙往外拿。”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