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时候你对作文是不是很有兴趣？

  余华：兴趣倒也谈不上。反正我一学期写四五篇作文都是“良”，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初中马上不一样了。读初一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叫韩晖，是个女老师，我的每篇作文都被韩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告诉他们写作文应该要像我这样写。到了初二，语文老师叫陈宁安，他对我的作文也比较赞赏。高中语文老师是何成穆。他使我一生中第一次“当官”了——让我做语文课代表。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比较大的“官”了。当时，有部电影叫《春苗》，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春苗小组”，由我发起的。专门出黑板报。

  记者：好像还编过报纸？

  余华：对。当时有学工、学农和学军，像高中生学军，有时一出去就是五六天，学军期间要出《学军快报》。何成穆封我为《学军快报》负责人，然后让我招一个助手，我就招了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姬汉民，然后又招了一个会用蜡版刻字的，叫朱学范。因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当时还用了一个笔名，叫毕献文，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

  记者：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你们这一代作家，都受过很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您曾专门写了很多谈外国作家作品、谈音乐的随笔，是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写完之后，我又开始写一个长篇。但怎么写都不顺，后来就搁下来了。那时候是1996年，刚好汪晖去《读书》当主编。他约我为《读书》写点读书方面的文章，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当时汪晖特别喜欢，将这篇文章发了头条。后来这期杂志出来了，得到了一片赞扬声。结果我又陆陆续续给他写随笔了。我发现人在任何时间都需要鼓励的，鼓励很重要。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想写随笔，但是这么一鼓励，我就高兴地去写随笔了。

  记者：阅读在你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

  余华：苏童对我的评价说是我记忆力好。其实我的记忆并不好。他说，我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东西他都读过，可他当初感觉很好，后来就忘了。我说我要是不写随笔，我也想不起来了，博尔赫斯的那个比喻，可以说是读到现在为止所有文学作品里面我最喜爱的比喻之一，写达米安死的时候，写他在荒原上消失的时候，“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干净的消失呢？博尔赫斯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语言简洁，所以我特意写了一篇随笔叫《博尔赫斯的现实》。

  记者：你对博尔赫斯的作品读得很透。

  余华：他的东西，能看到的我基本上都读过。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编辑他英语诗歌集的乔瓦尼写的，其中说博尔赫斯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过去的旧诗作，他的所有修改都是不断地去除语言中的巴洛克的装饰性，表现出他对平常词汇的更多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博尔赫斯有这样一种本领，让我很羡慕。

  记者：你所读到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在你的随笔里所谈到的一些作家作品，常常游离于公众比较关注的作家作品之外，比如布尔加科夫，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余华：布尔加科夫是格非向我推荐的。后来我找到了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读完以后感触太深了，第一次发现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位文学大师。

  记者：读你的随笔，我发现你对很多作品的阐释，跟一般人的体会完全不一样。这是不是跟你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阅读方式有很大关系？

  余华：故事人人都会编，都可以编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但是，同样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换一个人去写就不一定吸引人，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他没有捕捉到，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在我们认为不经意的地方，他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伟大来。

  比如尤瑟纳尔有一部小说，她写人头被砍下来以后，头掉在地上，结果那个人头又安到脖子上来了。这是一个奇妙的小说，尤瑟纳尔作为一个好作家与差作家的区别在哪里？就像鲁迅写孔乙己来的时候，他要是腿不断，就不用写他走来，他腿断了，鲁迅就必须写，那么怎么写，他就用这种方式写——原来是用那双手走来的。尤瑟纳尔也一样，她写那个人的头被砍下之后，流了血之后，又安上去，这个人重新回来的时候，脖子上围了一块奇怪的红色围巾，这个象征着鲜血，这一笔，这个增加上去的道具，表达了文学中的他异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记者：你在阅读的时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不经意、不起眼的地方，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来判断大师的艺术水准？

  余华：这好比我们建立了一个故事大厦，那个故事大厦是怎么建立的？应该是用砖砌起来的。你用的是什么砖？你用什么方法去砌？有很多人砌得歪歪斜斜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家，都是这样的，而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很多零之后的一，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读那些伟大的作品，经常在那些小地方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才是大师。

  记者：你在处理人的生命状态、确立叙事哲学的时候，很多成分来自这种精细的阅读？

  余华：有一次，我跟苏童两个人在台北，《中国时报》编辑杨哲拉我们到一个很大的礁石上的茶座里聊天，深更半夜了，我们又都没有睡好，困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谈自己喜爱的作品。我发现我跟苏童所喜爱的作品在许多地方不一样，苏童就说了一句：余华喜爱的是很强烈的东西。我发现苏童说的是对的，我确实喜欢比较强烈的东西，而苏童是喜欢比较平静的，喜欢那种比较宁静的作品。我喜欢的作家，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福克纳，都是很强烈的作家，而苏童喜爱雷蒙德·卡佛，说实话我对这个作家不是那么喜欢。

  记者：你有一本随笔集专门谈音乐，你也公开地说音乐影响了写作？

  余华：我觉得音乐在叙述上能给人许多的帮助。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了这种感受。我是1993年真正地迷恋上古典音乐的，我的全面的文学底子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艺术是相通的，所以欣赏音乐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快地进入，而且没有丝毫障碍。那个时候，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巴赫的音乐。

  记者：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尤其是整个叙述节奏的不断往返和重复，起伏和回落，都非常单纯。

  余华：我非常喜欢这样。巴赫是这样一个作曲家，他是那个时代最世俗的一个作曲家，可是到了后来人的眼里他却是最神圣的。巴赫就是这样的。我尤其喜欢他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平均律》，音乐上的术语叫钢琴奏鸣曲；另一个就是他的《马太受难曲》。《马太受难曲》是一部大作品。两部作品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极其单纯，也极其有力。《马太受难曲》我听的那个版本有将近三个小时，大概里面的旋律也只有一首歌多一点，不到两首歌，翻来覆去，独唱，对唱，合唱，男声的合唱，女声的合唱，男女声的合唱，通过这种交换，你会发现充满了力量。这时你就会感觉到，单纯是非常有力的，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人的内心。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喜欢鲁迅，我就喜欢鲁迅作品中的速度，他的速度不仅存在于叙述中，叙述非常地快，迅速，同时也存在于阅读中，你能够一下子就进入了，感到就像是一把匕首插进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什么磨磨刀啊，晃一晃啊，吓唬吓唬啊，说一些废话，没那么多，直接就进来了。

  记者：在音乐里你其实感受更多的是跟叙述相关的那些节奏、速度？

  余华：不仅仅这些。我为什么喜爱音乐，因为我认为音乐也是一种叙述性的作品。它和文学作品一样，是流动的。但是，我为什么更愿意到音乐里去体会一些叙述的美妙呢？因为你要是读《战争与和平》，去了解它的叙述结构，一个月都做不下来，脑子里会很乱，但是你要是听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也就是几个小时就听完了，而且你是在享受中听完的，很轻松地，你就了解了它的叙述力量是怎么产生的。

  记者：包括音乐，包括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你现在都在认真地欣赏和体会，并且还在这些方面写了大量的随笔。这些积累，会不会对你将来的创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余华：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因为我又重读了过去很多重要作品的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原著重读，包括《城堡》，我就是重读的，而且我的阅读感受有不少的变化，过去我迷恋的东西，有些我依然迷恋，有些我现在反思了。（栏目主持人：宋庄）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