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讲，佛祖灭度后，要经过正法时代一千年，像法时代一千年，末法时代一万年。在末法时代，寺庙也不坚固，邪魔会打着佛祖的名号在世间横行。以法眼观之，中国当代诗歌的困境与这“末法时代”颇为相似。只是中国诗歌从80年代的正法时代到末法时代的转承实在太快，两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眨眼之间，中国诗歌就从狂飙突进的高峰跌入了末法时代的深渊。

　　按照末法时代的标准来看，当代诗歌的“寺庙”已经不再坚固。最近，《中国青年报》刊发“冰点”文章《诗人不可承受之重》，直陈《诗刊》的发行量由鼎盛期的54万份跌至目前的4万份左右。《诗刊》尚且如此，其他的诗歌刊物又何以堪言？如果考虑到，这大大小小的诗歌刊物都是属于事业性编制，并且刊物的出版和刊物的人员一直享受着财政输血，尽管这些公币也并不宽余，仅够延续生命，那么，说这些刊物已经死亡，也并不为过。作法事也得有个道场，这些刊物就是诗人们的传统阵地，只是在一处处危房之内安能念出什么真经？当然，也有人在网上另开分店，可惜香火也不旺。新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并没有成为诗歌复兴的舞台。大家还不又都涌进了博客时代，做起了诗歌的个体户。也许，很多人应该向体制感恩，因为体制的存在没有让这座诗歌的大厦像大桥一样垮塌，让当代诗歌崩溃的时机一再延宕。

　　当然，体面的长衫终究是罩不住逼仄的现实，掩饰不住诗歌人口的委靡。而中国诗歌末法时代最大的病灶，是人们不再知道什么诗，是各种关于诗歌的歪理邪说畅销于诗坛。《新京报》在9月25日中秋节这天推出的《中秋诗刊》，这份诗歌特刊虽说是诗人荟萃，读罢却感觉是江郎扎堆。不但，暴露了当代诗人们创作力的枯竭，也说明当代人对什么是诗也搞不清楚了。

　　这辑命题作文式的特刊，要求几十位诗人共同以月亮为题赋诗一首，当然写的都是现代诗。不能不说，中秋诗刊的策划创意非常好，不过翻阅下来，除了北岛的（还是以前的旧作）和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两首诗还不错，其他大多味同嚼蜡。当然，命题赋诗难有佳作自古使然，唐朝科举考诗考了几百年，也没出来几首上品。但是，无论如何，命题作诗也应该能够体现出一种水准，可惜，有些人的诗实在是说不过去，更不敢说是诗。

　　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去年网友要恶搞梨花体了。那次事件的本质正是社会发出了对什么诗的怀疑。其后，声援赵丽华的诗歌朗诵会又以脱衣至赤裸的闹剧收场。这一系列的事件也许只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荒谬，证明有人还在写诗，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们仍然在场。在场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出现，却不是价值的呈现。也就是说，诗人在，诗却不在了。

　　如果说，80年代的诗歌繁荣不正常，那么这如死灰一般的诗坛胜景，就是正常了吗？对于80年代，西川说：“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北岛说：“那时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西川和北岛的说法，应该说是当代诗人群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思。但是，如果把那场曾经的诗坛雄起，只看作一场建立在误会基础上的非理性繁荣，恐怕说不过去。把社会对诗歌的热情解读为政治热情，更是忽略了那个时代的热情本身，也不恰当。诗歌回避不了政治，也回避不了历史，当然更回避不了商业化，这些东西不只是皮相，也是诗的载体，是诗的血肉和精神所在。而试图将诗歌与这一切幻象剥离出来，就导致了诗歌表达空间的萎缩。这也构成了90年代后，诗歌的主流。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诗歌在90年代也开出了以海子为代表的另一派，海子把诗歌的创作空间向内延伸，引入文化和灵魂的深处，试图将诗歌向宗教升华。可惜，随着海子的自杀，这条道路也基本荒芜。

　　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当大家放弃了对现实和灵魂的拷问之后，那就不再是诗人，而是犬儒主义的门徒。当然犬儒们所有生存哲学的要义就是苟活而已。犬儒主义深入人心是大家在商业和体制之外所很少谈的一点。犬儒主义对人们心灵自由和诗情的侵蚀也许远甚于商业和政治。

　　所以，当此之际，我们看到，诗歌被当作歌颂的工具，被当作邀取功名的道具，被当作一小撮人把弄的玩具。中国诗坛的没落毋宁说来自于精神的堕落。释迦牟尼说，末法时代要经历一万年。那么中国诗歌的末法时代要经历多少年？如果我们还寄希望于现今这些诗人的话，那就等他们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再说吧。

（编辑：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