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读过《瓦尔登湖》的人，另一种则没有。其实，更加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瓦尔登湖》影响的人，另一种则没有。过去两百年来，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诞生了浩如烟海的书籍，但很少有像梭罗的《瓦尔登湖》那样产生世界性的广泛影响，而且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一直持续下去。考虑到梭罗的名声（显然不及爱默生、福克纳、海明威等美国著名作家）以及他所开创的自然随笔这一文学体裁（至今依然是一种小众的非虚构文学类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自上世纪80年代末著名诗人海子卧轨自杀以来（怀中揣着的正是《瓦尔登湖》），梭罗和他的这本代表作在中国的热度持续攀升，上海的绍兴路上甚至出现了以“瓦尔登湖”命名的店铺（店主收藏了超过210个版本的《瓦尔登湖》）。对于如今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来说，“瓦尔登湖”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份“诗与远方”的召唤，一个曾被兑现的桃花源。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梭罗成了一位“生活在别处”的精神偶像，一个图书世界里的流量级明星。然而，我们真的读懂梭罗了吗？要想开启真正的“瓦尔登湖”之旅，我们或许可以从梭罗三问开始。
务虚 or 务实
犹记得很多年前观看美国电影《死亡诗社》，男主角尼尔·佩里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加入“死亡诗社”时所朗读的宣誓词：“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才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一种浓郁的理想主义气质瞬间抓住了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的心，正如电影中那些渴望自由、浪漫和诗意的鲜活生命，于是第一次记住了这个叫亨利·大卫·梭罗的诗人。直到后来翻开《瓦尔登湖》之后，才发现这种对梭罗的最初印象是多么偏狭与可笑。要知道，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开篇谈的不是自由、浪漫和诗意，也非四季、阅读与孤寂，而是一个完全反诗意的主题——经济。
我真正想说的是，与大多数人对梭罗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很少有比他更加务实的诗人。原因恰恰在于，梭罗不仅仅只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劳作者、一个自然观察家、一个精通数学的测量专家，一个经济问题的思考者。1845年的秋天，就在梭罗开始粉刷他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之时，他也开始了对金钱、资本、经济必需品等主题的深入思考。就此，梭罗正式开启了《瓦尔登湖》这部不朽著作的创作之路。《经济篇》不仅是《瓦尔登湖》中篇幅最长的一章，也是全书首个讨论的主题。除了对富兰克林的《财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的戏仿与讽刺，梭罗的兴趣不仅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比如一顿饭1.0475美元，这是典型的梭罗式的幽默与荒诞），更在于那些足以改变世界的经济理念。
事实上，整个《经济篇》可以看作是梭罗对新经济思想，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回应。他显然熟谙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的作品，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等人使用的基本术语为梭罗提供了诸多论题。斯密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任何东西的真正价格所包含的是要得到它而经历的艰难困苦。”梭罗十分认同这一观点。但在劳动分工问题上，梭罗与斯密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在《国富论》中，斯密极力宣扬这样一种如今似乎已成铁律的观点：将铁钉制造分成18道工序（一个人抽铁线，下一个人拉直，再下一个截切……），有助于提高铁钉的生产率。然而，梭罗却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人性的泯灭与异化。他所倡导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劳动方式，“由一个人负责所有工序，既充当水手，又担任船长；既是船主，又是保险商”。
关于劳动分工的分歧背后，其实隐藏着梭罗和斯密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重大分歧：后者基于国家财富的视角，倡导消费最大化；而梭罗则希望将消费降至最低最简的程度。事实上，他对生产也抱有类似的观点。在瓦尔登湖的第二年，梭罗非但没有增加豆子的产量，反而缩减了种植规模。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正是他所倡导的简朴生活的哲学。在他看来，前往瓦尔登湖独自生活是一项人生实验，初心便在于发现自己真正的需求。是的，梭罗之所以“步入丛林”，是为了用实际生活来检验他的经济学思想和人生哲学理念，正如他的自白：“做一个哲学家，并非意味着拥有微妙的思想或建立一个学派，而在于过一种简朴的、独立的、宽容的和有信仰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生活。”
