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
在《和博尔赫斯在一起》一书中,作者记录下博尔赫斯的一个观点:侦探小说比任何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更贴近亚里士多德对文学作品这一概念的界定。而雷蒙德·钱德勒无疑对此观点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在《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引进出版之际,我们邀请该书译者为本报独家撰稿,解读钱德勒的文学世界。
——编者
阅读作家的传记,从来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喜欢一位作家,然后就去探究他的人生,有多大的概率会失望而归?作家身为文字的匠人,想必已尽可能地挑拣自身,将最好的东西付诸纸面,若非如此,他们的职业生涯意义何在?
阅读作家的传记,也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比方说,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就始终是危险且可疑的,我们有可能对作家的人生抱有错误的期待,或者更糟糕,被他或她的人生误导,由此误读了作品。钱锺书曾经开玩笑说过,觉得鸡蛋好吃,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除了担心对于作者的好奇心只会滋长与作品无关的闲谈外,他可能还担心这份好奇心有可能会反噬最为根本的阅读。
我抱持着这些观念,多少有些犹豫地接下了汤姆·威廉斯的《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的翻译工作。最后促成我决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有两个。一来是因为,钱德勒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但我能为他做的事情有限。光是《漫长的告别》,市面上就至少有十几个译本。我们是否还有办法更好地理解这位翻越了侦探小说的藩篱,进入经典文学世界的作家?二来,我在接下翻译工作之前大致地翻阅了这本书,它给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除了人生以外,书里还有大量的小说文字选段,我多少抱有侥幸的希望,也许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在钱德勒的人生和作品之间,建立某种恰切的联系。
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他极力避免语言的矫饰,写下的每一页都有闪电
当我们谈论钱德勒的现实主义时,我们通常会审视以他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家给这一体裁带来的革命:雷蒙德·钱德勒和詹姆斯·M·凯恩、达希尔·哈米特一起,改变了彼时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用现实主义支撑起这一体裁。
20世纪30年代初,侦探小说刚刚在北美流行起来,成为风靡已久的西部故事的补充。在完成西进运动后,城市拔地而起,私家侦探也就代替了牛仔,成为城市生活里的英雄。但是,这些英雄的最初面貌是刻板化的,他们有着超人般的能力和神乎其神的魅力。说侦探小说是那个时代的爽文也不为过,虽然读者甚众,但难登大雅之堂。
哈米特、凯恩和钱德勒的出现,改变了侦探小说脚下的土地。侦探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对于英雄主义的遐想,而是被赋予了复杂的人性和丰富的社会意涵。故事所展开的环境也具备了现实的要素,其中不乏对现实生活的贪婪和腐败的影射。这些侦探小说家的大受欢迎,代表了大众品位的转向。它们和严肃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构成了复调旋律,在大众和精英两个层面显现出20世纪上半叶公众思维的改变。
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钱德勒晚至43岁才报名写作夜校,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通俗短篇小说家。在这之前,他都在做什么呢?威廉斯告诉我们,他在洛杉矶这座从荒漠里拔地而起的城市摸爬滚打,目睹了它的石油产业带来了犹如淘金的热潮,也滋生出无处不在的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威廉斯还回顾了当年发生在洛杉矶的几起丑闻事件,无论是庞氏骗局,还是虚伪的布道者,最后受到伤害的总是勤勉而又平凡的人。在写小说之前,钱德勒就在一家石油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同这座城市的腐坏作用斗争,陷入了宿命的酗酒问题,最后失败了。我们能够从马洛和洛杉矶的互动中,看出钱德勒对于这座城市,以及典型意义上的城市化的怀疑精神。他便是这座罪恶之城的骑士。
当我翻译完这部钱德勒的传记之后,我突然明白过来,钱德勒的现实主义就像贝多芬的名言一样,是“非如此不可”。
这样的“非如此不可”体现在他写作的方方面面。他容不下任何虚伪和矫揉造作,曾调侃图书封底的作家简介仿佛“给他们穿上了棉绒质地的无尾礼服,戴上了垂着流苏的帽子,烟斗里装满了克雷文牌混合烟丝,显得他们每天只会游手好闲、孤芳自赏,却写不出几行精准又出人意料的句子”。
