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网络文学和影视剧中流行一种“大女主”的主题类型，就是那种围绕一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展开的故事，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女主的人设必须又美又飒，又独立又自由，内心强大又深谙儿女情长，关键是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最终都取得了事业或爱情上的成功，令一众男性折服。这些所谓“大女主爽文”，女性成功的路径和模式跟男性角色相似，有的甚至是男性角色的置换而已，其本质上跟早已存在的大量“逆袭爽文”没什么差别，但它单独成为一种主题类型并受到欢迎，某种程度是基于当下人们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审视，当然最重要的是新时代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定位和期许。
有意思的是，在传统文学写作中，这种“大女主”的形象寥寥无几，甚至是缺席的。大概因为在传统作家看来，“大女主”过于理想化，过于脱离现实，还有大概就是过于颠覆文学史里的女性形象代表。在大学课堂里，现当代文学史老师会为我们梳理出一条女性形象的“链条”：《伤逝》中为了追求自由的新女性最终走向悲剧的子君，《人到中年》里处于工作和家庭两难抉择中心力交瘁的陆文婷，《人生》里那个有着金子般传统美德却殇于城市文明的刘巧珍……毫无疑问，这些女性形象都在她们所诞生的年代有着典型性意义，因为她们本身就代表了时代的某些问题。她们是跟现实问题一起被阐释的。进入新世纪，文学作品里探讨的问题开始侧重由具体的现实问题转向抽象的人性问题，相关的女性叙事首当其冲地同情感、身体、欲望等与“人性”最为天然、最具不确定性的话题直接挂钩，这些词语成为阐释女性叙事的符号，女性写作在这些偏于“女质”的人性话题中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女性写作意味着私人化、身体化、欲望化，逃避宏大叙事，女作家被纳入读者视野的同时，一概纳入“女性写作”的范围，这样以共性扼杀个性的归纳，对女性写作是一种恶性误读，以致于很多人对“女性”这个形容词所代言的表象关注远远超过了文本的艺术技巧、精神思想以及审美价值取向等方面。
我记得在刚学写小说之初，读过一部作品，男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常年在外谋生，物质和情感的双重匮乏生活中，男人有了互相体恤的情人，一夫二妻的状态随着男人的意外身亡浮出水面，最终，两个女人秉持人性之“善”化解了这场伦理危机，传统美德带来了和解和慰藉。这部小说写得温暖动人，绝大多数男性读者喜欢这样的结局。当时我推荐给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读，竟有不少人感到不适，她们认为这样的和解过于理想化、书生气，甚至认为这种伦理危机在现实生活中不应以这样的处理方式获得救赎。她们读这种基于现实生活写照的乌托邦化的表达，还不如读那种幻想神话中的“大女主爽文”更过瘾。
说到底，男性读者喜欢读到文学作品中温良恭俭让的女性，男性评论家喜欢用“隐忍”“母性”“善解人意”这样的词汇去赞扬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聪明，他们更喜欢女性聪慧，相比坚强勇敢，他们更喜欢女性吃苦耐劳，至于“雄心”“刚烈”“心机”等词汇在他们的话语系统里似乎形同贬义，这样的女性最终落到王熙凤这样的下场他们会比较满意。因为，历来女性扮演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与文化传统赋予她的角色，她必须习惯通过“自我隐忍”使其生命形态呈现于世。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一味地附和这样的女性角色认知，并以此来审度“她”像不像一个女人，“大女主”形象自然是难以浮出水面。
已经有不少关注女性写作的女性评论家如郭艳、张莉、曹霞等，她们在很多文章中多次吁告，很难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常态的女性，更多的是在欲望化生存中面目模糊的女性；当下女性写作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新的女性形象，对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出现了脱节。在我理解中，这个“脱节”主要有两个方面：新时代女性的现实形象与文学形象的脱节。譬如说，进入公共视野的优秀女性层出不穷，她们在科技、医学、经济等不同领域已经显示出了“大女主”的风范，那些因为经济独立而实现人生自主、人格独立的女性则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少有文学作品涉及这类女性，仿佛她们的光亮过于微弱，照亮不到文学这个角落。但也应该看到，有不少女作家在作品中对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努力的表达。譬如，杨怡芬在短篇小说《有凤来仪》中，书写了依靠女色而获得权力晋升的两组女性，这类题材虽然很多见，但小说的深意在于——中年的“我”，因为迫切要解决在单位里“千年老二”转正的老大难问题，终于沦为年轻时所拒绝的那类人，由此生发出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这种反思是有力量的；尹学芸在《士别十年》中，以“镜像”式的写法，将郭缨子—陈丹果、郭缨子—孙丽萍/姚雪晶（小妖）作为正反对照的两组女性形象，以十年的变化为轴心，写出了机关女性的痛与耻。范小青的《女同志》、东紫的《春茶》、付秀莹的《他乡》、计文君的《化城》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努力展现女性心灵成长与时代之间的同向同构。
此外，沉迷于日常生活感受和一己情绪的表达，使女性写作进入一个舒适圈，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书写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女作家为了情绪而写作，为了表达的欲望而写作，事实上，这只是写作的一部分，跟男性写作一样，女性写作同样需要理性，摆脱自身一贯所持有的私人化写作特质，书写历史、反思当下、质询生命的意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已经有不少女性作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铁凝、王安忆等。跳出舒适圈的写作，不仅需要女性作家投入更多的理性和智性，还需要有破除定见的勇气。
我曾经在小说《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和《小姨》里，投入过我的勇气。基于某种隐秘的历史原因，克里斯蒂从体制内转至外企，她与现实一直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在外人看来，她人至中年依旧“活不明白”，最终因为积极参与某个公众事件而得罪了上司，克里斯蒂在小说里消失了。《小姨》也同样如此，在理想主义光芒消退的物质时代，小姨依旧我行我素，努力维护着自己的内心秩序，做出了一系列连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古怪行径，最终，小姨在他人目光下变成了一个吓哭人的“滑稽”人物。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我深感自己的勇敢和理性还不够强大，赋予人物这样的结局，看起来是拘于短篇小说这个制式的局限，实则潜意识中我的主体性还是不够强大，对于这一类坚定的理想主义女性，在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我应该如何在作品中“保护”好她们？我期待自己在以后的作品中，找回那些在一声叹息中消失的“她们”，让“她们”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