对于梭罗而言，这样的生活必须深入自然，远离车站、邮局、酒吧，从而接近“我们生活的本源”。在这一伟大实验的过程中，他逐渐“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生活。简朴，简朴，再简朴”。正如一句格言所说：“要尽量简单，但不能更简”。令人惊叹的是，梭罗将这种简朴生活的理念落实落地落细到每一件微小的物品之上，于是我们看到在自己动手建造湖畔小木屋所详细罗列的物品和价格的旁边，还赫然标注着“多数系旧（木）板”“买贵了”“买多了”“大多自己背”等字样。而在《经济篇》的结尾，梭罗以这样一则意味深长的故事作结：真正享有自由的树木只有柏树，因为它从不结果实，而其他树木“各自都有它适当的生产，一定的季节，适时则茂郁而开花，不当时令它们便干枯而萎谢；柏树不属于这些，它永远苍翠”。
正所谓“智者所见略同”，这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庄子在《人间世》篇中所讲的那个关于“无用之用”的著名故事几乎如出一辙。
原始 or 文明
一种教条式的文明观认为，所谓的文明就是逐步摆脱原始状态的漫长历程。梭罗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要用自己的人生实验向世人证明，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具人性的文明观。在他看来，原始不是需要被摆脱的状态，而可以与现代文明对话甚至融合。如果说，在吟唱诗人荷马的时代，神话就是自然的语言，梭罗要创造的，正是一个现代版的神话。他要将久已失落的野性融合到那个被金钱、资本和机械充斥的物欲僵化的人造世界。但如果你认为梭罗式的野性就是退回原始社会的状态，就大错特错了。他所要尝试的是，将物质生活的简朴和精神生活的丰盈相结合，并将两者都推向一种极致，这便是他简朴生活的要义。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世上有两种简朴，一种是近乎愚昧的简朴，另一种是明智的简朴。智者的生活方式，是外在简朴而内涵丰富。野人的生活方式则是内外都简朴。”
对于梭罗来说，创造和践行这种崭新文明观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散步。从某种意义上，散步成了他一生最具象征意义的隐喻。在无数次的远足和散步中，梭罗将时间、空间和思想融为一体，从而为散步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并成就了他那篇具有超前自然保护意识的随笔名作《散步》（Walking, 1861）。梭罗在散步中最大的收获，便是发现了荒野的价值与魅力——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过去，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中蕴藏着一种尚未被唤醒的生机和活力，意味着希望、美好和健康。他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我们走向东方去理解历史，研究文学艺术，追溯人类的足迹；我们走向西部，则是充满进取和冒险精神，走进未来。……对于我来说，希望与未来不在草坪和耕地中，也不在城镇中，而在那不受人类影响的、颤动着的沼泽里。”
梭罗认为，生活充满了野性，最具野性的东西也是最有活力的东西，亦是最接近善与美的东西。然而，他所目睹的却是工业文明对荒野的巨大破坏：“如今几乎所有所谓人类的进步，诸如建筑房屋，砍伐森林树木，都只能摧残自然景色，使它变得日益温顺而廉价。”他痛恨那残酷的斧头，庆幸它“无法砍下天上的白云”。因此，他呼唤：“给我大海，给我沙漠，给我荒野吧！”“我愿意让每个人都像野生的羚羊一样，都像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他已经预见到，不顾自然环境、盲目追求发展的工业文明将会给人类带来恶果。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一旦与荒野脱离，便会变得微弱而愚钝。于是，在“文明的沙漠中保留一小片荒野的绿洲”，便成了梭罗最执着的追求。
其实，荒野不仅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希望，也是文化和文学的灯塔。对此，梭罗非常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从游吟诗人的时代到湖畔诗人的时代，从乔叟、斯宾塞到莎士比亚、弥尔顿，英语文学似乎从未发出过任何新颖或野性的声音。”他同样无法理解：“居然没有一位诗人充分表达对野性的渴望”。于是，梭罗发出了美国自然文学的先声：“在文学中，正是那野性的东西吸引了我们。”他指出，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伊利亚特》，最有魅力的部分“是那种未开化的自由而狂野的想象”。而他笔底的文字也染上了暴雨将至般的狂野与不羁：“意识，心灵，想象和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狂野的。这种‘狂野’像野生生态系统一样，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极为复杂，同时又多变而古老，充满了启示。”
前所未有的，梭罗的这种野性的呼唤将文学艺术家的目光引向荒野，在他身后则是整整一个半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的累累硕果：约翰·巴勒斯《醒来的森林》、亨利·贝斯顿《遥远的房屋》、特里·威廉斯《心灵的慰藉》、西格德·奥尔森《低吟的荒野》、西莉亚·莱顿·撒克斯特《岛上花园》……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梭罗的关于大地的史诗开始的，它来自《瓦尔登湖》的终稿《春季篇》：
大地不仅仅是已死历史的残卷，像图书的册页那样层层叠叠，主要有待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去研究，它还是活着的诗歌，宛如树叶，先于花朵和果实而存在；它并非已成化石的地球，而是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它伟大的内在生命相比，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不过是寄人篱下的生命。
隐士 or 斗士