为了督促自己避免语言的矫饰,他把8.5英尺×11英尺的黄色信纸裁成两半,“竖着”卷进打字机的纸筒里。然后用三倍行距打字,这样每张纸上就只能打125到150个单词。他要求自己在每一张纸上都写出精彩的内容,并且认为这样急促、简短的写作方式,促使文字变得朴素而有力道。所以也难怪曾经和钱德勒合作过的好莱坞导演比利·怀尔德会感叹道,钱德勒的作品每一页都有闪电。
他从来不接受有截稿日期的长篇小说合同,永远依照自己的方式打磨文字,却因为这样的写作习惯而在好莱坞屡屡受挫。他虽然认为电影编剧因为好莱坞的制度限制而始终是一门具有局限的通俗艺术,但每每需要他牺牲自我,完成编剧工作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出骑士般的英勇气概,最终在好莱坞留下了《双倍赔偿》《蓝色大丽花》等一系列杰出的黑色电影。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钱德勒的一生让我感到,也许阅读作家传记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发现自己读到了该作家一部始终隐藏的作品:那就是作家的人生,并且由此理解了他所有创作中恒久的主旨。钱德勒的人生就是这样一部署了他名字的作品,也是他最成功的现实主义笔触。
小说缺失的谜题,原来要用人生来解
也许悖论的是,悬疑要素并不是身为悬疑小说作家的钱德勒最关心的事情。他从来就不是很在乎,也不花费力气构筑巧妙的谜题。在他的小说中,解谜或者说凶手的揭晓,有时候只是帮助故事推进下去的叙事工具,而不是故事的主线。他还曾经借一部短篇小说讽刺那些越来越让人绞尽脑汁的解谜套路:“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所谓密室谋杀案。从来都没有。”
钱德勒真正在乎的是侦探马洛的塑造,以及被马洛整个吸入肺腑的洛杉矶市。在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我们都感受到,马洛像一步步走进沼泽一般,被卷入他所存在的世界。他不仅仅是调查案件、追查凶手的侦探,而且是所有这些案件的亲历者,被它们影响,被它们改变,同它们共同成长,或者因此失去某种东西。
这样看似朴实的悬疑设定,以及维度丰富的侦探角色塑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极不寻常。我们可以说,钱德勒成也马洛,“败”也马洛。正是马洛这一坚固又一再让我们惊讶的角色,给侦探小说带来了全新的可能。钱德勒可以借助马洛这个角色,探讨许多侦探小说无法涉及的领域:什么是系统性的腐败?腐败的人和腐败的城市如何互相塑造?
马洛的角色塑造为何能够如此成功?该角色丰富意涵的来源,不正是钱德勒这一系列悬疑小说最大的谜团吗?
威廉斯为解开这一谜团,做了很大的努力。他审视了小钱德勒的成长环境,那是一个被女性所主导的传统世界,不仅揭示了马洛为何会如此这般对待女性角色,也解释了钱德勒对部分女性角色的处理;他探访了钱德勒求学的达利奇学院,调查了他的图书馆借阅记录,浏览了描述当时校园生活的文献,追溯了那个时代学生们追求的骑士精神,以及钱德勒从公立学校继承的穿着打扮和行事风格。钱德勒曾说,马洛是“商店里陈旧的加拉哈特”骑士,他的纯洁和未受污染,都可以从这位在达利奇学院受到追捧的纯洁圣杯骑士身上找到蛛丝马迹。
除此之外,马洛也是钱德勒的宿命。正如威廉斯所言,钱德勒离不开马洛,是我们读者的幸运,也未必就是钱德勒的失败。我们从本书发掘出来的钱德勒笔记得知,初涉侦探小说写作的时候,钱德勒只把通俗领域的写作当成训练,他最终的目标是将悬疑故事彻底抛诸脑后,创作出一部严肃文学。我们可以说,他没做到最终目标的第一步,却做到了第二步。他最成熟的作品《漫长的告别》固然仍旧是悬疑故事,却也是真正的严肃文学。他到最后都没能摆脱他笔下最为成功的角色,却也依靠着这个角色做到了他最初想要做的事情。
正是借由马洛,钱德勒使得一种原来叫作pulp fiction,只能印刷在纸张粗糙的廉价杂志上的体裁,具备了严肃文学的潜质,或者用钱德勒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重要或有意义的艺术形式,有的只是艺术作品而已,而且少得可怜。”
也许到最后,钱德勒已经明白,所谓艺术体裁并不真正重要,重要的是他借以行走在世界上的文字的力量,它凝结成了马洛这一坚固又一再让我们惊讶的角色的内核,就像《海上钢琴师》里的1900和《树上的男爵》里的柯希莫一样,成了意韵深厚的隐喻,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马洛,解读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体验,在弥漫着猫腻味道和深不可见的黑暗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道德基准,并像马洛一样,为了守护它而付出改变自己的代价。
最后,谈一谈钱德勒的传记出版情况。目前在英美一共有四部钱德勒传记,除了最新出版的《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以外,其他三部分别是弗兰克·麦克沙恩的《雷蒙德·钱德勒的一生》(1976)、汤姆·希尼的《雷蒙德·钱德勒:一部传记》(1997),以及朱迪思·弗里曼的《漫长的拥抱:雷蒙德·钱德勒与他爱过的女人》(2007)。希望它们能够为钱德勒的解读增添更多的维度,也希望读者们跟我一样,在了解过钱德勒的一生后,能够明白钱德勒所谓“简单的谋杀艺术”是多么的不简单。
(编辑:李思)