不难想象，很多中国人先入为主地将《瓦尔登湖》的作者理解为一位陶渊明式的隐士，以至于国内许多版本的《瓦尔登湖》和《梭罗传》的书籍宣传语中都出现了“隐士”“隐者”的字样。其实，梭罗与高蹈独善的陶渊明还是很不一样的，他在流连自然、沉吟山水的同时，并没有忘却他的时代，更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反省和批判。陶渊明创造了理想中的桃花源，而梭罗却用自己的劳作和实践创造了现实版的桃花源——瓦尔登湖。事实上，纵观梭罗的一生，在他身上始终交织缠绕着两股矛盾的力量：隐士与斗士，救世与避世，自我与重名，博大与狭隘，悲悯与冷漠，怀疑与独断，钟情孤独与喜欢交际，逃避社会与热心政治……这些矛盾的力量相互鏖战，构筑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梭罗形象。
梭罗出生的1817年恰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终结的前夜。南北对峙，整个国家犹如坐在火药桶上。梭罗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州府波士顿以及家乡小城康科德，不仅是反奴隶制的中心，也是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中心。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梭罗，塑造了他敢于抗争的叛逆性格。如今，这位《瓦尔登湖》的作者一度成为“躺平分子”的典范，但那些看起来躺得最平的人，往往是最具战斗精神的人。为了抗议奴隶制、抗议美国在美墨战争和对印第安人战争中的暴行，梭罗常年拒绝缴纳政府的人头税。1846年（此时梭罗已在瓦尔登湖畔独居），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员要求梭罗补全之前所欠税款。对此，梭罗断然拒绝，并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夜。
1848年，梭罗发表了题为《个人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讲，并于1849年将其整理成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著名文章。在整个西方世界，这篇文章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瓦尔登湖》。也正是因为这篇名作的深远影响力，梭罗在很多人眼里首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自然文学家。在这篇战斗性的檄文中，梭罗开宗明义地写道：
我由衷地认可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见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它得到贯彻后，最终就意味着这句，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
梭罗认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人们只能选择次好的。政府至多只是权宜之策，大多数政府，有时候甚至是所有政府，常常都是失策的。事实上，例证就在眼前，美国政府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人民有权力对国家发动的战争提出异议。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选择用来执行其意志的工具，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有被滥用和腐蚀的危险。在梭罗看来，一个真正自由开明的政府，应该承认个人拥有一种更高的独立权力，政府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来源于此，并以恰当的方式来对待它的人民。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面对不公正的政府时，人民应该怎么做？梭罗给出的答案是：非暴力形式的反抗。他认为，如果“国家机器”做出了无视正义的行为，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人民可以通过不接受它、不履行义务来制造“反向摩擦”，让“机器”停下来。我们看到，梭罗的这一非暴力反抗思想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到20世纪初期萨德·扎格鲁（Saad Zaghloul）领导的埃及革命，从圣雄甘地反抗英国殖民的抗争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所有这些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均受到梭罗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定义：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行为，是出于良心的决定，但同时是政治性的，它与法律相违背，往往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开展。这样做，是为了尊重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正义感……
就在梭罗开始创作《瓦尔登湖》的1845年，大洋彼岸的另一位青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同样在日后影响深远的哲学名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在文中留下了那句举世闻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古往今来，历史上从不缺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乏一流的行动家，但能集两者于一身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从瓦尔登湖到康科德的监狱，再到晚年的荒野远足，梭罗从未停止过思考，更从未停止过行动，从而成为了少数能回应“马克思之问”的巨人。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